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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五年八月第一四Ｏ期

學統與政統的建立-牟宗三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
方世豪（華夏書院人文學部研究員）

　　原來已經十年了，我還記得當日也有學校參與追悼會，料不到這麼快又十年了，我又要參與先生的紀念活動了。先生一生講新儒學，為中國文化而奮鬥，他的成就正代表了儒學在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積極正面意義。我有幸成為先生最後一批學生，很想在這日子回顧一下先生的努力，寫一篇紀念文章。

　　清末以來，在知識分子中，大部分都傾向於批判傳統文化，批判的主要對象當然是帝制、專權、禮制等令人不自由的因素，但批判這些文化對象之餘，也批判了儒家文化，認為儒家文化是落後的，不單沒有科學、民主等現代文化內容，甚至是阻礙中國發展科學、民主的障礙物。所以到五四運動時，有所謂「全盤西化」的要求，要求全面放棄中國傳統文化，全力迎接西方文化，如此中國才會走上現代化的坦途。

　　事實上當時只是提出要求而已，很多人都仍未能接受當時這麼「前衛」的潮流。但今天生活在香港的我，所看到的卻是已經「全盤西化」的社會，一切以西方文化為標準，不論市場經濟、學校制度、醫療模式、房屋、習俗等都是以西方文化為標準。美其名是國際化，進入世界，爭取世界認同，爭取擠身世界第一流的地位，實際上是以西方文化所定的規格為標準，符合則是擠身國際，不符合則是落後。當年的口號，今天已經悄悄地正式降臨籠罩著中國了。

　　我們慶祝聖誕節、情人節、萬聖節、父親節、母親節的內容越來越受重視，而傳統的中秋節、重陽節、端午節、清明節、乞巧節等漸漸淡出，青年人已沒有興趣參與這些傳統節日的活動，卻十分有興致在萬聖節狂歡，甚至農曆新年的氣氛已大不如前，香港人紛紛減少慶祝，要出外「避年」，可見傳統文化的淡出，西方文化成為主流。所以我以為今天中國文化所面對的「全盤西化」問題比五四時更嚴重得多。

　　牟先生當時雖然面對著西方文化的挑戰，但傳統文化在很多人心中仍然存在，看多位主張自由主義的學者們國學造詣相當高明，看他們的著作，仍感到他們所講的其實仍是中國傳統學問。文人心中仍有儒家的觀念，西方文化又已興起對現代文化的批判，儒家文化則出現牟先生等有學問、有生命力的新儒家學者，所以儒家在這麼困難時仍然可以興起。今天，中國傳統文化在一般人心中已殘留得很少，現代人已變成一心一意追求現代化，即是西化，再難找傳統文化的影子。現在社會上已沒有儒家的觀念，只可以在學院中求。原本後現代文化在學院是有影響力的，儒家文化也可以在批判現代文化底下生存，牟先生等新儒學大師也有不少的學生和學術著作。可惜牟先生也已逝世十年了，學院要求現代化，國際化，儒學在學院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不得不說新儒學運動已步向式微。

　　儒學是做聖人的學問，學習做道德的人，做有意義的人，是成德之學，不單有成德的理論，還有更重要的成德實踐。若說儒學是哲學，就是一種實踐的哲學，和西方哲學不同，不是著重於建構客觀知識系統，重點在於自我實踐，由自我實踐到社會實踐，所謂內聖與外王，透過自我的實踐來達到社會的實踐。先秦時孔孟為儒家定下了確定的方向，成為中國文化的大方向。但孔孟時期未有對知識系統的追求，當時的人未有像今天那樣著重系統的知識，因此未有銳意發展成德的理論部分成為系統知識，只注意如何作成德實踐的問題。最多只是像孟子那樣為了與對手辯論而作了些比喻、舉例的說明，這些便成了儒家最早期的「論證」了。今天我們面對的對手已不是告子，而是現代的西方文化，西方的哲學家，現代人也由不重視系統知識而變為非常重視系統知識，先秦儒家這些簡單的成德理論已不能滿足現代人的要求，不符合現代學術的要求，所以在我們這個時代便有需要重新處理成德理論的問題。

　　牟先生繼承中國文化的「道統」，體會到這中國文化生命在現時代的要求，提出建立「學統」的要求，所以重新講述中國文化的內容，加入西方哲學的概念，更加消化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引入康德哲學的概念，重新詮釋中國文化的內容，為中西文化進行會通的嘗試。因此新儒學現在如果在社會上還有些影響力的話，相信主要是在學院、在學術研究中。雖然儒學不是顯學，但總仍算是學院文化的一個流派，仍有人研究牟先生的著作。牟先生的著作已成了現代中國哲學學術的經典，讀中國哲學而不知道牟先生的，相信他的了解仍是很有限。所以牟先生在「學統」的建立上很成功的做了個開頭，雖然暫時仍不受到注意，但這方向確立了，我們作為後輩的便可以有個途徑進入。以後能否開花結果，發揚光大，就要看我們作為學生的如何努力了。

　　儒家的文化，不單有成聖之學，還有外王的要求。傳統儒家講外王問題，是由自我實踐到社會實踐，由修身到平天下，把社會的問題視為個人問題的延伸，沒有把政治問題區分為另一個領域的問題，統統只視為道德問題。其實儒家確是視政治制度為道德問題，所以孔子才會提出德治，孟子提出仁政的講法。但在現代化社會，普遍視民主為合理，以民主為標準的政治制度，而不視為個人道德問題的延伸。由個人道德心直接展現出民主制度的講法講不過去，所以牟先生嘗試反省中國文化的政治問題，提出一個較為曲折的講法，提出「政統」的建立，希望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上作出適應於現代的發展。牟先生在政統方面提出的理論，常遭到質疑，認為儒家文化是無助於促進民主的，在政治方面無正面積極的作用。雖然爭論較多，卻無疑也提供了開創的方向。

　　關於牟先生的學問，要講的多得講不了，但在把儒學和西方文化和現代文化溝通方面，確是做了開創先河的困難角色。在困難的環境下，承擔起中國文化的道統，帶領中國文化向前走出了很困難的一大步。這一步不是非凡人物，是做不到的。

　　想起當日在研究生室和先生下棋，聽先生品評時事人物，這麼一位帶領中國文化走出現代的大人物似乎仍在眼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