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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五年五月第一三七期

再述錢賓四先生的歷史地理學
孔祥軍(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錢賓四先生為文史大師，兼通四部，在史學界尤為巨擘。與此同時，先生對歷史地理學亦有精湛的研究。對此，歷來很少有人道及，臺灣史地學家王恢先生在民國六十三年七月《華岡學報》的第八期上，發表了《錢賓四先生的歷史地理學》一文，以為錢先生耄耋之壽的祝文。我遍讀錢先生史地著作，竊以為王文仍有未盡之處，故有再述之草。

　　錢先生自謂民國十一年秋於廈門集美任教，讀《船山遺書》而頗受啟發，於是萌發了探討歷史地理問題的興趣，並在名著《先秦諸子系年》中將自己關於屈原沉湘乃在漢水流域的觀點申明。續此，又作《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楚辭地名考》等篇，並在《禹貢》半月刊上發表了《西周戎禍考》、《秦三十六郡考》、《秦三十六郡考補》等一系列精彩的文章。此後，日寇侵華、國事日非。錢先生離京返蘇，照顧老母、杜門不出，撰成《史記地名考》一書。此後，錢先生便不再專力於此，而他對歷史地理的精闢領悟卻頻頻閃現在其他著述中。綜觀先生上述著述，可類而詳述者約有四端：

　　其一，錢先生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範圍

　　錢先生幾篇史地大作所涉及領域大都集中於上古至西周這段時間的地名疆域問題，而在這些問題的探討中錢先生卻得出了迥異於往昔的所謂"非常可怪之論"，如他在《周初地理考》中論證了周人起源于晉，並從汾水流域向西遷移，越過大河，達于歧豐的觀點（《燕京學報》第十期）；他在《古三苗疆域考》中提出了古三苗的疆域在今河南嵩縣盧氏山脈以北，山西安邑至王屋山一帶以南的看法。（《燕京學報》第十二期）；又遍考《楚辭》地名認定：屈原放逐江北、《楚辭》洞庭在於江北、《楚辭》巫山在於南陽的結論（《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三期）。這些觀點大大刷新了人們對上古地理的諸多認識，某些地名的考訂已經得到了當代考古研究的證實，為我們重新認識古史提供了很好的幫助。

　　錢先生還對秦郡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寫下了《秦三十六郡考》一文。班固《漢志》曾曆舉秦初並天下之三十六郡，然而，經後人考證班固所說有誤，錢先生綰合全祖望、王國維等眾家之說，細勘典籍，認定班說四郡為誤入，其四郡為：林、南海、象郡、九原，而應補入廣陽、楚郡、黔中、閩中四郡，這一結論與譚其驤先生《秦郡新考》中的觀點完全一致，並且每郡的建置時間二者基本一致。錢先生這篇文章寫於民國二十一年發表在《禹貢》第七卷第六七合期上，譚先生的文章于一九四七年發表在《浙江學報》第二卷第一期，而建國後談秦三十六郡方面的文章基本上以譚先生的看法為定論，卻很少提及前者，令人很難理解。不但如此，錢先生還為秦郡補入東海郡，並推論其建置時間為始皇三十五年立秦東門時，最終認定有秦一代共有四十一郡，而譚先生亦補入東海郡，而且其推論時間也與前者再度吻合，更可見出錢先生對秦郡問題的真知灼見，而譚先生又繼續補出濟北等五郡，得出了秦有四十六郡的結論。雖然二家最後的結論不同，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錢先生在這一問題所取得的成績。

　　除了以上研究外，錢先生還對江河水利問題進行了探討。他在分別在《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的第一期和第四期發表了《水利與水害》上、下兩篇文章，上篇結合黃河歷代變遷論述了黃河為水害的過程和原因，指出了黃河本是滋養華夏文明的血脈，其成為水患完全由於人類的過錯，治理黃河當依明人徐貞明《潞水客談》中提出的"修渠疏溝、引納支流"的做法；下篇探討了江南農業發展的過程，指出農田水利建設的極度重要性。這些論述在現代看來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其二，錢先生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理論

　　錢先生在《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提議編纂古史地名索引》的文章，提出了"兩點三附則"的古史地理研究理論。隨後，他在《史記地名考》的序言中又明確提出了研治古史地理的三大原則：

　　第一，地名原始：錢先生以《爾雅◎釋山》、《爾雅◎釋水》為例指出：其先地名亦有意義可釋，乃通名，非專名。比如：江蘇太湖有洞庭，湖南有洞庭，而洞庭為地室洞穴之通稱；衡山為橫列之山的通名，故古史中多有衡山，非專指後世五嶽衡山。這一原則的揭示，使得我們對讀史時頻頻出現的地名相同現象有了一個比較適當的理解。

　　第二，地名遷徙：古代民族遷徙頻仍，愛用舊名呼新地。如山西霍太山亦稱太嶽山，《禹貢》："既修太原，至於岳陽"是也。而此處正是古族薑氏活動之地，西周定鼎，呂姜太公封有齊地，薑族東徙，於是以太原太嶽之舊名，稱山東曲阜之大山為泰山、太嶽等，自此而有四嶽、五嶽。這一原則，不但繼續深化了我們對古史中重複地名現象的理解，而且為我們研究古族活動、文化遷移提高了很好的思路。

　　第三，地名沿革：大抵腹地沖要，文物殷盛，人事多變，故而新舊名稱更迭迅速；而邊荒窮陬，人文未起，變故不及，故而舊名往往延綿不變，終成專名。如"洞庭"與"彭蠡"本是漢北之地，而漢北變故繁亂，舊名迅速湮滅；楚人南遷以舊名稱新地，"洞庭"、"彭蠡"轉至湖湘，而古時江南本屬邊僻，舊名於是不替，持久的固定下來。明瞭這一原則，我們可以更加準確地判斷古地名稱變遷、古族活動過程等等問題。

　　除此之外，錢先生還提到：地名相同，往往文化較先地域的地名出現在前，而文化稍弱地域的地名出現在後；亦有本是同樣的地名，因語言和文字的關係而轉分為兩三個不同名稱的現象。此後，錢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又特別強調研究歷史地理必須從分區研究入手，由分湊合，始能認清；又強調實地勘查，廣泛遊歷的重要性，這些都是當今歷史地理學界公認的重要研究方法。實際上，錢先生在具體的考證論述過程中，還常常運用古文字學、古音韻學知識，在不同的名稱之間尋找隱約的關聯，從而找到突破口，打開研究局面。如根據《史記◎周本紀》和《逸周書》"豳"實乃"邠"，而"邠"從分從邑，當是昵近汾水的都邑，因而改水旁為邑旁，同樣，因灃水而為"酆"，這種從文字學出發將水道與城邑結合探討的方法，為我們重新認識古籍記載，提高了非常好的鑰匙；又如《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禮記◎祭法》、《續漢書◎郡國志》分別提到"烈山氏"、"厲山氏"、"界山"，而厲之於烈、界之于厲，皆是一聲之轉，故可逆推"界山"、"厲山"、"烈山"為山西"介山"之別稱，我們借此可以明瞭古族的諸多變遷發展，並且對古音韻學知識在研究古史時的重要地位有了更深的理解，錢先生古學基礎之扎實可見一斑。

　　其三，錢先生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應用

　　錢先生除了研究具體的歷史地理問題外，還將這種史地眼光滲透入其他歷史領域的研究。他在《國史大綱》、《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史記地名考》中，再三強調了地理研究在上古史探研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名著《國史大綱》中極其精湛地運用了多方面的歷史地理學知識，深刻而有透徹地解釋了許多歷史問題。如他第一次將"周初二次封建說"建立在當時廣闊的歷史地理背景上，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周人向東、向南、向北拓展的步驟和階段；第一次結合古史地理把春秋至於戰國事態變換的動態格局和具體分期清晰地揭示出來，使得我們一掃過去只知"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膚淺認識；他還從歷代王朝的國都建置出發，詳細闡述了國都選擇與國力情況、王朝展布、迎抗外敵等等問題的關係，令人耳目一新；又綜合運用了區域地理、人口地理、經濟地理的理論方法深入分析了南北力量對比消長變化的過程和原因，條分縷析、論述精當，讓我們在瞭解歷代南北勢力變化過程和發展態勢的同時，進一步瞭解了歷史地理學的諸多方法。綜而觀之，其書堪稱民國時期歷史地理學研究應用的典範之作。此後，錢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等書中也廣泛的運用了歷史地理學理論，更加深入具體的論述了許多歷史問題，為後人入門提供極大的方便。
　　從上述三個方面，可以大體的瞭解錢賓四先生歷史地理學的基本情況，而其歷史地理學的精髓似乎還需我們在進一步的讀書和研究過程中去領悟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