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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六年五月第一四九期
致中國思想及其思想者-端午節之思
莊朝暉
今天是端午節，這兩天一些思想佔據了我的心，通過我的意識和指頭鍵擊的輸入，在網路公共領域上言談著自己。以下分為「變局」、「出路」、「展開」和「鑄鐘」四個部分。
1.變局
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文明面臨「千古未有之大變局」〔1〕。西方諸國，承載著希臘文明與希伯來文明的歷史傳承，以發達的社會制度和科學技術作為現實背景，以鴉片和戰艦作為武器，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西方文明，以一種強烈的形象，從此進入中國人的視野。
中國歷史上，也曾經接受過佛教文明。然而，佛教文明是以一種和平友好的方式進入中國。對於佛教進入中國，一直流傳著一個傳說〔2〕「漢明帝夜間夢見神人，身帶金光，第二天他問群臣，這是什麼神？有位叫傅毅的人說，我聽說天竺有得道者，名佛，能飛，您夢見的就是這位神了。於是漢明帝遣使者張騫、秦景等十二人，到大月支國去抄取佛經四十二章。」這一傳說，或許難以證實，然而眾所周知的是，佛教文明是以極其和平的方式進入中國的。到了今天，中國佛教已經是世界佛教的中心了，佛教文明已經成為中國思想不可分離之一部分。
對比鮮明的是，西方文明，特別是其中的希臘文明，初次進入中國人的視域，卻是帶著如此蠻不講理、暴力的特徵。當時的中國，面臨著亡國的危險。中華文明，面臨著滅亡的危險。對於西方文明，當時的中國人或可說是「愛恨交加」，既痛恨他的侵略特徵，又無奈于強勢文明不學不行。「師夷長技以制夷」，或許正是這種矛盾心理的文本流落。這或許已經決定了，中國人吸收西方文明的過程，可能會以一種扭曲的方式來進行：憤恨、功利、片面、激進、崇拜、極端、搖擺、反復、疑惑、享樂、虛無。
2.出路
1898年10月，嚴復在《與吳汝綸書》中寫道：「且今日之變，固與前者五胡、五代，後之元與國朝大異，何則？此之文物遜我，而今彼之治學勝我故耳，然則三百年以往中國之所固有而所望以徐而修明者孑遺耗矣。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複每念此言，嘗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誰其知之，姑為先生髮此憤俳而已。」
面對著「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到了五四時期，中國學者或許可以分出三類：一類學者是對西方文明有實踐層面的瞭解，如魯迅、胡適等。相較而言，或許他們倒是對中國文明有更深入的瞭解；一類學者對於中國文明有較深入和同情之瞭解，如王國維等；另一類學者是對西方文明有較深入的瞭解，對中國文明也有十分同情之理解，如嚴復等。
第一類學者提出「全盤西化論」，極端批判中國傳統文明，甚至有些人使用漢字提議廢棄漢字；第二類學者心憂國學，欲說卻無語凝噎，鬱鬱於心；第三類學者主張集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精華為一爐，各取所長為我所用。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第一類學者在當時贏得了學生與公眾的擁護，奪得了話語權。是呀，在一個激昂的時代，激昂的聲音總是更容易被我們激昂的內心所注意。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湖自盡。死前一天，王國維留下一封遺書，開頭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對於王國維自沉之因，眾說紛紜。另一國學大師陳寅恪評論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竊以為，陳寅恪先生此語切中根底。
站在百年後的今天回顧歷史，一個人，越來越清晰地進入我們的視野。他，就是嚴復先生。對嚴復先生有更多的瞭解，對這位思想巨人，我就有更多的敬佩。〔3〕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福州馬尾船政學堂，接受了嚴格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尤為讚賞達爾文的進化論。回國後，嚴復致力於海軍教育事業，但一直得不到當時掌權的洋務派的重用。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戰敗深深地刺激了嚴復，他以深邃的西學素養，連續發表政論文章，倡新叛舊，尊民貶君，在當時思想界產生了振聾發聵的影響。同時，他翻譯《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其後，他又陸續翻譯了亞當o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孟德斯鳩的《法意》等，首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被任命為北大校長，體現了嚴復在當時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複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於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因此，他對中國故有文化傾注對了深厚的情感和期望。直到臨終，他在遺囑中尚稱：「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對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復興充滿了信心。
對於西方文明的理解，從經濟學、法學、政治哲學到邏輯哲學，嚴復先生可稱為當時第一人。即使到了今天，嚴復先生對西方文明的理解深度，我們又有幾人能及呢？然而，也正是翻譯了《天演論》的嚴復先生，在他老人家耳順之年發起建立了孔教會，並對西學有所批判。他批判激進道路，他批判軍國主義〔4〕：「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他為辜鴻銘辯護〔4〕：「辜鴻銘議論稍為驚俗，然亦不無理想，不可抹殺。渠生平極恨西學，以為專言功利，致人類塗炭，鄙意極以為然」。他讚揚孔孟之道〔4〕：「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武器，發掘淘練而已！」，作《保教餘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講義》、《讀經當積極提倡》等。對此，自以為真理在胸的學者們大可一言以蔽之：「老糊塗了」，或者客氣點借用西方名言：「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1921年10月27日，嚴復先生在郎官巷去世，只次女嚴謬送終。嚴復先生在遺囑中寫道〔5〕：「(一)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二)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三)兩害相權，己輕，群重。」〔5〕晚年，祖父（注：嚴復）的心情趨向沉寂，苦悶的時候，甚至對他自己那番偉大的文筆生涯，也起了有何價值的懷疑。他說：「自歎身遊宦海，不能與人競進熱場，乃為冷淡生活，不獨為時賢所竊笑，家人所怨咨，而擲筆四顧，亦自覺其無謂。」
嗚呼！先知們的命運，大抵如此，複有何言！
３.展開
風雨之間，時光走到了今天。滄海桑田，世事變幻不可謂不大，然而從思想史來看，我們面對的問題，與百年前的學者，並沒有多少變化。甚至，我們對於問題的看法，與百年前似乎也沒有多少進步。
80年代著名的《走向未來》叢書中，有一本書名為《搖籃與墓地--嚴復的思想和道路》。在該書負有吸引讀者重任的內容提要裏，作者寫道〔4〕：「然而，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既是滋養他成長的搖籃，又是籠罩他墓地上空的陰霾。」由此，可見作者的主觀心態，也可管窺當時思想界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近幾年的中國大地，學者們關於「國學」與「西學」的爭論也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罷我登臺」。部分極端者，仍舊持有「國學就是好」或者「西學就是好」這樣盲目非理性的信仰。有的人一聽到「國學」，必欲罵之而後快。有的人一聽到「西學」，必欲放大他的種種缺陷而甘心。相較而言，似乎「西學」的聲音較高。畢竟，對於科學與市場，我們已經身在其中。
此類口水戰可以休矣！我們不妨假設我們是旁觀者，在面前一邊放著「中國文明」，一邊放著「西方文明」，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問題：「如何更好地發展中國思想？」。中國文明，曾經滋養了一個偉大的民族，曾經養育過一位東方巨人。而西方文明，支撐著當代的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又以其反思能力帶有內在的糾錯機制。對於未來的可能，我們一無所知。在當下，我們的答案說來很簡單：「不拘一物，各取所長。」然而做起來卻一點不簡單，當面臨具體選擇的時候，我們如何知道哪種文明是更適合的呢？而面對具體問題時的選擇，或許才具有辯論價值罷。
在當代中國，我們還可以把視域放得更廣闊。正如同開頭所說，佛教文明，作為一種外來文明，已經進入中華兒女的骨髓，已經成為中國思想裏不可分離的重要部分。另外，這百年來，基督徒和基督學者以實踐行動或理論言說的方式，在中華大地上，推廣著基督教和基督精神。其後正是另一種文明，希伯來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已經有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並存：佛教文明、中華文明、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中國思想，作為中華大地上發生的思想，現在正處於四大文明的交彙激蕩之中。所謂的中國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包含且將會更多包含四大文明。當代中國，已經成為四大文明的熔爐。
放眼世界，這一類的場所並不多。西方人因為他們的強勢文明，對於其他文明還沒有投以更多的注意。歷史輪回，或許這一幕在未來也將承受後人的批評，正如同明末西方人利瑪竇對我們的批評〔1〕：「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則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
有些學者不免會問，這些文明之間會不會有衝突？當代，西方學者亨廷頓寫作《文明的衝突》。依我淺見，標題就有問題。文明之間，往往並不會衝突，衝突的其實是人。有了人，就有了利益。有了利益，就有人以文明為名謀個人之私。而作為文明本身，他們的內在並不具有緊張的衝突關係，更不是「不共戴天」的關係。事實上，他們往往關注不同的層面，也正因此他們具有良好的互補性。至於這裏面詳細的互補性研究，或許需要我們用一生的時間，甚至用幾代人的時間來部分完成。以下，從個人觀點，舉些例子簡要說之。
對於科學主義，對於極端信仰科學者，不妨仍舊使用希臘文明的理性精神來反思。事實上，對於科學的功能、局限等反思，西方學者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倒是在中華大地上，移植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卻沒有移植更根本的邏格斯精神，更沒有移植「愛智慧」之精神。在國內高校，我們並不鮮見，科技研究能力，代替了以前的八股文考試，成為不少學者進入官場的敲門磚。正如數學大師丘成桐所說〔6〕：「中國的學生，念書的目的，只有兩個，要麼能夠賺錢，要麼當官，他們普遍有一種學而優則士的想法，認為只要當官，就可以過舒適的生活，所以，中國的學生，做學問達到一個地步，足夠令他們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會停下來，他們追求的東西只此而已，對學問根本沒有熱誠。」如此的急功近利，導致了學術的功利、無價值，並且在更深的層面很可能會浪費國家的學術撥款、浪費納稅人的錢，延緩甚至阻止中國科技進入世界一流水平。
當代中國，憲政的建設還可以加強。在文革時期，尊貴如劉少奇主席，頭頂憲法也逃不過被紅衛兵批鬥毆打的悲慘結局。〔7〕從中國文化來說，以前並沒有西方那種神聖的傳統，法律是政府用來對付人民的，是一種刑罰，做錯了就可以抓人罰人，但反過來，如果執法者不在場，人民就常常隨便來，沒有員警馬上不守規則，有了員警還可以通融走後門，與執法的人搞好關係，可以做不合法的事，這就是中國的問題。而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中，認為法律是上帝給予的，是上帝創造宇宙的自然法律，所有人間的法律都是從自然法引伸出來的，這個法律的神聖性是被肯定的。這正是希伯來文明，對於憲政建設的可能啟示。
對於孔孟之道，有些學者看到就喜歡踩上兩腳，似乎不批不足以平民憤。這些學者看到「中庸之道」，就會聯想到 「焚書坑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中的荒謬正如同，把「希伯來文明」等同于「異端裁判」，把「希臘文明」等同於「科學主義」。事實上，以孔孟為代表的中華文明，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已經深入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深入我們每個家庭，深入我們每個社區，提醒著我們做人要「溫良敦厚」。在制度之外，中華文明正可以構成我們同質的文化認同。在此，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嚴復先生的話，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於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當代中國，已經帶有瘋狂消費的特徵。我們瘋狂地追逐著各種欲望，以為欲望的滿足能夠給我們快樂。然而，放縱的背後是更徹底的虛無。對於過分物欲的放下，對於心理的分析，對於精神方面的安祥，毫無疑問，佛教文明，將帶給我們巨大的震撼和最後的安祥。
４. 鑄鐘
佛教文明、中華文明、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這四大文明，正在中華大地這熔爐裏，交彙激蕩。作為成品的中國思想，將以一種前所未見的強度，激撞出黃鐘大呂之聲，響徹地球村的角落，為我們帶來不可遏抑的歡樂的頌歌。
「歡樂啊，群神的美麗的火花，來自極樂世界的姑娘，天仙啊，我們意氣風發，走出你的神聖的殿堂。無情的時尚隔開了大家，靠你的魔力重新聚齊；在你溫柔的羽翼之下，人人都彼此結為兄弟。」
在當下熔鑄的時刻，我聽到席勒在《大鐘歌》（1799）〔8〕裏唱道：「我看到白泡浮上表面；好啦！銅塊已經熔解。讓我們放進一些草堿，就能促使澆鑄加快。 這個混合的溶漿， 也要把浮泡撇光，用純粹的金屬鑄成，鐘聲就會嘹亮而清純。」
謹以此文敬獻給佛教文明、中華文明、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及世界各大文明！敬獻給過去的思想者！敬獻給現在的思想者！敬獻給未來的思想者！
2005年6月11日端午節氣管炎中
參考文獻：
1.孫邦華，西潮衝擊下晚清士大夫的變局觀，《二十一世紀》二○○一年六月號
第六十五期
2.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歷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嚴復簡介，嚴復先生網上紀念館，http://cn.netor.com/m/box200003/m494.asp?BoardID=494
4.陳越光，陳小雅編著，搖籃與墓地--嚴復的思想和道路（《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嚴停雲，《吾祖嚴復的一生》，嚴復先生網上紀念館
6.陳穎慈，《北大清華令人灰心！數學大師丘成桐點破中國學術死穴》，網文
7.麻天祥、梁燕城，《禪與基督教的對話》，網文
8.席勒著，錢春綺譯，《席勒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