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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聞一多的《莊子》散文藝術研究
聶永華(鄭州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在20世紀前期的《莊子》散文藝術研究中，魯迅和聞一多以其精闢而新銳的理論洞察，奠定了《莊子》散文藝術研究的基礎，故特拈出予以評述。

魯迅傾心於莊子的哲學和文章，思想和文風上受到莊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郭沫若在194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詳細列舉了魯迅在詞語、題材方面對《莊子》的引用，指出魯迅「愛用莊子所獨有的辭彙，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書中的故事爲題材而從事創作，在文辭上讚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受莊子影響的反映。」[1]1926年魯迅在廈門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編寫了《漢文學史綱要》作爲講義[2]，第三篇題爲《老莊》，以熔鑄古今會通中外的學術眼光，對《莊子》散文藝術作了簡要的理論概括。

首先，指出了《老子》《莊子》尤其是後者在先秦諸子中以「美富」著稱的特點。莊子以「無爲」爲其哲學根基，因此對文藝在正面論說時常持消極態度，然而在先秦諸子中《莊子》卻是文學價值最高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洸洋自恣以自適」（《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窮形盡相的描寫隨處可見，無論是鳥獸蟲魚還是風雲山水以及神怪異人，均體物入微，形神畢肖，其語言之揮灑自如，在同代文章中罕有其比，堪稱一位元傑出的語言藝術大師。實際上魯迅這裏已揭示出莊子文學家的身份。郭沫若明確指出：「他的文辭確是『環瑋』而『淑詭』」，因而「他不僅是一位出類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學家。」[3]

其次，揭示了《莊子》題材的特點：「著書十余萬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無事實」。莊子爲了追求精神自由和表達超脫的思想，採取了「寓真於誕，寓實于玄」的表達方式，文章中充滿了「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詞」，在題材的選擇上，更多地注目於寓言和神話。其中既有對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的改造加工，也不乏自出機杼的即興創作，把深刻的哲學思想形象地寄寓於撲朔迷離、真僞莫辨的虛妄情節中，在一種超現實的藝術氛圍中表現自己真實的思想。魯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準確地把握著了《莊子》散文藝術的基本特點。

再次，把《莊子》散文的藝術風格概括爲「汪洋辟闔，儀態萬方」。《莊子》文章想象豐富，構思奇特。作爲文學家的莊子，其宏觀的藝術視角，可以隨同奮翮高飛的大鵬躍升於九萬里之太空，俯視莽莽山川林澤之端之霧靄雲霞如野馬奔騰；其藝術的微觀視角，可以潛入小小蝸角，冷眼旁觀觸蠻二氏「爭地以戰，伏屍百萬」的荒唐慘像，光怪陸離的形象紛至遝來，異彩紛呈，令人於驚奇駭怪的中獲得非凡的藝術享受。通過其獨特的風格，魯迅精闢地闡述了構成《莊子》散文不朽的藝術魅力的重要原因。

最後，在對《莊子》散文藝術準確把握的基礎上，確立了莊子的文學史地位：「晚周諸子，莫能先也」。受這一看法的啓發，郭沫若《莊子與魯迅》認爲：「不僅『晚周諸子莫能先』，秦漢以來一部中國文學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響之下發展的。」

粗略看來，魯迅的評價與《史記》所載相差無幾，然而卻是薈萃前人思想而予以獨到的評判，重點從文學價值取向上考察了《莊子》散文藝術，突出了其在先秦諸子中獨特成就和地位，雖是三言兩語，卻幾乎成爲不刊之論。但從表述方式上看，魯迅所使用的語言還是文言，文體形式上仍有傳統評點的痕迹。聞一多則以其鮮明的學術個性，體現出《莊子》散文研究的現代學術特色。聞一多對莊子的研究和傳播用力甚勤，曾著有《莊子內篇校釋》、《莊子章句》、《莊子校補》和《莊子義疏》，並在其他地方多次說到莊子。聞一多對莊子獨有會心，尤其是對《莊子》散文藝術的研究，更顯示出一位元詩人兼文學史家的慧眼文心和宏見卓識。1929年歲尾，聞一多發表了他的重要論文《莊子》[4]，結合莊子的生存境況，集中對《莊子》的文學特徵作了生動的闡述。

首先，聞一多認爲，莊子堪稱先秦諸子中唯一的文學家：「如果你要的是純粹的文學，在莊子那素淨的說理文的背景上，也有著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素，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詩，賦，傳奇，小說，種種的原料，盡夠你欣賞的，採擷的。這可以證明如果莊子高興做一個文學家，他不是不能。」莊子的時代是一個産生政治家、軍事家的時代，不是産生文學家的時代。諸子各家，紛紛攘攘，各逞其策，各獻其術，莊子慧眼勘破，勸人棄智慧而求無智慧，勸人說無爲則可以無不爲，爲處於「夾縫」中的「人間世」找尋一條安身立命之路。這說明莊子是身在江湖，心懷天下，被視爲哲學家的莊子，在其貌似「出世」哲學思想的背後隱含著「入世」的人間關懷。這主要是表明莊子無意做一個文學家，與其他諸子並無不同。然而，這種「無意」與其「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的有意碰撞，哲學與文學交織在一起，以文學的形式承載起了哲學的內核。因此，聞一多認爲：「莊子是一個哲學家，然而侵入了文學的聖域」，進而指出：「古來談哲學以老、莊並稱，談文學以莊屈並稱。」同時，聞一多認爲，莊子具備了一個傑出文學家和詩人的基本素質：「他那嬰兒哭著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悵，聖睿的憧憬，無邊無際的企慕，無崖際的豔羨，便使他成爲最真實的詩人。」

其次，莊子是一個文學家，那麽《莊子》的文學性何在？聞一多說：「南華的文辭是千真萬確的文學，人人都承認。可是《莊子》的文學價值還不只是在文辭上。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子的東西；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這裏聞一多以詩人特有的多情與靈敏，體悟到了《莊子》文章中詩性特徵：一是其抒情性，莊子「是一個抒情的天才」。聞氏引述了明人吳世尚對《莊子·則陽》中「舊國舊都，望之悵然」的評論：「莊子妙得於詩」，並補充道：「這裏果然是一首妙絕的詩——外形同本質都是詩。」聞一多不僅於莊子情感外露的地方看到了詩意，而且在玄妙莫測的哲理中悟出了莊子的深情。如他對「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理解：「莊子仿佛說：那『無』處便是我們真正的故鄉。他苦的是不能忘情於他的故鄉。」聞一多在莊子哲學中探究到的情感趨向，讓人感到莊子對生活體驗的深刻和情感的濃烈，並進一步闡發道：「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鄉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他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一種客中百無聊賴的情緒完全流露了。他思念故鄉的病意，根本是一種浪漫的態度，詩的情趣。並因爲他鍾情之處，『大有徑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廣大無有，幾乎令人捉握不透，所以浪漫的態度中又充滿了不可逼視的莊嚴。」聞一多的《莊子》闡釋，顯然已不是文詞的訓詁也不是哲學思想的詮釋，而是對文學深情厚韻的感悟，然而又讓人感到他接近了莊子哲學的本真。莊子著述，的確不是要建立什麽哲學體系，他要做的只是表述一種適意的、美妙的生存境界，其中蘊含的是莊子對人類生存原生態的深情凝望和暢想。

因此，聞一多深情地從《莊子》中看到了「一個哀怨的『情』字」：「《三百篇》是勞人思婦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莊子的情可難說了，只有超人才載得住他那種神聖的客愁。所以莊子是開闢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情種；若講莊子是詩人，還不是泛泛的一個詩人。」這樣聞氏很自然揭示了《莊子》詩情特徵的另一重要方面：道出了人類普遍心理與情感，而這只有一流作家才能做到。聞一多說：「向來一切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哲學是不分彼此的」，「哲學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只有淺薄的、庸瑣的、渺小的文學，才專門注意花葉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寶貴的類似哲學的仁子。無論《莊子》的花葉已經夠美茂的了；即令他沒有發展到花葉，只他那簡單的幾顆仁子，給投在文學的園地上，便是偉大的貢獻，無量的功德。」這裏既揭示《莊子》博大精深的審美內涵和「花葉」繁茂的美感形式，也顯示了《莊子》對文學發展的影響。衆所周知，儒家認爲文藝應以「載道」爲目的，雖然孔子曾強調「文質彬彬」，但總體上側重於「質」，而道家雖以其對文學創作內在規律的揭示推動了文學的自覺，然而魏晉以後，消極追求閒情逸致、片面講究外在的華麗，失去了文學應有的厚重，失去了《莊子》中「那原始、最寶貴的哲學的仁子」，而流爲「淺薄的、庸瑣的、渺小的文學」。因此，聞一多對《莊子》散文哲學內涵的彰揚，實際上是以深邃的文學史家眼光，開出的一劑療救的藥方。再次，《莊子》雖然也像其他諸子一樣地表達哲學思想，但文章卻達到美的極致，因而聞一多說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迹、一件化工」。莊子思想與文章對後世文學藝術産生了深入骨髓的影響，準確地指出了《莊子》成爲美的典範的原因。

第三，《莊子》的文辭之美，千古卓絕。聞一多認爲，這樣的美，根本在於文辭與思想的天衣無縫的渾融，那奇誕蔥籠的想象力，恣肆瑰麗的文辭，自由驅遣陶熔的文風，造化之秘與心匠之運妙澈融合，達到了中國語言詩性美的極致。通過比較，他稱讚道：「戰國縱橫家以及孟軻荀卿韓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夠好的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辭令的極致，一種純熟的工具，工具本身難得有獨立的價值，莊子可不然，到他手裏，辭令正式蛻化成文學了。他的文字不僅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種目的。」在引述了《莊子·天下》對莊子文辭的評說和高似孫、趙秉忠、淩約言等人的評價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讀《莊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型與本質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融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只那一點，便足注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聞一多又從審美接受的角度闡述了《莊子》的藝術效果：「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辭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更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許甚麽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件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便使你加倍的愉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對找不到，以後遇到的機會確實也不多。」

第四，從純文學角度來衡量，《莊子》表現了高超的「寫生」和營構「境界」的能力。聞一多認爲，莊子既是抒情的天才，又是一位寫生的妙手，其觀察力往往勝過旁人百倍：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馬「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踢」；他能感受到春天槐葉的生長，「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生目，十日而鼠目，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聞一多引述了《齊物論》中的描寫「風」的「奇文」，認爲本來無形可見的「風」，莊子卻能描繪得生動傳神，比宋玉《風賦》所狀之風要高明得多。另外，聞一多還認爲，莊子筆下的支離疏等人物是「清醜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代表了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界，而莊子正是這種境界的開創者。

第五，是莊子充滿雋永諧趣、奇肆想象的寓言。戰國諸子文章多用寓言，而莊子不但用得最多最精，而且最具文學性，聞一多認爲：「寓言成爲一種文藝，是從莊子起的。」其突出特點是諧趣和想象：「諧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設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結果愈能發人深省。」莊子寓言固然有其象徵意義，「然而對於故事本身——結構、描寫、人格的分析、『氣氛』的佈置，……他末嘗不感覺興味」，這些「都足見莊子那小說家的手腕」。這是莊子對中國文學的獨創性貢獻，推動著中國文學的發展。聞一多認爲，從《桃花源記》、《毛穎傳》，甚至《西遊記》《儒林外史》中，都可以看出莊子的明顯影響。

總之，魯迅、聞一多的《莊子》散文藝術研究通覽全局，抉發特色，以活躍的思維給人以豐富的啓迪，其拓荒式的開墾給後來者留下了精耕細作的園地。郭沫若對聞一多的《莊子》研究做出了高度的評價：「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不僅是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後無來者。」[5]可以說，正是他們富於現代色彩的學術理路，奠定了20世紀《莊子》散文藝術研究的基本格局，20世紀後半期的《莊子》散文藝術研究基本上是沿此路徑向前發展與開拓的。

註釋：

[1] 《中蘇文化》（半月刊）1941讓4月20日，第8卷第3、4期。

[2] 原題《中國文學史略》，次年在中山大學講授時題爲《古代漢文學史綱要》；1938年編入《魯迅全集》改用今名；收入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9卷。

[3] 《莊子與魯迅》。

[4] 《新月》第2卷第9期。

[5]《聞一多全集》第12卷郭沫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