印光大師的為人[1]

 

 

恆毓(博士)[2]

《世界弘明哲學季刊》編委會主席

電子信箱:hy@whpq.org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做人問題一貫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儒家強調做人,道家與道教強調做人,佛教也同樣強調做人。這一點,在印光大師身上可以得到極為強烈的反映。

  由於印光大師是從儒家轉入佛門的,他出家之後,雖然同韓愈、歐陽修、二程、朱熹等人保持了原則性的距離,但是他對於儒家正統觀念中「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3]還是無比讚賞的。不過與儒家不同,他認為,不但「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且,「人皆可以作佛」。[4]

  然而,當前的情況是,沒有誰真的成了堯、舜,也沒有誰真的成了佛。為什麼現實同理論會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印光大師認為:「不能為堯舜、不能作佛者,只有性德、無有克己復禮、閒邪存誠及修戒定慧、斷貪瞋癡之修德耳。」[5]這就是說,在成聖的問題上,人人平等,誰也沒有特權,也不可能有特權,而之所以會有聖凡的差別,則完全是個人涵養的問題:如果能克己復禮、閒邪存誠,能修戒定慧、斷貪瞋癡,則水到渠成,自然可以成為堯、舜或如來。

  眾所周知,克己復禮、閒邪存誠是儒家的提法,修戒定慧、斷貪瞋癡是佛教的修煉。儘管二者的目標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出發點並無二致:二者都強調從做人開始,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6]

  那麼,當如何做人呢?

  印光大師認為,做人應當以「誠明」為本。在許多作品中,諸如《竭誠方獲實益論》、《挽回劫運護國救民正本清源論》、《淨土決疑論》、《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等等,可以說,印光大師都在不斷地強調「誠明」二字。

  所謂的誠明,印光大師解釋說[7]

 

  「誠」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實則,「誠明」即「明明德」也。

  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由有人欲之物,遂錮蔽而不能顯現,如雲遮天日,了不見其光相。欲明其明德,必須主敬存誠、克己復禮,則人欲之物自無容身之地,而本有真知全體顯露,如浮雲去而天日昭彰矣。真知既顯,則主權得而使者聽命,故意之所念、心之所思皆歸於真誠無妄、中正不偏矣。此孔子上承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大經大法,撮要述此,以作天下後世希聖希賢之洪範焉。

  若與佛法互證對釋,則「誠」也、「明德」也乃「本覺性德」也,「明」也、「明明德」也乃「始覺修德」也,「物」即「妄想執著」,「格物」即「離妄想執著」。離妄想執著,則得如來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徹底顯現吾心固有之良知與真知也。故曰:其發揮淺深雖有不同,其理體工夫固無二致也。

 

可見,就根本處而論,佛教與儒家是相通的,其相通處即是誠明。

  既然誠明如此重要,怎麼樣才能做到誠明呢?

  在《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一文中,印光大師認為,家庭教育,尤其是母教,是實現誠明的基礎,必須予以高度的重視。他說:「家庭母教乃是賢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於此講求,治何可得乎!」[8]

  「賢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當然也是做人能否誠明的根本,自然馬虎不得,因為「此之修德,最初由賢父母、師長而啟發之,繼則自己孜孜矻矻努力修持,雖未能即到堯、舜與佛之地位,其去下愚之人日在人欲中埋沒者已天淵懸殊矣」。[9]

  正是本著這一理念,印光大師本人也在努力實踐著誠明的精神。具體說來,印光大師為人的誠明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嚴以律己;其二,平等待人;其三,堅持原則。

  嚴以律己是說,印光大師唯念佛是從,不務非本分之事。自從他於光緒七年出家以後,儘管先後住過北京紅螺山、北京圓廣寺、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上海太平寺、蘇州報國寺、蘇州靈巖山寺等不少地方,但他從「不與人結社會,即中國佛教會,亦無名字列入」[10]。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印光大師在普陀山的日子。他在普陀山藏經樓一住就是三十年!而且,是不任職、不做事的三十年。在一個海島上靜住如此之久,這要是換上旁人,恐怕早就溜之乎了。

  平等待人是說,印光大師一貫心意專一,對所有的人與事,他都能平等看待,於平常心中時時體現一個普通佛門弟子的無私情懷。這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對一切人,皆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為勸。無論出家在家,均以各盡各人職分為事: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人無貴賤,均以此告,令一切人先做世間賢人、善人,庶可仗佛慈力超凡入聖、往生西方也。並不與人說做不到之大話,任人謂己為百無一能之粥飯僧。」[11]

  因為一貫有這樣的平等之心,所以,對於任何有益之事,印光大師都能積極地面對。

  面對需要付出的時候,印光大師總是毫不猶豫。光緒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因為「檢閱料理,相助乏人」,急需找人幫忙。當時,圓廣寺便向化聞和尚推薦印光大師,說他「作事精慎」。果然,「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寺眾見師勵志精修,鹹深欽佩,而師欿然不自足也。」[12]

  面對曾經富貴之人的突然沒落,印光大師則鼓勵其正視現實,做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不要生活在夢幻中不能自拔,要樂天知命,要中心坦然。在《復蔡契誠居士書》中,他說:「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行乎富貴,富貴之人,有財力勢力,當以己之財力勢力利人利物;素貧賤,行乎貧賤,昔本富貴,今已貧賤,則勤儉節用,若向來就是貧賤之人;素夷狄,行乎夷狄,若遭世亂,捨家避難於偏僻陋處,亦若就是陋處之人;素患難,行乎患難,既有憂患災難,則亦無所怨尤,若應該受此憂患災難一樣。是以,君子無往而不樂天知命、中心坦然也。」[13]

  面對榮譽,同多數人的想法不同,印光大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14]。據《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15]記載,一九二二年,定海縣陶在東知事、會稽道黃涵之道尹等將印光大師的道行上報,呈請大總統為印光大師題寫了「悟徹圓明」的匾額一方,專程送到普陀山,「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當時,僧俗人等都羨慕不已,而印光大師卻「若罔聞知」。有人向他道喜,他卻說:「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在印光大師看來,自己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慚愧都來不及,又哪來的榮譽呢?

  面對百姓之急難,印光大師「凡聞何方被災告急,必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16]。比如,民國十五年,長安被困。解圍之後,印光大師立即把用來印《文鈔》的款項「急撥三千圓」托人速匯賑濟。民國二十四年,印光大師聽說陝西大旱,便立即讓人從蘇州報國寺存折上僅有的一千多元中「速匯一千元助急振」。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上說法時,他得知綏遠災情嚴重,便立即號召大家救災:一方面,他將法會所籌的「二千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又將準備印書的款項「一千圓」也捐了;另一方面,又匆忙從蘇州報國寺匯去了力所能及的救濟款。

  面對當時人慾橫流的殘酷現實,印光大師認為,人固然有好色的習性,但只有注意節制並避免在色慾上犯禁忌,才有可能獲得健康、幸福的人生。為此,他專門編纂了《壽康寶鑒》一書,並極力推廣《安士全書》等勸世之書,以期人人都能明白縱欲和不懂禁忌的危害。

  在《壽康寶鑒序》中,印光大師開宗明義地指出:「人未有不欲長壽康寧、子孫蕃衍、功業卓著、吉曜照臨者,亦未有欲短折疾病、後嗣滅絕、家道傾頹、凶神蒞止者。此舉世人之常情,雖三尺孺子,莫不皆然,縱至愚之人,斷無幸災樂禍、厭福惡吉者。而好色貪淫之人,心之所期與身之所行適得其反,卒至所不欲者悉得而所欲者悉莫由而得,可不哀哉!」[17]接著,印光大師列舉了兩個因不懂禁忌而亡身的身邊事例:一個是他的歸依弟子羅濟同,一個是在日本學西醫的鉅商之子。前者,大病初癒,便縱情聲色,雖經印光大師暗示,仍不自知,結果,沒幾天就因為「誤犯房事而死」。後者,乘電車時不小心摔成骨折,不過很快就好了。不久,他回國為母親祝壽,「夜與婦宿,次日即死」。[18]得知這些消息,印光大師不禁感歎:「康健時尚宜節欲,況大病始愈乎!」又說:「以俄頃之歡樂殞至重之性命,可哀孰甚!」

  然而,哀歎又有什麼用呢?《孟子》說:「養心者,莫善於寡慾。」做聖人一定要養心,做普通人也需要養心,而養心在於寡慾。而這,則正是印光大師編纂和流通《壽康寶鑒》、強調節制人欲的直接原因。他說:

 

  光常謂:「世人,十分之中,四分由色慾而死;四分雖不由色慾直接而死,因貪色慾虧損,受別種感觸間接而死;其本乎命而死者,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茫茫世界,芸芸人民,十有八、九由色慾死,可不哀哉!——此光流通《壽康寶鑒》之所以也。[19]

 

面對如此沉痛的教訓,印光大師能不興無緣慈、運同體悲而設法流通《壽康寶鑒》等勸世之書嗎?

  印光大師是關心社會、關心民眾的,這一點已不容置疑。那麼,他自己又如何呢?

  應該說,印光大師對自己是苛刻的。「食唯充飢,不求適口;衣取御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錫他人;若普通物品,輒令持交庫房,俾大眾共享,決不自用」[20],這是當時與之同參的道友所公認的事實。

  蘇州的名勝很多,但印光大師卻無意觀光,尤其是晚年,更是「任何名勝,均不往游」。當時,「量己之力念佛,並持《大悲咒》」[21],這便是印光大師每天的生活!

  在印光大師的一生中,他只是在早年做過事,先後在北京紅螺山資福寺、北京龍泉寺做過香燈、寮元、行堂等,此後便一直在關房用功。因為他總在閉關,「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所以,一直到清朝滅亡的三十多年時間裡,他「始終韜晦」,沒有誰知道他。[22]雖然他後來受到了廣大信徒的愛戴,但他從沒有當過住持,沒有收過剃度弟子,沒有擔任過行政職務,也沒有擔任過佛教院校的法師。他只是他自己,除了於關房中念佛、著述、給需要開示的信徒寫信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活動,即使是上堂開示,也極為少見。

  所以,縱觀印光大師的為人,如果用「儉以自奉,厚以待人」[23]這八個字來概括,無疑是平實而貼切的。

 

 



 

 

[1] 本文曾發表於《妙智》季刊1999年第3期,此次出版時,作者對其作了部分改動。

[2] 作者恆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學季刊》編委會主席,哲學教授,中國南京大學哲學博士。長期以來,作者一直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佛、道、儒思想體系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體系的方法論探討,除了有《般若瑣談》、《金剛經懸解》、《現代佛學文庫•印光卷》、《普賢行願品指歸》和《佛道儒心性論比較研究》等近百萬字的專著之外,在海內外還有數十篇相關論文發表,並多次在國際佛學論文比賽中獲獎。電子信箱:hy@whpq.org

[3] 東漢荀悅《申鑒•雜言上第四》說:「或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朱子語類卷第四》說:「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 《傳習錄卷下》說:「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挌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此也。」

[4]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下》第204206頁《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蘇州靈巖山寺版)

[5]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下》第204206頁《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蘇州靈巖山寺版)

[6] 《老子•第六十四章》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7]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三•序》第7071頁《儒釋一貫序》(蘇州靈巖山寺版)

[8]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下》第204206頁《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蘇州靈巖山寺版)

[9]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下》第204206頁《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蘇州靈巖山寺版)

[10]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一》第12頁《大師自述》(莆田廣化寺版)

[11]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一》第12頁《大師自述》(莆田廣化寺版)

[12]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四》第1131頁∼1143頁《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莆田廣化寺版)

[13]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四》第10281029頁(莆田廣化寺版)

[14]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四》第1131頁∼1143頁《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莆田廣化寺版)

[15]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四》第1131頁∼1143頁《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莆田廣化寺版)

[16]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四》第1131頁∼1143頁《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莆田廣化寺版)

[17]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三•序》第8890頁《壽康寶鑒序》(蘇州靈巖山寺版)

[18]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三•序》第8890頁《壽康寶鑒序》(蘇州靈巖山寺版)

[19]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三•序》第8890頁《壽康寶鑒序》(蘇州靈巖山寺版)

[20]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四》第1131頁∼1143頁《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莆田廣化寺版)

[21]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一》第12頁《大師自述》(莆田廣化寺版)

[22]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四》第1131頁∼1143頁《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莆田廣化寺版)

[23]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四》第1131頁∼1143頁《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莆田廣化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