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1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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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混濫與文化意識的貧乏－評康曉光的仁政與儒化
余健文(美國加州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材枓科學研究員)

近日讀友人傳來康曉光教授「我為甚麼主張儒化-關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長文。覺得其論理頗迂迴曲折，整篇文章充滿了荒謬怪誕之辭，表面觀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然而其目的不外是要為現政權之專制披上華麗炫目的外衣。本來依附權力反對民主自由的幫閒之論，比比皆是，不甚值得批駁。不過，作者自稱以中國文化、儒家精神來批判「自由民主主義」，進而提出以道統、學統、政統三位一體建構所謂「仁政」的藍圖，彷佛有代聖人立言為萬世開太平之勢。但細觀其「仁政」、「三統」、「禪讓」等所謂「傳統觀念」的內涵，實與正宗儒家精神背道而馳。在中國文化備受誤解的今日，此文更使人對儒家產生莫名的厭惡之情。康教授批評今人一是「民主完美迷信」，一是「儒家萬惡迷信」。我想真正「民主完美迷信」者並不多。但康教授自命為儒者，而且要推行「仁政」、要「儒化」中國，然而其言論只是竊取儒家之片言隻語，妄意加進自己之內容，其論理與儒者之言毫不相干，更與儒家精神南轅北轍。如果以康教授為真儒者，則人們「儒家萬惡迷信」亦不無道理，亦非迷信也。因此我以為任何認同儒家精神，愛惜中國傳統文化的人都應起而辯正之，並鄭重的敬告世人，「儒家精神並不反對民主與科學，民主與科學乃儒家文化生命向前發展所必然的要求，也是每一民族心靈向前發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假儒家、保守主義之名，以反對民主政制，反對科學理性者，乃為曲迎權力之論。他們實為小人儒之末流，亦非真了解「保守」之義，只是以「反動」為「保守」矣。

一、民主與仁政非對立的命題

康教授此文的謬誤實在太多，要作全面的批駁，非三言兩語可以為之。其對民主自由之歪曲，已有不少人為文批正，在此我只想指出，先不問其政治目的，作為學者，作者缺乏造學問基本的分析頭腦，整篇文章把一些層次不同的觀念拉雜的並列在一起，胡亂對比，當然可以得出任何合符他的偏見的結論。康文說﹕「對於中國來說，西方式民主，作為工具是没用的，作為價值是不好的。說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敗問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護大眾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略奪，相反，還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政治動蕩、國家分裂。說它“不好”不是說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理論無法自圓其說，而是說它無法在實踐中兌現自己的承諾，到頭來還是一套謊言。所以，我們應該抛棄它，至少不應該不假思索地接受它。」所以他認為中國不應建立民主政制，中國的出路是實行「仁政」。此等言論正表現了康教授觀念層次的混淆與其文化意識的貧乏。我們首先要問甚麼是西方式民主？如果只觀民主在實際政治上的運作模式，不同的民主國家有不同的民主基制：如普選與間選、共和與立憲、總統制與內閣制等等，又豈只有西方東方之別？「民主自由」有其文化的涵義，是超越的精神的價值，與科學一樣，民主是人類文化的「共法」，非西方之專利。以民主為西方獨有，是對人類歷史精神發展的無知。康教授只能以工具實用的角度來看文化，其所言之價值也只是工具的價值，以此不足以論文化。

康教授所言的「仁政」是甚麼﹖他說﹕「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那種愛人之心。甚麼叫“仁政”？說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如果如康教授說「仁」只是愛人之心，那麼儒家的「仁」與耶穌的「愛」有何分別﹖孔子在「論語」中言仁者超過三十條，除了「仁者愛人」外，他也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觀過斯知仁矣」，「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克己復禮為仁」…。孔子言「仁」豈可以「愛人」一語概括之。仁固然包涵愛人之義，此愛人之仁為「仁義禮智信」諸德目之一，孔子把他們都統攝在「仁」之下。儒家言仁，有其超越形上之意義，仁者為本體宇宙論生化之普遍之理，故云「生生之謂仁」。儒家仁義並舉，仁者，理之本然，義者，理之應然，故能「踐仁知性知天」。以仁為愛人之心，是望文生義，是混濫了本體之仁與作為德目之仁。其所謂之仁政，不過是「愛人者行之政」，此為狹義之「仁政」，康教授說得的確很白，但無實義，因為不論在任何的政體下，為政者都應當以愛人之心施政，這是事理之應然。

「民主」是一種政制，在政治上屬第一義的層面，其對比是君主專制、極權等政治制度。狹義之「仁政」是二千多年前儒家在一個君主專制的王權政制之下，不得已而提出之政治要求，希望以此來約制君主無限的權力，這乃是權法而非常道，亦只及於治道之末而未及於政道之本。民主政治正是對治以往政權更替之無常法的問題。先儒用心每至此而窮，但這並非表示民主與儒家思想基本相違。儒家追求的正是個人價值向社會之普遍化、客觀化，人道之尊正表現在道德的自律上，而民主政制之本質精神，正是一自作主宰的精神。故民主政制亦是儒家精神不容已之發展，而非西方之專利。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不同民族的民主政體，當然有其不同的表現方式。故民主與仁政之關係，以儒家之語申之，民主政制為體為本，仁政為用為末。真正以人民為本之主政者，施仁政之極於民，最終亦必有能悟民主為必然之終極發展，此為「即用見體」。故仁政實可融和於民主政制之中，康教授不明「權」與「經」之別而以之為一對立的命題，是混濫了不同層次之概念。康教授對其所謂作為「未來中國的制度框架」的「仁政」也的確加入了一些「新」的內容，他說﹕「仁政是一種“混合政體”。这種政體把君主政治、寡頭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它包括一些要素﹕「仁慈的權威主義、市場經濟、法團主義、福利國家、儒教。」然而，這只一些政治學概念的湊集，說不上甚麼新內容，更不足以成為制度。本儒家超越義之仁而言的仁政，則不只是狹義的「愛人者行之政」，更不應是「仁慈的權威主義」，而必然是合乎人心之不容已的民主政治。

二、本質與現實的混濫

康教授於文章中反復提出「西方式的民主不能解決當今中國所有的問題」。這也是多數反民主者之理據。先不論當前中國之問題是甚麼，此一命題本身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民主政制並不是解決一般問題的方法。當然有些時候我們有紛爭不能解決時，亦可訴諸民主表決，但那是民主在現實上的運作，而不是這裡說的保障政權公有的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是本於人精神上自作主宰的要求之不容已，發之於社會國家，以期必達於合符本體精神之政治制度，此為解決人類政治體制之根本問題的方法。也就是「以至仁大義立千年之人極」之正道。民主之下更涵攝了自由、平等、人權運動等諸內容。故以民主為一時解決問題的辦法，正是不了解民主的表現。當前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問題，屬於現實層面之事，其解決的辦法也就是儒家所謂的廣義的「外王」之道。而發展「外王」必賴於民主與科學。牟宗三先生說:「科學知識是新外王中的一個材質條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這個新外王的材質條件才能充分實現。」所以在專制(那怕是最開明最仁慈的專制)政治之下，對所謂「當前的問題」只能修修補補，所謂「牽補度日」，不可能有根本的解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發展外王之道才有保障。「當前的問題」才能得到根本之解決。何況所謂「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正是專制政權引發而生者，決非民主制度下產生之問題。康教授以此來反對民主，支持獨裁統治，正是不明本體與現象，是混濫了超越之根本與現實之表象。

為了否定西方民主社會平等的觀念，康教授將不同層次的平等混和在一起，他將人生而平等的人在價值意識上之平等-超越的平等，與人的自然生命中才質的不平等，及現實社會所引生出來的各種不平等平列對比，由之以導出西方民主國家(美國)與中國之極權專制社會同樣不平等的結論。其實這也不是康教授本人的「真知灼見」，近年來中共在回應西方國家對其人權狀況的批評時亦以此反駁。西方民主社會的平等觀念，主要立根於超越層面，以此引申出人在現實社會中理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人權)。現實社會上的各種不平等，必賴於此超越之平等而作合理的對治。人生而平等的信仰，在西方其根源是上帝以其自身之形象創造人，因而人是有尊嚴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正宗儒家的觀念中，人之平等立根於孔子之仁教、孟子之性善與陽明之良知即天理傳統。正因為現實的人權在中西的文化中皆有其超越的根據，所以人權意識是普世的價值。康教授以儒者自許，竟以人的才質之有智愚，以社會發展引生的經濟上之貧富分別，以民族歷史發展引生之種族紛爭等來混同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之別，進而否定民主人權，這正表示他對於孟子「天爵」、「人爵」之別亦無認識。

三、「三統」之實義

為建構其所謂「仁政」之藍圖，康教授煞有介事的提出「道統、學統、政統」之論，以此三統之「三位一體」，為其「仁政」之根本。三統之說出於牟宗三先生，牟先生指出，今日我們反省中國文化的問題，「必須扣住時代之癥結而疏導文化生命之發展以衝破此癥結」，在此則必須就三方面說:一、道統必須繼續﹔二、學統必須開出﹔三、政統必須認識。「統者貫穿承續義」。道統者，道之統緒，此就道德宗教言，在西方此即是以耶教為本而建立之人之生命常軌。在中國，即是以孔子仁教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統。在過往四千年的中國，道統、政統與學統皆包含在此一系統中，未能分開有長足的發展，故是不足的。這是因為在帝王專制之下，政統與學統收縮，只有內聖心性之學。中國文化要向前發展，今日於道統，我們應肯定先儒內聖之學，並以此為根本核心，重建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軌道-常道，以之為我們文化生命之主流，由此而生發我們文化之創造力。道統的不斷也就是我們「根源的文化生命」之能不絕而向前開展。

學統者，知識之學的統緒，亦即學之為學的意義，這顯見於希臘文化中為學的傳統。在過去，此為西方文化所長，中國文化，於此大有不及。中國文化多用心於內聖心性之學，道德主體彰顯而知性主體則只停留在矇矓的狀態。知識之學無獨立之意義，故邏輯科學未能建立。今日要盡我們文化生命發展之本份，則應凸顯知性之主體，以發展邏輯與科學，使知識之學各成系統，此為學統之建立與開展。

政統者，政治形態之統緒，也就是以歷史意識了解到中國如何由「商質周文」發展至貴族政治，而至於秦漢大一統之君主專制，進而由道統之道德意識引生民主之本質意義，認識到民主政治為更高級的政治形態，此為中華民族歷史精神層層轉進所必然而至者。中國以往之政治以聖君賢相為理想之治，此一政治形態，牟先生以為是只有治道而無政道之形態。今日我們必當致力於民主政制之建立。這是中國文化全面發展所必包涵的，也是儒家實現內聖外王之現實的保障。於此，我們首先要用心於民主政治中諸主要概念，如權利、義務、自由、人權等，使其實義有清晰明確的分際與界限，不至於混濫。知之深切，方能「信之篤，行之堅」則民主建國方能實現。

以上是對牟宗三先生三統之說的粗略說明。其中包含之義理涵蘊，詳見牟先生「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道德的理想主義」、「生命的學問」諸書中。三統之開出正是「扣住時代之癥結」，肯定民主與科學為人類文明之「共法」，「為每一民族文化生命發展之本分事」，中國文化過去沒有發展出民主與科學，其未來必須由自己的文化生命發展出來。康教授偷取了「三統」之名，觀其所言之內容卻是空洞而無實義。康文曰「道統、學統、政統的三位一體是中國古代政治的軸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精華。所謂道統是一種政治哲學，它闡述了一套指導政治實踐的基本原則。…所謂‘學統’就是傳承道統，培養道統論實踐者的組織體系…所謂政統，簡單地說，就是政府…」簡則簡矣，不過只是些望文生義、想當然之言。康教授當然有表達其個人觀點的權利，但以大師既定之言為外觀，偷換以自己不成體統的內容，企圖魚目混珠，實非學者所應為。

康教授以為儒家文化以往三統俱存(雖然其所謂三統無實質的內容意義)，今日只須統合為三位一體即可建構成「仁政」。此論正如清未遺老們以西方一切文明中國古已有之之說，以拒西方文化之入侵一樣。以此心態來談文化，是窒息自己的文化，而非向前發展之道。此一心態之形成一是在一種強勢的異質文化壓力下之封閉排拒之情緒反應。一是本於因經濟上小有所得而凸顯之暴發戶心態。當然亦不排除另一種假借文化之名而別有用心者，凡此皆非順適之道，而是一種心理之變態。

四、學術之正軌

最後康曉光更提出，其實現仁政之具體辦法-「儒化共產黨」，使「儒學取代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他認為「在儒化的問題上，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沒有根本的沖突。」這正表明了自認為儒者(亦即是未來仁政下統治階層的一份子)的康教授，對儒家文化其實一無所知。儒家精神的基點在於人之生命(此生命非只謂自然生命，更重要的是精神生命)，在肯定人性之至善的前提下建立人之道德精神生命。此與共產黨之否定所謂普遍之抽象的人性，而只承認人之階級性，實為不能共存者。康教授對於儒家之無知，只能道聽途說的剽竊儒家的一些名辭以為己用，怪不得他也可以說出「歷史上儒家是一個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個政府就是它的教會，所有官員都是它的信徒。」等無歷史文化常識之語。歷史上的出仕於朝廷的儒士，以宰相為首，形成一實際政治運作之集團(即掌握治道之集團)，然而在王權專制之下，合理之治道實無制度的保證。儒者只能以道統之尊以抗衡王權，以道德天命之說來約制人君。故皇帝正是儒者之對立體，他以打天下的非理性方式取得政權，並以政權為其一家一姓之私有，但他從來不能代表道統，更說不上是什麼教皇。朝廷以外，有更多不仕的儒者，他們在社會上從事於學術的探究與傳播，化民易俗，以傳載道統者自居，此在宋明之社會尤為凸顯。所以歷史之事實是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甚麼「政府是教會，官員是其信徒」的情況。

　　牟宗三先生有言:「要求現代化先得有現代化的頭腦，每一個概念各歸其自身，每一個概念都有恰當的意義，分際清楚而不混濫事理，明白而不攪和。這就是‘正名’的工作。共產黨就是利用名不正來攪亂天下，形成‘意底牢結’(ideology)的災害。這種大混亂是要不得的。通過正名的工作，每一個概念有一定的意義，講道理的分際一點不亂，這樣子，我們的生命得到一個大貞定。假如中國文化還能有所貢獻於人類，我們即須如此來正視它的自性。」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是因為學術有客觀的意義及軌跡，非個人憑空立言而可為學術。造學問始於一些基本的觀念，基本觀念必須有清晰的界定，觀念未定，則須層層濾清。學者如有一既定的觀念橫哽胸中，以之觀照事物，則絕不能正確了解事物之理，此為立理以限事。觀念清晰方可作邏輯之分析與推理，使觀念客觀化為普遍之概念。此為西方哲學知識論之成就，我們絕不能因其為西方所出而本於反西方的情緒反應而輕易否定之。反觀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文化人，正正是缺乏此現代化的頭腦與為學的嚴謹精神，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每每只是望文生義，將一些傳統的概念作無限的引申，而生出「傳統必惡」之情緒，由此而反對中國文化，他們對自由主義之根本及其恰當的意義亦攪和不清。自許為儒者如康教授等，更是缺乏對儒家經典的基本認識，對儒家文化之真精神毫無體悟，只是摘取先儒的片言隻語，妄立新奇之論以聳動人心。共黨在過去五十多年來對中國文化極盡摧殘，今日自稱儒者的幫閒文人又不惜假儒家之名，歪曲聖賢之言以文飾專制政權之非。此為中國文化的又一劫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