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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００七年六月第一六二期

論老子所謂「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的「身教」思想
陳育民(臺灣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所謂「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是老子指出：他理想中的人君會選擇以自身為榜樣(身教)，而不是「示」民以「邦之利器」此種用頒佈形式上的「聲教法令」之方式來治邦。

關鍵詞：老子、無為、不言、身教。

　　一

　　《老子‧二章》曾說：「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1]首先，如何理解老子所說「聖人」，試看王博先生說：「《老子》以『聖人』與『民』、『百姓』相對使用，且一再講『聖人之治』，則聖人指君主而言。」[2]又，此「聖人」無疑是指「理想之人君」。[3]

　　其次，何謂「無為」，依蔣錫昌先生指出由於「無為」、「不言」並言之，故「『不言』與『無為』辭異誼同。」[4]看來，老子在此處為了避免吾人誤解其「無為」乃指「完全無所作為」，因此便有意以「不言」進一步解釋其「無為」的意思。而既然「不言之教」或「教不教」(「教以不言之教」)，[5]很明顯是指「以身為教」，[6]那麼所謂「無為」(「無為之事」)確實就當從陳代湘先生所說有「帥以正」的用意，[7]即「要求統治者以身作則，用自身的榜樣行為來治國」。[8]易言之，即如羅義俊先生所說：「聖王治國，要在身教」也。[9]

　　再來，何謂「言」，據宋人葉夢得說：「號令教戒，無非『言』也。」[10]蔣錫昌先生也說：「『言』乃政教號令，非言語之意也」，張默生先生也有同樣看法，當今學者陳鼓應、余培林、劉笑敢、陳錫勇等先生同樣認為「言」乃「政令」是也。[11]

　　二

　　據上所述，「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便在於是說：老子認為他理想中的人君必定會「為無為」，[12]也即是會選擇以自身為榜樣(身教)的方式來「愛民治邦」，[13]而不是「示」民以「邦之利器」，[14]此種以頒佈形式上的「邦之利器」(「聲教法令」)之強制如「割」一般的治理行為，[15]來試圖解決此時「大道廢、智慧出、六親不合、邦家昏亂」的局面。[16]例如《老子‧十九章》說頒佈：「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民復孝慈」，諸如此類「文彩斑闌」(「」，即「」)之「言」(「政令」)。並且，往往於頒佈後在總是得不到人們回應的「莫之應」下，[17]將使其覺得政令宣導多有「不足」，故又開始不斷重複命令、呼囑，[18]以致於轉變成強制性地對人們「攘臂而扔之」(「民不從強以手引之，強民」)的做法。[19]

　　當然，老子也自知要人君完全不發佈任何聲教法令以治邦，以現實情況來看根本不可能，所以《老子‧六十章》才又說：「治大邦，若烹小鮮」，是治理大邦就像煎小魚一般，若經常翻動與大力翻動，魚必然會碎，但卻也不能不翻動，而必得少翻與輕翻耳。再例如說〈二十三章〉也曾提到就算是「自然」仍難免會有短暫的「飄風」與「驟雨」。[20]老子就以此說法而在本來「不言」的硬性規定下，又適時提出了「貴言」、「希言」的彈性空間，[21]伍至學先生就說此無非亦「言」之「儉」而已。[22]若然，這當是所謂「儉約『言』」的較切實說法，以強調對政令(「言」)之使用要有所約束，是盡量「少言」的意思。

　　總之，不論如何，老子認為：「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23]由於「多言」即「有為」，此據上曾引述蔣錫昌先生說老子將「無為」、「不言」並言之，故「『不言』與『無為』辭異誼同」，接著他又說：「『多言』為『不言』之反，亦為『無為』之反，故『多言』即有為也。」[24]是以，此句乃謂「有為」的「政令煩苛，加速敗亡」，[25]因為既然「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26]是「即使天地，亦不能長久，又何況人為之政令乎！」[27]故不如持守「既不是『虛而不淈』的『不為』，也不是『動而愈出』的『愈為』，而在『不如守於中』的『無為』」。[28]「此『中』乃老子自謂其中正之道，即無為之道也。」[29]

　　準此，《老子‧七十五章》既然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那麼由此見得「不言、無為」才是老子認為最容易治理人民百姓的方式，而能像老子理想中之人君那樣「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在上位者，無疑也是所謂能順應「道」的「上德」之人、「知者」，[30]又「聖人」也正是由於知道「有為」會加速敗亡，而「無為故無敗」，[31]所以才「不敢為(有為)」矣。[32]

　　不過，老子當時的情況卻是：「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33]是當時「天下」各邦之人君多只是「有事」(義同「有為」)、「為之」的「上仁、上義、上禮」之人，[34]故「不言、無為」的治邦方式始終與他們保持平行線而無交集也。

　　三

　　簡言之，所謂「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是老子指出「聖人」會以其「尊行」(「可貴的行為」)所形成之「身教」來「加人」(「對人施以影響」)，[35]以為「天下」人的模範，所謂「聖人……為天下式」，[36]而絕不贊成以發佈形式上的聲教法令這種方式來治邦矣。

註釋
[1]本文引用《老子》原典根據《古逸叢書》中收王弼所注《集唐字老子道德經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為主，底下皆簡稱集唐本《老子》。又，若有引用其它《老子》版本，還是以帛書本、簡本等《老子》版本或一些學者的見解，再校正此集唐本《老子》文字，則另註明。帛書本《老子》文字乃據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簡本《老子》文字則據《簡帛書法選》編輯組編：《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乙、丙)》(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而集唐本《老子》中所有「處」字，例如〈二章〉中「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之「處」字，在帛書本《老子》甲、乙本與簡本《老子》三組裡俱作「居」字。今據馬敘倫先生說：「十七章王弼注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居無為之事』三句，即引此文(筆者案：指《老子‧二章》文)，則王『處』作『居』。」(見馬敘倫：《老子校詁》，香港：太平書局，1973年，卷1，頁33。)疑當時王弼引《老子》原作「居」，不過由於「『處』與『居』音近義同，故後人以『處』代『居』」(見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71)。可是，雖然「『居』、『處』通，然《老子》原文作『居』不作『處』。」(見陳錫勇：《老子校正》，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154-155。)故今即據改正。
[2]見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95。
[3]見蔣錫昌：《老子校詁》(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頁14。
[4]見蔣錫昌：《老子校詁》，頁37。
[5]「教不教」，語出簡本《老子》甲組，集唐本《老子‧六十四章》乃作「學不學」。今據陳錫勇先生之說改正作「教」：「『學』本作『?』，教也，故當據甲編(筆者案：即指簡本《老子》甲組)作『教』。」(見陳錫勇：《老子校正》，頁118。)而將「教不教」解釋作「教以不言之教」，見陳錫勇：《郭店楚簡老子論證》(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84。
[6]分見蔣錫昌：《老子校詁》，頁15、伍至學：《老子反名言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頁112、趙雅麗：《〈文子〉思想及竹簡〈文子〉復原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頁91。
[7]「帥以正」，語出《論語‧顏淵》。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四部備要‧經部》據阮刻本校刊)，卷12，頁5上。
[8]見陳代湘：〈老子「無為」思想另解〉，《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頁35。
[9]見羅義俊：《〈老子〉入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5。
[10]見〔宋〕葉夢得撰：《葉夢得老子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第五函)》據葉德輝輯刊長沙中國古書刊印社刊本景印)，子解上，第17章，頁5上。
[11]分見蔣錫昌：《老子校詁》，頁345、張默生：《老子新釋》(臺南：大夏出版社，1990年)，頁3、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三次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57、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頁5、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549。及詳見陳錫勇：〈《老子》「言」為「政令」舉證〉，《慶祝陳伯元先生七秩華誕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頁21-30。
[12]「為無為」，語分出《老子》〈三章〉、〈六十三章〉。
[13]《老子‧十章》說：「愛民治邦(筆者案：此處集唐本《老子》原作『國』，今何以改正作『邦』，詳見本文註[16])，能無為乎？」其中，上引「無為」，集唐本《老子》原作「無知」。今試看陳鼓應先生考察說：「景龍碑、林希逸本、吳澄本、焦竑本均作『為』」(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三次修訂本)》，頁85)，清人俞樾則曾說：「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為』……其義並勝，當從之。」(見〔清〕俞樾：〈老子平議〉，《諸子平議》，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卷8，頁85。)如今即據上改正作「無為」是也。
[14]《老子‧三十六章》說：「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中「邦」字集唐本《老子》原作「國」，今何以改正作「邦」，詳見本文註[16]。
[15]《老子‧二十八章》說：「大制無割」。而何謂「大制」，據蔣錫昌先生說：「『大制』猶云『大治』。」(見蔣錫昌：《老子校詁》，頁192。)而其中「無割」，集唐本《老子》乃作「不割」，今檢之王弼注語(見〔晉〕王弼注：《集唐字老子道德經注》，頁60)，與帛書本《老子》甲、乙本俱作「無割」，故以作「無割」為是。又，此句話當理解為：老子所謂的「大治」，乃是無做出任何「割」一般之行為。
[16]語出《老子‧十八章》。其中，上引「邦」字，集唐本《老子》作「國」字。今據陳錫勇先生的考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國者，郊內之都也。』《孟子》趙歧注：『在國謂都邑也。』是也，孟子所謂『在國』，猶言『在朝』也。《莊子‧秋水》『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國』乃指『邯鄲』，而成玄英誤注，是不悟壽陵在趙，不知『國』乃『都城之誼』，……《孟子》、《莊子》所載『國』之二例，並指『國都』。」(見陳錫勇：《郭店楚簡老子論證》，頁217。)由此可知，春秋戰國時代「國」乃指「城鎮」、「都城」(分見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上卷)》，頁227、任繼愈：《老子繹讀》，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118註2)。又，「邦」則指「侯王所封地」(見陳錫勇：《郭店楚簡老子論證》，頁50)，故可知「國」在「邦」中，而「『家』則是受封的主體」(見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上卷)》，頁227)。是以，上引〈十八章〉應作「邦家」才順理成章，作「國家」則是後人所改。其實，集唐本《老子》中在多處都有上述「國」該改正作「邦」之情況，劉笑敢先生就曾以表格詳細統計幾個《老子》早期版本，如簡本、帛書本甲乙本、傅奕本等《老子》版本對「邦」與「國」字的使用情形，而得出古本《老子》以用「邦」字為主，用「國」字乃因諱改，試看他的考察說：「竹簡本和帛書甲本都是『邦』字和『國』字並用，都以『邦』字為主，而且在可以比較的章節內，竹簡本和帛書本用『邦』或用『國』的情況完全一致。竹簡本和帛書甲本代表了目前所知最早的《老子》版本，說明最早的《老子》用『邦』字為主。傅奕本也是『邦』字和『國』字並用，但以『國』字為多。最明顯的是竹簡本和帛書乙本都只用『邦家』一詞，而不用『國家』的概念。傅奕本的底本是項羽妾塚本，應該不避『邦』字諱的。今天的傅奕本在兩章中保留了『邦』字，這兩章的竹簡本和帛書甲本恰好也用『邦』字，說明傅奕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老子》古本的原貌。」最後說：「大體看來，竹簡本和帛書甲本代表了《老子》古本以用『邦』字為主的情況，帛書乙本和通行的河上本、王弼本則代表了避劉邦諱以後一律用『國』字的情況。傅奕本則恰好反映了處在這兩種情況之間的特點。按年代，傅奕本加工於唐代，不受避諱字的影響，由於它的底本早於帛書乙本，所以仍然反映了一些較早版本的情況。」(分見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上卷)》，頁222、223。)若然，「帛書本、竹簡本『邦』、『國』並用，或許透露一些『邦』、『國』不同義之線索。古代『國』、『邦』並用，漢代以後諱『邦』為『國』。」陳錫勇先生則是明白指出：「《老子》作『邦』與作『國』，其義不同。……諱改，使『邦』、『國』混同矣。」(分見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上卷)》，頁574、陳錫勇：《郭店楚簡老子論證》，頁217。)準此，本文即依作「邦」、作「國」意義不同的原則，而將集唐本《老子》中所有本指「侯王所封地」，但因諱改而作「國」字之處，俱改正回「邦」字，原來應作「城鎮」或「都城」之意使用的「國」字則不更動，以使「邦」、「國」意義不混也。
[17]語出《老子‧三十八章》。
[18]上引《老子‧十九章》，語出簡本《老子》甲組：「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民復孝慈。三言以為，不足，或命之，或 (乎)豆(屬)。」集唐本《老子》則作：「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兩相比較，差異頗大。今依陳錫勇先生之說採用簡本為是：「甲編(筆者案：即指簡本《老子》甲組)『絕智棄辨』(筆者案：《簡帛書法選》編輯組讀為『辯』)，後來各本訛作『絕聖棄智』。老子多稱『聖人』，絕無非聖之言，今作『絕聖』必戰國末所改(筆者案：關於此，陳先生在他處有更詳細說法，詳見陳錫勇：《郭店楚簡老子論證》，頁11-12)。」又說：「甲編『三言以為，不足。』帛書本作『此三言也以為文，未足。』義同，而通行本乃訛作『此三者以為文，不足。』『三言』訛作『三者』，『三言』指涉所舉『絕智棄辨』等三言乃為政者之政令，作三者，則原義晦而不明矣。」(俱見陳錫勇：《老子釋義》，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年，頁50。)而關於其中「」字何以指「文彩斑闌之政令」，此據陳錫勇先生說：「『』，甲編釋作『辨』，不當，應作『』，《說文》：『，駁文，從文、聲。』《廣雅‧釋詁》：『，文也。』故甲本、乙本、王本(筆者案：分別指帛書本《老子》甲、乙本與王弼本《老子》)並省作『文』。段玉裁曰：『斑者，之俗，今乃斑行而廢矣。』然則，『』即『文』，是指文彩斑闌之政令。」(見陳錫勇：《老子校正》，頁219-220。)
[19]語出《老子‧三十八章》。而何謂「攘臂而扔之」，宋人林希逸解釋說：「『仍』，引也。民不從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見〔宋〕林希逸撰：《老子鬳齋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第六函)》據宋刊本景印，卷下，第38章，頁1上-1下。)
[20]《老子‧二十三章》說：「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21]語分出《老子》〈十七章〉、〈二十三章〉。
[22]見伍至學：《老子反名言論》，頁99。其實，上引述伍先生的說法，乃是他將《老子》中之「言」俱解釋作「言說」下的判斷，但筆者以為老子對「言」此一觀念的使用存有歧義而不當強作同一理解，必得先看其出現在何種文意背景下再作解釋，故許多地方仍當從於本文解作「政令」較可疏通老子思想。當然，伍先生上述的判斷，不論用在說明「政令」或「言說」似都可通。而本文以為可解作「政令」之「言」，出現的章節分別是《老子》〈二章〉、〈五章〉、〈十七章〉、〈二十三章〉、〈四十三章〉、〈五十六章〉。可解作「言說」之「言」，出現的章節則分別是《老子》〈八章〉、〈二十二章〉、〈二十七章〉、〈三十一章〉、〈四十一章〉、〈六十二章〉、〈六十六章〉、〈六十九章〉、〈七十章〉、〈七十三章〉、〈七十八章〉、〈八十一章〉。
[23]語出《老子‧五章》。
[24]見蔣錫昌：《老子校詁》，頁37。
[25]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三次修訂本)》，頁68。其中，「多言數窮」之「數」應訓為「速」，此據馬敘倫先生說：「『數』，借為『速』。《禮記‧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註：『「數」讀為「速」。』《莊子‧人間世篇》：『以為棺槨則速腐。』崔譔本『速』作『數』，並其證。」(見馬敘倫：《老子校詁》，卷1，頁41。)
[26]語出《老子‧二十三章》。
[27]見陳錫勇：《老子校正》，頁234。
[28]見曾為惠：《老子中庸思想》(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頁119。
[29]見蔣錫昌：《老子校詁》，頁37。
[30]《老子》〈三十七章〉、〈三十八章〉、〈五十六章〉說：「道……無為」、「上德無為」、「知者不言」。
[31]語出《老子‧六十四章》。
[32]語出《老子‧六十四章》。
[33]語出《老子‧四十三章》。
[34]語分出《老子》〈三十八章〉、〈四十八章〉。其中，上引「上仁」之上，集唐本《老子》尚有列出「上德」、「下德」之人，然而「下德」一句應為衍文，此據高明先生說：「『下德』一句在此純屬多餘，絕非《老子》原文所有，當為後人妄增。驗之《韓非子‧解老篇》，亦只言『上德』、『上仁』、『上義』，而無『下德』，與帛書《甲》、《乙》本相同，足證《老子》原本即應如此。」(見高明：《帛書老子校注》，頁3。)
[35]《老子‧六十二章》說：「尊行可以加人」，其中「尊行」，陳鼓應先生註釋乃指「可貴的行為」。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三次修訂本)》，頁272。而「加人」依陳鼓應先生註釋指「對人施以影響」。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三次修訂本)》，頁272。
[36]語出《老子‧二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