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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五年八月第一四Ｏ期

儒學的三期說與兩期說
方世豪（華夏書院人文學部研究員）

　　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主流，而儒學的發展由孔子算起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經歷了許多許多時代變化，我們應如何去了解呢？儒學的發展應如何分期呢？現在大致可分為兩派講法，牟宗三先生認為儒學發展可分為三期：先秦、宋明、當代。這三期說差不多是現代學術界的共識，但也有少數學者提出異議，如學者啟良[1]。

　　三期說以牟宗三先生及其弟子所說為代表，認為儒學是對應不同的時代而有不同的發展，先秦時是面對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的社會問題，宋明儒學是面對佛老的挑戰，而當代儒學則是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除了時代問題的不同，其內容發展重點也不同，先秦是儒學的基本義理發展的時期，是從人的具體實踐入手，而少言及形而上根據。宋明理學的發展則以形而上的本體論為主，對宇宙的生成變化和最後存有的討論有興趣。牟先生稱宋明儒學為「新儒學」是「調適上遂」的「新」[2]，內容和理論進路都有所不同。當代儒學則面對西方社會現代化後帶來的民主與科學，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當代儒者要找尋儒學與現代學術及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會通進路。所以以上所說的每個時期，除了是歷史時期上的「新」，還有內容上的「新」。

　　而主張兩期說者則認為只有先秦和宋明兩期，當代新儒學只是宋明儒學的延續，本質上是相同的，並沒有明顯的方向上分別，故只算作兩期。如啟良認為先秦儒學是政治儒學，宋明和當代其實都是心性儒學，所以只有兩期的分別。當代儒學所關心的問題也是心性問題及其形而上根據問題，但因時代不同而加入了西方學術內容，方向上完全是繼承了宋明的發展，所以不另作一期，更認為三期說只是當代學者在自己面上貼金而已。

　　我則認為三期說比較合理，因為所謂「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的分別其實是十分模糊的。要把不同時期的儒學學術知識作分類，便先要找出其本質差別，即是先秦時期有而宋明時期無的。或者退一步，找出先秦時期很強調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宋明以後已不再強調。我們看到先秦時期孔孟所說的，有政治的主張、有心性的主張，宋明和當代儒學的學者所說也是離不開政治的主張和心性理論的主張，很難說孔子不是「心性儒學」，或牟先生的學說是「心性儒學」而少說政治。牟先生的著作如《政道與治道》、《道德的理想主義》、《歷史哲學》都是說政治的，他的中西哲學會通構思所要解決的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國文化如何開出民主政治？」，這樣也能說他的哲學是「心性儒學」而不是「政治儒學」嗎？當然，孔孟所說關於「心性」的問題沒有現在的多，但也不宜用「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來區分。因為每個時期的儒學都確有其時代特色，而客觀內容又確有新發展的內容，所以分為三期並不是標榜自己的學術成就，而確實是一個可接受的儒學內部的客觀區分方式。

註釋：
[1]《周敦頤集》序，岳麓書社2002，頁1。
[2]牟宗三著《心體與性體》第一冊，正中書局，1987，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