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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ＯＯ七年二月第一五八期
為什麼必須開拓潛意識領域(二之二)
姚大同
當然，產生這種潛意識啟示知識的原因——例如拿中國的自然啟示而言，是有著不同於西方國家、或以色列的地理環境和歷史的心理意識，甚至成書的作者身份也與他們是不相同的。拿中國的自然啟示的創始人——孔子而言，他領悟到了自然界的這些奧秘，並又努力地把它反射于人的心理。在當時他就清楚地意識到要做到這些，必需首先與自然造化交朋友，並且深刻地認識這種造化。因為神靈的工作不借助象人那樣的思索和欲望；而是要反映出不可窮盡的大自然以無為心，以靜為本的自然本性；當他工作以後，同時又無償地賞賜給了人和各種生命的陽光、雨露和食物等；真是大而化之，不留痕跡。這正象《周易` 系辭上傳》所說：“《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同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譯文為：《周易》本身不假思索、自然無為、寂然不動，根據陰陽交感相動的原理就能貫通於天下一切。如果不是天下最奇妙的神靈的道理，又怎麼能夠如此呢？《周易》是聖人用來究極深奧的事理，研判事機的微妙的書。只有究極深奧的事理，才能貫通天下人的心志，只有研判微妙的事機，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務；只有與神靈貫通，才能不必急速而萬事速成，無須行旅而目的自至。）
在中國古老的文化哲學有著非常獨特的思維成果，這尤其反映於能夠回歸大自然的，不斷整合和統一的思維方式。關於產生這樣的成果，在《漢宋易學解讀》就講到漢朝《乾坤鑿度》（華夏出版社出版，余敦康著，2006年7月，53頁）說：“太易始著，太極成，太極成，乾坤行。”鄭玄注：“太易無也，太極有也。太易從無入有，聖人知太易有理未形，故曰太易。”所謂“太易有理未形”，是說早在漠然無氣的太易階段，就存在著一種有序之理，只是含而未露，沒有清晰地呈現出來而已。“太易從無入有”，演化成為氣形質具而未離的渾然，就是太極。到了太極階段，乾坤就開始運行了。就這個意義講，未有天地以前也是存在著一種有序之理，它由微而著，由隱而顯，與宇宙的自然演化過程同步。
在中國的魏晉玄學中，素有崇尚“貴無論”之說。王弼說：“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有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魏晉玄學史》，余敦康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 月，127頁）既然自然存在是“以無為本”；這個“無”當然不是指非存在，這顯然包括了我們今天還沒有認識到的、不可支配的實有。王弼說“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177頁，同上）。他認為無限的自然世界是以對有限部分的超越為前提的；把它固定于某種名言概念上，便失去了其超越的本質，而成為有限部分了。因為是“無”的道才無處不在；它一方面通過了有——或有限存在的因緣關係認識和把握“無”的道；另一方面，如果只是追隨於某些知識或教義，這只能舍本取末。他認為本體是無指無形無象，這是道之母也。因此聖人之言總有未盡之處，學習和瞭解經典只是為了尋找和確立“象外之意”；這裏把任何言詞表達只是看作“象”，人的行為與外在本體精神的吻合才被看作“意”，才是真正的目的。王弼的這些本體論的思維模式，則是無可置疑地在中國哲學史上構成了一個承先啟後的重要環節。為什麼中國學者歷來重視神聖觀念的應驗性，很少強調所謂神聖話語不可篡改和褻瀆呢？在此書中又講到中國幾乎到了老子時期，人格化神的含義已經被完全剔除了，追求自己獨立的理論形態。所以歷來的中國人把天道看得高於人道；是人的理性所不可及的，又是人道所必須嚴格遵循的意志。故天道的整體似無而實有，既抽象又具體；雖然它不是可以感知的人格神，但卻是支配天地
人的一種不可違背的規律。
在這樣的神學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自然啟示，更為強調了大自然陰陽五行的迴圈變化與人的生活、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聯繫，並為此作出了更多的周密觀察和研究。在《周易》中講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陰一陽的相反相生的自然氣候迴圈叫做“天道”。而我們人類的事情，包括我們潛意識的奧秘無疑就是這種陰陽感應的產物。又認為：“陰陽不測之謂神”；即神靈的工作總是超越著我們的理性思維，僅僅通過人的智慧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到這種奧秘，只有憑藉我們心靈的虔誠才能不斷地接近它。在中國的“天人合一”的範疇中，首推“天道”——體現於外在的春夏秋冬的氣候迴圈變化——這也體現於一種“氣”在不斷地陰陽更迭；神靈工作也就體現於這種不斷氣化的工作。中國人用五行的象徵言詞描繪它、接近它；這涉及到了自然世界萬事萬物的現象和規律，並且又反饋于世人的事情和行為特性的揭示。因此，中國古人描繪的人類社會發生的事件以及興衰的原因，都與天體宇宙行星的運行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也是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的“氣”對人起著作用。大自然的事物雖然都是各具形態，各行其是。這包括了人世間的事情，也包含著我們的情緒有關抑揚頓挫，悲歡離合的表達，其事態的變化也是錯綜複雜，五花八門，千變萬化，難尋難測``````可是，孔子把這一切存在和變化都歸結到一種產生它們唯一的自然源泉，並且從表像的事件和意識的背後看到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的神秘能力的參與，企圖用中國傳統的陰陽五行的先驗理論等揭示出這種奧秘，從而貫通天下人的心志。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思維形式。這首先被反映於中國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等，最終又被體現於近代所用的術數知識裏。即使比較了世界上其他的啟示和這方面的知識之後，你仍然會感受到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獨特思維形式和魅力，以及顯示出它更為博大精深的理論成就方面。
還有，歷來的一些中國著名的術數家認為：術數應該隨著時代而發展。當然這並不否認我們應該重視前賢的研究成果，並且作為我們的理論基礎。他們認為作為術數追溯的根基不能說不深邃，甚至延伸於彼岸世界。不過術數應該隨著時代而發展，決不能把它看成是某種教條和迷信，也不應該把某一前賢的話作為金科玉律。學自先師的東西，也可能隨著今日商業社會的發展而脫離了時代的現實。在現在情況下，應該由基本概念出發，不斷地重視社會的實際驗證；術數知識也隨著時代需要而不斷地增補和修改。所以中國的神學理論似乎從來就沒有那種堅持一成不變的死板教條，相反更重視不斷吸收和融合社會各種現實狀況的能力，也適應著新的社會問題，並且產生和增補著它的新養料。一些中國術數書也常說到：中國人心中的神比起西方社會似乎更接近於現實生活，也有著更為牢固的心理基礎。
這裏還必須指出：在過去，甚至到了今天在一些西方傳教士等人的眼裏，聖經中的摩西與孔子似乎就是完全正反兩方面的不同人物。摩西曾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他就是一個實際上的宗教領袖。而孔子當時是一個世俗的人物，只是類似今天的一個貧窮的教師；而且在他們眼裏他似乎還是一個專門搞“邪靈”、“邪術”的人。前幾年，有一個人對我還曾一口咬定：上帝的旨意是決不可能通過象誡命中嚴厲禁止的算命等方式體現出來。當然今天也有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認為：儒家啟示與基督教實際上仍然是殊途同歸。
我認為上述的一切現象必須要從產生啟示的古代不同自然環境和歷史風貌去分析，否則都是片面的。從歷史的地理環境得知：以色列有著廣大的沙漠地，古代在那裏無疑適應著飄泊不定的放牧生活。現代學者也指出：這些沙漠地往往與古代宗教的誕生有著不解之緣。顯然摩西當時的禁令背後還聯繫著當地的自然環境等因素。並且還更主要的是告誡人們：接近真理和上帝主要是依靠人的敬畏心和忠心，決不是靠智慧和巫術等。就拿中國術數知識的產生過程來說，也需要一個極其漫長的成長道路。如果摩西在當時情況下對此不加以禁止的話，這只能導致了邪術盛行，蠱惑人心，招搖撞騙；並且還會嚴重地幹擾耶和華在當時準備賞賜給以色列人的特殊啟示。
中國歷來是一個農業大國，那裏適應著種植的生活。這也是與大自然的氣候規律息息相關。就拿中國的天文學和術數知識裏運用的太陽運轉的二十四個節氣來說，對於中國的極大部分地區也都是適用的。同時中國學者們還指出：中國古代的家族或宗族的習慣勢力往往表現得異常強大；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歷史宗教團體的誕生和壯大。
在當時猶太人的宗教團體的周圍都有外邦人的王統治著。摩西等人始終不為這些世俗的榮譽、地位所誘惑；而是甘當耶和華的忠實僕人，盡忠於耶和華，盡忠於以色列民。這正象聖經所說：“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象。’”照聖經的這些話看，這是一種何等的親密關係。
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深受摩西等先知的感染；就是在近代一些西方的偉人和領袖們身上也能常常見到這種精神的體現，從而更顯示出了他們民主制的優越性方面。相比之下，中國社會在這方面就較為遜色。
孔子說過：“不知生，焉知死。”即我們對於活在世上的事情知道得還甚少，如何去談論死後天上的事情呢。故孔子很少談論後世或前世，也很少談論神鬼。孔子還說過他只要三個月不做官就感到不過癮了。確實這是一種世俗的形象，似乎也掩蓋了他在背後的實際過程裏與神靈產生的那種親密關係。當然拿這些世俗表像而言，其實都有著當時極為深刻的自然原因和社會背景；這不能僅僅輕易地歸罪於某一個人。
在《周易》的《系辭》說：“天尊地卑，乾坤定位。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故在歷來的中國社會中提倡“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這是以君、父、夫為主，臣、子、婦為從。一方面，這樣的等級秩序也希望二者協同配合，團結一致；另一方面，作為等級尊卑的政治關係在當時也是不能隨意顛倒的。
應該承認孔子的這些思想還是主要從自然和社會的表面現象中闡述的，這些地方也是他較為薄弱的環節之一。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捨棄了這些，主要是從人的本性方面加以批判；揭示出世人更為深刻的心理缺陷。誠然人既管理和治理著大自然的萬物，他有著上帝的形象和樣式。另一方面拿人的思維形式、情感生活、或性愛生活而言，仍然具有著血氣動物般的狹隘的排他性；這與上帝的形象是悖逆的。因此，人就被趕出了先前的伊甸園。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都是有罪的。這樣人既有著上帝的形象和樣式，有著維護自己在世上神聖使命的權利；這裏有著不可侵犯的尊嚴方面。另一方面，人的肉體都是軟弱的，都會伏在世上情欲的虛空之中；因而都需要接受社會民主的批評監督。當然，中國的儒家還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由自己的自然之性與他人之性相通的認知方式。還主張：“聖人法天”等。這些倫理原則實際上也屏除了等級尊卑的表像，與基督教仍有相通之處。
可以說孔子當時的注意力確實不是在創立宗教的學說方面，追隨於一些所謂“出世的”思想；僅僅顯示出似乎是終極關懷的言詞方面。拿當時而言，孔子確實非常敬仰老子和其超凡脫俗的風度，並且又深受這些帶有出色的宗教意識的感染。另一方面，他又總是有意識地與老子思想保持著距離，獨闢蹊徑；創造出了對於後世更具有深遠意義的學說思想。
那麼孔子真正關心和追求的是什麼？或者說他當時憂慮的是什麼問題呢？可以說在這方面孔子的獨特思維永遠都有超越國境，超越世紀的意義，也可以說我們知道的世上任何的偉人或先知都不可能隨意地取代他。並且充分顯示出了中國聖人先天下人憂之憂，後天下人樂之樂的精神。
在《周易`系辭上傳》就講到這問題：“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譯文為：一陰一陽的相反相生的矛盾變化叫做神的“道”。繼承天的這一法則的是“善”，蔚成這一法則的是“性”。仁者看到天道法則說是“仁”，智者看到天道法則說是 “智”，尋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運用此道卻毫不知曉，所以君子之道的全部意義就很少有人知道。天道以仁愛的面貌出現，使其恩澤普施於天下萬物，隱藏於日常生活中而不被覺察，鼓動化育萬物卻沒有聖人教化萬物所存的憂慮。可見天的盛大德行和弘大功業是至善至美了。
看來孔子當時擔憂的問題就是如何深刻地認識大自然的這種造化，並且教化人；喚醒人的受造意識，與身外的本體精神相吻合。雖然天道以陰陽迴圈的變化方式使我們從中源源不斷地獲得益處；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百姓都能無償地享受到，卻不能真正認識到這一真理的源泉，以及與自己日常生活經驗的親密關係。孔子的功績就在於，從平凡的經驗生活素材裏，闡發出背後隱藏的這一位奇妙莫名者的作為和能力，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和諧境地。這對於中國過去社會沒有一種宗教意識直接統一思想的國度裏，讓人們從自然啟示中認識或看到“天道”；因而依靠這樣的神聖觀念維持國家的倫理道德，無疑是具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就是針對今天世俗化的洪流，它對於促進異化意識返樸歸真，又聯繫和充當其他啟示的仲介；從而喚醒人的受造意識方面，也有著不可估量和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
既然他認為人的生存和延續，與外在陰陽迴圈的“氣”有著須臾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中國人關心的神學不是神的“話語”，而是神的工作——一年四季，以及晝夜不停的有序變化；他通過了陽光、雨露、風雪、冷暖等工作，源源不斷地提供給了我們光和能，使我們每個人都能無償地利用和享受，並且從這一氣化的資訊變化過程中獲得益處。如果沒有一個首先適應我們生活和被我們利用的工作環境，那麼今天一切利潤和功利的觀念都只能成為空談。確實，孔子提倡的自然啟示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獨特的。這些思想不但反映到了中國的自然學科的領域，也與人們的心理和社會的經驗事件聯繫了起來；術數知識就是建立在這一根基上。
《周易》《系辭》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譯文為：黃河出現龍圖，洛水出現龜書，聖人取法創制了八卦。）這其實是中國文字中最早、也是最有神奇色彩的古代傳說；並且始終聯結著中國以後易圖的延續和變革。可以說自從孔子整理和編輯易經之後，就注入了他的哲學思想與原來宗教巫術的形式奇妙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啟示知識。幾乎中國以後所有的偉大思想家們都在這方面進行過探索和研究，樂此不疲，持之以恆，因而有著特殊的不解之緣，碩果累累。這是最初的，也是最終的；中華文明的精華也始終伴隨著它。如果否定了它，中國的文明幾乎就不復存在。這樣的現象就是在當今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其他的文明古國據說幾乎都發生過中斷和變遷。我想這樣綿延不斷的文化奇跡，如果沒有神靈的垂青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如果與世界上其他的傳統啟示相比較；那麼中國的自然啟示不但與其他的啟示有著殊途同歸的方面；而且更是顯示出了特殊的、與眾不同的這方面智慧結晶的顯示。因為它是通過了啟示知識重新構造出意識材料的事件，追溯被啟示者，與他潛意識的經驗素材發生共鳴；從而喚醒人的受造意識，認識“天道”，或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從這些介紹也能領悟到，由於它表面上是通過特殊知識的形式，而不是代表至高者的身份傳達旨意；因而有著更為艱難曲折方面的歷程。拿孔子而言，據說是成長於邪說橫行的“無道”時代。而他生前，不但自己政治改革的理想始終得不到重視而無法實現，而且一生也顛沛流離，不如人意。不過他對待真理始終有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在《論語》中他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即講他早晨聽到真理，晚上死去也不遺憾。這真是石破天驚的豪語。《論語》中還講到他的學生子路遇見一個老人，問他是否看見過我的老師孔子嗎？殊不知老人蔑視孔子，稱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當後來子路把他與老人的交往都告訴了孔子之後，孔子認為此老人說不定還是個隱士，因而還想去會見請教他``````這老人的話顯然是錯誤的。不過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孔子是多麼謙虛謹慎，虛懷若穀。他深知他的使命任重而道遠；這不僅需要有超乎尋常的睿智，更需要有對“天道”或真理持之以恆，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追求精神。正是這樣的精神追求才創造了中華文明的奇跡，看到了他在開拓潛意識領域方面獨樹一幟，難得可貴的風格。
耶穌曾經說過：凡是我們正當的要求，那怕是再艱難的重擔而不能擔當的事，都可以向神訴求。即使象駱駝要穿過針眼的事；在人看來是不可能的，在上帝那裏凡事都能。看待傳統文化也是如此，這裏不僅有古人智慧的結晶，更有著他們追求“天道”，追求真理的一種精神體現。這正是我們現代人所缺乏的。所以在我們今天看來僅僅依靠智慧是不可能得到的東西；但是古人依靠他們的精神，卻能水滴石穿，感動神靈，成為可能的東西。
耶穌曾經對他的門徒說過：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自己謙卑象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要進天國，耶穌並沒有要求門徒僅僅讀聖經，或牢記他說過的話語；他認為這一切都不重要，而是要他們首先有嬰孩般的敬畏心、謙卑心。我們看到當時的一些文士和法利賽人口是心非，假冒為善，口裏接近神，心裏卻遠離神；他們表面也在虔誠地遵守著聖經的誡命，實際上卻反對著宗教中最為基本的精神。所以耶穌認為學習文字組成的話語並不重要，只有學習嬰孩的精神才是更重要的。
我認為這裏的小孩子不僅僅直接指我們的嬰孩階段；更是指人類的知識系統處於那種嬰孩般的，智慧的情竇初開的階段與上帝或“天國”的親密關係，從而去真正追求古人的那種可貴的精神。
例如拿我自己來說，年輕時、特別在高中的階段認為自己接受數理化的能力好於一般人。那時後我認為術數知識即使再有道理也不要去聽；因為它在現代社會的檔子低，沒出息等。後來人生的曲折經歷才迫使我改變了原來的看法。現代的基督教知識往往只是強調了嬰孩階段對於父母的愛心、忠心、敬畏之心和熱心；這些確實在天國裏是重要的。然而，我們對於宇宙奧秘、真理追求也不是那時沒有類似的童心和好奇心；隨著科技的發展，這常常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所以與孔子相比，聖經裏描寫的摩西像是被抱在上帝的懷裏；似乎有著特別的親密關係。孔子就不是如此，上帝沒有與他直接說話，似乎不理睬他；因為他沒有直接地追求宗教的啟示。不過另一方面，孔子仍然象嬰孩那樣緊跟在“天道”或神靈的背後，一刻不停地追求；因為他認識到前面的一位元就是養我、愛我的神或神靈呢！他是決不會丟棄我的！就是憑著這樣的追求精神始終與神靈有著那種寸步不離的、特殊的親密關係。這常常只是閱讀文字，不看重精神的人所沒有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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