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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OO五年十一月第一四三期

哲學專欄:閑話中國哲學
宋明儒學與先秦儒學之不同
方世豪

  我在140期說儒家不應用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來區分,儒學的發展是對應著不同的時代環境,因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儒學發展。先秦儒學和宋明儒學確是有所不同的,至於有甚麼不同,我將會分述如下。

  甲、時代問題不同

  A.先秦儒學面對的問題

  我以前曾經說過,先秦儒家所面對問題和宋儒所面對問題不同。先秦時孔孟所面對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周公所制定的禮制,原本是使社會運作維持秩序,但春秋時代已面臨崩潰,諸侯已不再守禮,社會由一個以禮法維持秩序的社會,變成一個以軍事、權力來維持秩序的社會,社會戰爭頻繁,人民生活在惶恐之中。孔孟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認為社會已失去了應有的秩序,一個和諧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有禮的社會,既然社會已失「禮」,因此要重建一個有「禮」的社會,使社會回復應有的秩序,人民才能生活在一個和諧的社會中。孔孟面對失「禮」的社會,四出游說君主要重建「禮」才可有安定的社會,為了建立禮的合法性,孔孟更追尋「禮」的價值意義,找出「禮」的價值根源,要為社會秩序重尋一個「禮」的基礎,為「禮」尋一個「禮之本」。所以孔孟面對的是社會失去秩序的問題,他們是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而作努力,企圖找出一個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就是由「禮」開始而到「仁」為基礎的方案。

  B.宋明儒學面對的問題

  到了宋明理學所面對的問題又不同了。大致可分為兩方面,一是儒學內部的發展問題,一是外來壓力的問題。

  a.儒學內部問題

  儒學內部問題即是漢儒歧出的問題。漢代雖然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行,但先秦儒學以後的儒家學者所說的儒學和孔孟時期的儒家學問已有所不同。孔孟儒學為重建社會秩序,追尋價值的根源,發現價值根源於人的內心,他們向人心深處反省,發現「仁」「心」才是一切價值秩序最後的根據,所以他們由此而建立起儒學的基礎規模。但到漢代的儒者用儒家之名,卻把價值的最後根據歸於陰陽五行的天。漢儒建立了一形而上的宇宙論的根據,本來是儒學的一個發展,不一定是因為建立了「宇宙論中心之哲學」就變得墮落[1]。但漢儒只是簡單地把人的行為、身體、事物配合陰陽五行,把星體和災異與人的行為配合,沒有向人的內心的根源追尋,使儒學變成與迷信,向原始信仰倒退,則使儒學不能落實在人心的基礎上,故一遇到外來文化的衝擊,便有秩序混亂和迷失方向的出現。

  b.外來壓力問題

  外來壓力問題即是佛教和道教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機緣問題,也就是當時的時代問題。

  道教不是道家,但道教多歸源於老子,現代學者的結論是道教成立於東漢後期,有所謂太平道、五斗米道等。道教只是假託老子,與道家並無關係,道教的內容以神仙術、丹術為主,但因為唐代姓李,皇室遂尊老,道教在唐代於是大盛,高宗、中宗、玄宗都上尊老子,並開始編修《道藏》。道家本是叫人超脫生死,不要執著於人的形軀生命。但道教卻把超脫生死的方法改為丹術,並採納了陰陽五行,緯書圖說,甚至假借《易經》的說話來解釋,丹術在唐代大盛,道教假借各家思想來說修煉內丹,甚至用了儒佛的觀念,如周濂溪的《太極圖說》便是一個明顯受道教影響的爭論例子。丹術修煉涉及人的精神境界,所以儒家要面對這種影響,也要對精神境界和形而上的世界作一解釋。

  佛教在唐代時禪宗大盛,唐代皇帝輪流信奉道佛,故一時佛教大盛,一時要滅佛,但佛教在民間的影響則越來越大。佛教教義始終是把世界看作煩惱,是無明所生,是虛妄,是迷執,所以要講覺悟,要放下對這世界的執,要「空」,要求捨離世界,對世界採用否定態度。雖然是否定,但佛教對這個世界有一個根源終極的解釋,當儒家要求建立一文化世界,肯定世界時便要面對這個對世界的根源解釋的問題,於是有儒家的形而上的世界解釋出現。此所以宋代理學家著重講「天道」,講「理」。

  乙、內容重點不同

  先秦儒家(孔孟)把儒家義理發揮得很具體而清晰,奠定了儒家的傳統基石,但觀他們所作的,都是直指人性、心性的指點語,對天道的描述及修道工夫中邪惡之事沒有深入的討論。當儒家經歷了秦漢、魏晉、隋唐千多年日積月累的衰微過程,宋明儒者見儒道荒蕪,欲重加宣講,以求復興中國之道統。故宋明儒者很著重於重新講述孔孟之道,此其目的。但道的衰微,是因為很多人性的惡習,宋明儒者對此人性惡習的認識遠較先秦儒者為深切,故對治工夫的說明,也較先秦儒者更深入細微,例如宋明儒者會討論對治邪暗之塞、氣質之偏、私欲、習氣、意氣之蔽等,這些都優勝過先秦儒者,即所謂返本而開新。

  丙、經典文獻不同

  宋明理學所根據的經典和先秦儒家不同,所以理論形態也有分別。孔孟時所據經典為六經,孔子就是以此為教材,教導學生。孔孟之後,後學把他們的說話紀錄輯成書本,就是《論語》和《孟子》,宋明理學家欲復興儒學,本應根據《論語》和《孟子》,這就可以回復孔孟時的舊觀。但當時學者因要面對佛教的挑戰,興趣都在形而上的說明和境界,而《論語》和《孟子》的形而上氣氛不重,只重視人事和人的行為,沒有作形而上的解釋,所以很多宋明學者都不是以《論語》和《孟子》為首要經典。他們做學問重視的反而是《易傳》、《禮記》中的《中庸》和《大學》。像周濂溪就是以《易傳》配合《中庸》來作為學說的基礎,宋明理學一直發展到後期陸象山和王陽明,才又重新重視《論語》和《孟子》。所以既然以《易傳》、《中庸》、《大學》為主,形而上學的氣氛自然較重,這形而上學的氣氛便成為宋明理學的特色。

  丁、代表人物不同

  先秦儒學以孔孟為代表,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是周濂溪、二程兄弟、張橫渠、朱晦庵、陸象山。

  丙、理論進路不同

  宋代儒者與先秦儒者的不同更在於入路之不同。如前所言,先秦儒者直指人性、心性處入,「盡心知性知天」[2],「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皆先由人道入而少言天道。但宋明儒者皆自天道入,由天道而人道。此如一圓圈之兩半,都是講儒學,但不同的入路便出現不同的形態。如康節之言《先天圖》,濂溪之言《太極圖》,皆是因其所言道是自天道而入人道。

註釋:
[1] 這是勞思光先生所主張,他是反對把儒學說成形而上學和宇宙論,見《中國哲學史》第三卷上冊,勞思光著,友聯出版社,1980。
[2]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見《四書集註》(怡府藏板),巴蜀書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本,《孟子》卷七,頁一。
[3] 《論語.衛靈公》,見《四書集註》怡府藏板《論語》卷八,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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