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人語方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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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人語
方世豪

　　這期《人文》遲了出版，在此向各讀者致歉。我在專欄中談到孔子的思想是重視具體人的關係和具體的人的感情，孔子的「仁」說的是理也是情，是道德行為背後的理，背後的情，背後的基礎。因此儒家一直既是重理也是重情。到了宋代，哲學家們比較著重提出「理」來討論，更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配合後來僵化了的禮教規條，使人誤解，以為儒家是重視禮教規條而抹殺人的情感。杜若鴻兄在討論《牡丹亭》時，就是以為宋明理學重視「理」，因而影響到文學作品要反對這「理」，因此要突出「情」的重要性。我相信這也是很多人的誤解，以為儒家的情與理是相對的，重理就不重情，而理就是禮教規條，就是禁欲主義。其實儒家一直是重視情感的，宋明心學與理學之爭，不是禮教和情感之爭，人欲不是情感。理本身就既是情也是理，人欲是私欲，理是天理，天理是百姓日用，發自真心的道德之情。心學與理學之爭是爭論怎樣才可明白實踐出這種情這種理，爭論的只是進路方法的問題。若把文學作品的重情原因說為宋明理學的反動，似乎是對宋明理學有所誤解。我相信這也是一般人對儒家的誤解，故特提出來在此加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