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的為人[1]

恆毓（博士）[2]

《世界弘明哲學季刊》編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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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做人問題一貫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儒家強調做人，道家與道教強調做人，佛教也同樣強調做人。這一點，在印光大師身上可以得到極為強烈的反映。

　　由於印光大師是從儒家轉入佛門的，他出家之後，雖然同韓愈、歐陽修、二程、朱熹等人保持了原則性的距離，但是他對於儒家正統觀念中「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3]還是無比讚賞的。不過與儒家不同，他認為，不但「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且，「人皆可以作佛」。[4]

　　然而，當前的情況是，沒有誰真的成了堯、舜，也沒有誰真的成了佛。為什麼現實同理論會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印光大師認為：「不能為堯舜、不能作佛者，只有性德、無有克己復禮、閒邪存誠及修戒定慧、斷貪瞋癡之修德耳。」[5]這就是說，在成聖的問題上，人人平等，誰也沒有特權，也不可能有特權，而之所以會有聖凡的差別，則完全是個人涵養的問題：如果能克己復禮、閒邪存誠，能修戒定慧、斷貪瞋癡，則水到渠成，自然可以成為堯、舜或如來。

　　眾所周知，克己復禮、閒邪存誠是儒家的提法，修戒定慧、斷貪瞋癡是佛教的修煉。儘管二者的目標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出發點並無二致：二者都強調從做人開始，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6]

　　那麼，當如何做人呢？

　　印光大師認為，做人應當以「誠明」為本。在許多作品中，諸如《竭誠方獲實益論》、《挽回劫運護國救民正本清源論》、《淨土決疑論》、《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等等，可以說，印光大師都在不斷地強調「誠明」二字。

　　所謂的誠明，印光大師解釋說[7]：

　　「誠」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實則，「誠明」即「明明德」也。

　　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由有人欲之物，遂錮蔽而不能顯現，如雲遮天日，了不見其光相。欲明其明德，必須主敬存誠、克己復禮，則人欲之物自無容身之地，而本有真知全體顯露，如浮雲去而天日昭彰矣。真知既顯，則主權得而使者聽命，故意之所念、心之所思皆歸於真誠無妄、中正不偏矣。此孔子上承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大經大法，撮要述此，以作天下後世希聖希賢之洪範焉。

　　若與佛法互證對釋，則「誠」也、「明德」也乃「本覺性德」也，「明」也、「明明德」也乃「始覺修德」也，「物」即「妄想執著」，「格物」即「離妄想執著」。離妄想執著，則得如來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徹底顯現吾心固有之良知與真知也。故曰：其發揮淺深雖有不同，其理體工夫固無二致也。

可見，就根本處而論，佛教與儒家是相通的，其相通處即是誠明。

　　既然誠明如此重要，怎麼樣才能做到誠明呢？

　　在《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一文中，印光大師認為，家庭教育，尤其是母教，是實現誠明的基礎，必須予以高度的重視。他說：「家庭母教乃是賢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於此講求，治何可得乎！」[8]

　　「賢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當然也是做人能否誠明的根本，自然馬虎不得，因為「此之修德，最初由賢父母、師長而啟發之，繼則自己孜孜矻矻努力修持，雖未能即到堯、舜與佛之地位，其去下愚之人日在人欲中埋沒者已天淵懸殊矣」。[9]

　　正是本著這一理念，印光大師本人也在努力實踐著誠明的精神。具體說來，印光大師為人的誠明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嚴以律己；其二，平等待人；其三，堅持原則。

　　嚴以律己是說，印光大師唯念佛是從，不務非本分之事。自從他於光緒七年出家以後，儘管先後住過北京紅螺山、北京圓廣寺、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上海太平寺、蘇州報國寺、蘇州靈巖山寺等不少地方，但他從「不與人結社會，即中國佛教會，亦無名字列入」[10]。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印光大師在普陀山的日子。他在普陀山藏經樓一住就是三十年！而且，是不任職、不做事的三十年。在一個海島上靜住如此之久，這要是換上旁人，恐怕早就溜之乎了。

　　平等待人是說，印光大師一貫心意專一，對所有的人與事，他都能平等看待，於平常心中時時體現一個普通佛門弟子的無私情懷。這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對一切人，皆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為勸。無論出家在家，均以各盡各人職分為事：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人無貴賤，均以此告，令一切人先做世間賢人、善人，庶可仗佛慈力超凡入聖、往生西方也。並不與人說做不到之大話，任人謂己為百無一能之粥飯僧。」[11]

　　因為一貫有這樣的平等之心，所以，對於任何有益之事，印光大師都能積極地面對。

　　面對需要付出的時候，印光大師總是毫不猶豫。光緒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因為「檢閱料理，相助乏人」，急需找人幫忙。當時，圓廣寺便向化聞和尚推薦印光大師，說他「作事精慎」。果然，「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寺眾見師勵志精修，鹹深欽佩，而師欿然不自足也。」[12]

　　面對曾經富貴之人的突然沒落，印光大師則鼓勵其正視現實，做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不要生活在夢幻中不能自拔，要樂天知命，要中心坦然。在《復蔡契誠居士書》中，他說：「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行乎富貴，富貴之人，有財力勢力，當以己之財力勢力利人利物；素貧賤，行乎貧賤，昔本富貴，今已貧賤，則勤儉節用，若向來就是貧賤之人；素夷狄，行乎夷狄，若遭世亂，捨家避難於偏僻陋處，亦若就是陋處之人；素患難，行乎患難，既有憂患災難，則亦無所怨尤，若應該受此憂患災難一樣。是以，君子無往而不樂天知命、中心坦然也。」[13]

　　面對榮譽，同多數人的想法不同，印光大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14]。據《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15]記載，一九二二年，定海縣陶在東知事、會稽道黃涵之道尹等將印光大師的道行上報，呈請大總統為印光大師題寫了「悟徹圓明」的匾額一方，專程送到普陀山，「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當時，僧俗人等都羨慕不已，而印光大師卻「若罔聞知」。有人向他道喜，他卻說：「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在印光大師看來，自己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慚愧都來不及，又哪來的榮譽呢？

　　面對百姓之急難，印光大師「凡聞何方被災告急，必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16]。比如，民國十五年，長安被困。解圍之後，印光大師立即把用來印《文鈔》的款項「急撥三千圓」托人速匯賑濟。民國二十四年，印光大師聽說陝西大旱，便立即讓人從蘇州報國寺存折上僅有的一千多元中「速匯一千元助急振」。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上說法時，他得知綏遠災情嚴重，便立即號召大家救災：一方面，他將法會所籌的「二千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又將準備印書的款項「一千圓」也捐了；另一方面，又匆忙從蘇州報國寺匯去了力所能及的救濟款。

　　面對當時人慾橫流的殘酷現實，印光大師認為，人固然有好色的習性，但只有注意節制並避免在色慾上犯禁忌，才有可能獲得健康、幸福的人生。為此，他專門編纂了《壽康寶鑒》一書，並極力推廣《安士全書》等勸世之書，以期人人都能明白縱欲和不懂禁忌的危害。

　　在《壽康寶鑒序》中，印光大師開宗明義地指出：「人未有不欲長壽康寧、子孫蕃衍、功業卓著、吉曜照臨者，亦未有欲短折疾病、後嗣滅絕、家道傾頹、凶神蒞止者。此舉世人之常情，雖三尺孺子，莫不皆然，縱至愚之人，斷無幸災樂禍、厭福惡吉者。而好色貪淫之人，心之所期與身之所行適得其反，卒至所不欲者悉得而所欲者悉莫由而得，可不哀哉！」[17]接著，印光大師列舉了兩個因不懂禁忌而亡身的身邊事例：一個是他的歸依弟子羅濟同，一個是在日本學西醫的鉅商之子。前者，大病初癒，便縱情聲色，雖經印光大師暗示，仍不自知，結果，沒幾天就因為「誤犯房事而死」。後者，乘電車時不小心摔成骨折，不過很快就好了。不久，他回國為母親祝壽，「夜與婦宿，次日即死」。[18]得知這些消息，印光大師不禁感歎：「康健時尚宜節欲，況大病始愈乎！」又說：「以俄頃之歡樂殞至重之性命，可哀孰甚！」

　　然而，哀歎又有什麼用呢？《孟子》說：「養心者，莫善於寡慾。」做聖人一定要養心，做普通人也需要養心，而養心在於寡慾。而這，則正是印光大師編纂和流通《壽康寶鑒》、強調節制人欲的直接原因。他說：

　　光常謂：「世人，十分之中，四分由色慾而死；四分雖不由色慾直接而死，因貪色慾虧損，受別種感觸間接而死；其本乎命而死者，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茫茫世界，芸芸人民，十有八、九由色慾死，可不哀哉！——此光流通《壽康寶鑒》之所以也。[19]

面對如此沉痛的教訓，印光大師能不興無緣慈、運同體悲而設法流通《壽康寶鑒》等勸世之書嗎？

　　印光大師是關心社會、關心民眾的，這一點已不容置疑。那麼，他自己又如何呢？

　　應該說，印光大師對自己是苛刻的。「食唯充飢，不求適口；衣取御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錫他人；若普通物品，輒令持交庫房，俾大眾共享，決不自用」[20]，這是當時與之同參的道友所公認的事實。

　　蘇州的名勝很多，但印光大師卻無意觀光，尤其是晚年，更是「任何名勝，均不往游」。當時，「量己之力念佛，並持《大悲咒》」[21]，這便是印光大師每天的生活！

　　在印光大師的一生中，他只是在早年做過事，先後在北京紅螺山資福寺、北京龍泉寺做過香燈、寮元、行堂等，此後便一直在關房用功。因為他總在閉關，「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所以，一直到清朝滅亡的三十多年時間裡，他「始終韜晦」，沒有誰知道他。[22]雖然他後來受到了廣大信徒的愛戴，但他從沒有當過住持，沒有收過剃度弟子，沒有擔任過行政職務，也沒有擔任過佛教院校的法師。他只是他自己，除了於關房中念佛、著述、給需要開示的信徒寫信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活動，即使是上堂開示，也極為少見。

　　所以，縱觀印光大師的為人，如果用「儉以自奉，厚以待人」[23]這八個字來概括，無疑是平實而貼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