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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OO五年五月第一三七期

中國哲學的本體論
方世豪(華夏書院人文學部研究員)

  中國哲學有沒有本體論曾經是哲學界的爭論話題。有人主張有,有人主張無,當然,這問題的關鍵是「甚麼是本體論」。這問題和「中國有沒有哲學」一樣,中國的學問自古以來就沒有「哲學」這一科,沒有這種分類,就如沒有「科學」這個科目一樣。「本體論」是哲學中的一門,如果本來沒有哲學,又怎會有本體論呢?中國人以前分「經、史、子、集」四部,最重視的是「經」,「經」是儒家成德之學,「史」是歷史,「子」是其他諸子的思想,「集」是文學,這種分類中沒有甚麼哲學、本體論等項目。由此而言,中國當然沒有哲學,沒有本體論。哲學和本體論這些名詞是由西方學術的詞語中翻譯過來,既已翻譯了科目名稱,當然便要找找有沒有這些科目的內容。所以要了解甚麼是「本體論」,首先要看看西方學術中的「哲學」和「本體論」是說些甚麼,然後再在中國學問中找,看有沒有相類似的學問,如有,便把這些內容稱為「中國哲學」、「中國的本體論」。我們看黑格爾時代的分類,哲學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理論哲學又分為邏輯和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又分為本體論和宇宙論等。這個本體論是討論Being(本體、是者)的問題,不是宇宙論,不是討論宇宙的生成變化,所以不要直接把凡有關宇宙生成變化的內容就叫做本體論。中國學問中有討論關於宇宙生成變化的,但這不就是本體論的主要內容。本體論也不是討論世界本原的問題。討論宇宙生成變化很多時要講世界的本原,世界的本原很多時是說由現實世界的觀察中得到一個本原,例如:火、水、空氣等。但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並不是這樣,而是由亞里士多德的本體範疇演變出來。「本體」成為範疇,成為研究對象,是在亞里士多德時開始,但亞里士多德不是由現實世界的觀察中找出來的本原,而由語言的邏輯關係中找出來的。「本體(Being)」是由繫詞「是(be)」的關係中推論出來,討論的是「是」與「是者」的關係,再變成「是者的是者」的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就是關於這「是者的是者」的研究著作,因此西方哲學的本體論本來就是邏輯的、對象的、知識的。但中國文化中的想法不同,中國人很少會作概念間的邏輯分析,中國語文的結構根本就不是這樣的邏輯思考,所以發展不出這樣思考出來的本體論。

  中國文字是方塊字,字形很重要,字形是有意義的,所以中國人思想是建立在圖象(文字)和現實間的關係,很少關心文字和文字間的邏輯關係。中文字沒有固定的詞性,一個詞的意義,要看上文下理來決定,相同一個詞,有時是名詞,有時是動詞,有時是形容詞,變化很大,並不固定。不單詞性不固定,內容也很不固定,最著名的是孔子對「仁」的解釋,不同的弟子問他,他的回答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這是因為孔子關心的根本不是「仁」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在知識上的意思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仁」在現實生活中是怎樣實踐的,現實生活的實踐關係才是孔子最關心的事情。中文字中的「是」字本來並不是繫詞,「是」是代詞。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是」指「富與貴」,不是繫詞。中國語文學者都認為古文中根本就沒有繫詞,古文本來就不需要繫詞。「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中間不需要加個「是」的繫詞,今天的中文受西方文化影響,才甚麼也加來個「是」做句子,變成「岳飛是相州湯陰人」。所以不論中文的語文結構,思考方法,都沒有可能發展出以「是者」為內容的本體論,因此中國沒有發展出這種本體論,沒有發展出邏輯,這些都是有先天的限制。

  因此中國學問中沒有西方式的本體論是肯定的,正如沒有西方式的知識論形態哲學一樣,強把中國人的「天道」等概念作為本體論的內容,以和西方的「本體」相對,便很不倫不類。當然中國沒有這樣的本體論不是中國文化的缺陷,因為中國人關心的不是這一套,而是現實生活的實踐學問。今天的學術風氣既已把中國文化的有關「天道」、「太極」等概念作為中國的本體論的內容,則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的本體論根本就不是西方的本體論,不是知識的、邏輯的,而是人生實踐的本體論。因此我們要知道,這個中國的「本體論」是借用來的名稱,不是西方學術的本義。借過來後,說的便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套,這是權宜之計,是為了在西方學術當道的今天生存過來,而作出的學術會通努力。所以我一直以為,講中國文化,可以根本不用「本體論」這些西方哲學的名詞,但時代需要這些名詞,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活的文化,便有需要接受這些名詞,作為回應時代的努力。正如宋明理學家的努力,使用道佛的概念,討論宇宙論的問題,都是回應時代的努力,但最終說的其實都是儒家實踐的學問。所以今天我們也要說「中國哲學的本體論」,雖然最終說的其實也是人生實踐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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