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關於《莊子》作者與寫作年代的考論
撰文：康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莊子》一書，乃晉人郭象「以意去取」，重新整理編定的33篇本，內篇7，外篇15，雜篇11。大概在唐代以前，《莊子》一書的作者問題並不成為問題，一般都認為《莊子》一書就是莊周所著。唐代，開始有人懷疑某些篇如《盜蹠》、《說劍》等非莊子所作。宋代，更多的文章被懷疑非莊子所作。這些受到懷疑的文章集中在外、雜篇，於是逐漸就形成了今本《莊子》內篇為莊周所撰，外、雜篇為他人所作的傳統看法，並近一步成為判定《莊子》真偽的原則：凡莊子所著者為真，凡非莊子所著者為偽；具體的分別標準為：思想內容、文體風格、名物制度等。《莊子》一書，顯然非作于一時一地，非成於一人之手，究竟哪些篇章是莊子自作，哪些篇章是莊子門人所作，哪些篇章、文字是後世攙雜進去的？作於何時？千百年來，學者們對此進行了大量的考證。20世紀，更是新見疊出，學術界圍繞著這一系列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同時期的學者往往相互展開辯難，後代學者也往往對前人提出的觀點或呼應，或提出異議，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本文將對20世紀學術界關於《莊子》全書的基本意見作一概述，然後將學術界對內篇、外雜篇的具體考證作一詳細的說明。
一
學術界對《莊子》一書作者問題的基本看法，有如下四種：
（一）打破內外雜界限，重新建立思想系統。
馮友蘭先生1961年寫作了《論莊子》一文，不同意內七篇自成一組、在內容上是一致的，而且七篇之間，還似乎有一種邏輯的聯繫的傳統看法，也不同意內七篇一定是莊子自作的或是莊子一派的人所作。《逍遙游》、《齊物論》在後來影響最大，馮先生主張：「講莊子應該打破內、外、雜的成見，以這兩篇為主；其他篇中有跟這兩篇的精神相合的，也可以引用作為說明。」[1]《再論莊子》一文中，馮先生指出：稱為先秦某子的書，都是某一個學派的著作的總集。從先秦一直到漢代，著作人觀念不明，對於號稱為某子的書，本來不分別哪些是本人自著，哪些是後學所著。在唐朝以前，並沒有一個定本《莊子》，在其中有固定的內篇。馮先生再次提出，《逍遙遊》和《齊物論》「是莊之所以為莊者」。研究莊子哲學，應該以這兩篇為主要資料，以這兩篇為標準，鑒別別篇，打破郭象本內篇外篇的界限。[2]在80年代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馮先生依然強調了這一觀點。[3]
30年代，葉國慶也認為，內、外、雜篇的分別既為後人所定，那麼說內篇一定是真的，外雜篇一定是假，未免近於武斷。今本《莊子》內、外、雜篇之區別，並不是絕對的標準。我們若以此區別為標準，而品評其價值，便不可信了。[4]
80年代初，陸欽主張，《莊子》內外雜的劃分，是後人編輯時形成的，可以打破原有的框框，另闢蹊徑，重新考慮。對莊周思想的分析，可以分早、中、晚3個時期，《莊周思想研究》實為嘗試。[5]
楊柳橋1983年撰文指出，我們在探討《莊子》具體內容的時候，是不應該拘守從前所謂「內」、「外」、「雜」這種篇目的界限的，而應該依照它本身所揭示的「三言」的表現形式，進行具體分析。但是，應當以「內篇」七篇，特別是《逍遙遊》和《齊物論》這兩篇為主，還是可以肯定的，因為歷來很少有人對它們懷疑過。[6]
程宜山提出，在莊子著作的考辨中有一個重要的「支點」，那就是《莊子》書中關於莊子言論和事蹟的記載。這些記載共29條，6000餘言，散見於內、外、雜篇，基本上是可信的。運用這些材料為支點來鑒別莊子著作，程氏認為，內篇除了《養生主》有些疑問外，都可以肯定是莊子的作品。外、雜篇中，除《盜蹠》等4篇外，都歸為莊子學派的作品。這22篇中，與內篇接近的12篇，與內篇有較大差異的10篇。我們研究莊子思想，應以《莊子》書中關於莊子言論、事蹟的29條材料和「內篇」為主要的依據，而把外雜篇與內篇接近的12篇文章作為參考資料。[7]
90年代，朱鋒指出，《莊子》思想研究應從文本出發，分別找出主要的中心思想，劃分出四個思想系統，並以此作為切入點對這些思想系統進行研究。這樣消解了《莊子》的作者問題和《莊子》文本的真偽問題，就可以避免莊學研究中因考證結論的不同而引出的《莊子》思想研究的爭論。[8]
（二）《莊子》全書均需重新考證。
五四運動後，疑古思潮盛極一時。在胡適、顧頡剛「古史辨派」的影響下，對《莊子》一書也發生了很多疑問。胡適在其名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莊子》一書，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9]顧頡剛先生進一步說：
我的意思，以為《莊子》是戰國秦漢間「論道之人」（「道家」一名似出漢人所撰）所作的單篇文字的總集，正與儒者所作的單篇文字總集為《禮記》一樣。因為是許多人做的，故其中有極深的，也有極淺的；時代也有較前的，也有較後的。[10]
顧先生從外雜篇所記事蹟與思想兩個方面，對某些篇章作了簡單的考證，此即《莊子外雜篇著錄考》。[11]
60年代，張心澂也主張，不以內、外、雜為界限，以各篇的每一章做單位來鑒別真偽。《天下篇》有做鑒別《莊子》的標準的資格。[12]
張恒壽1983年出版的《莊子新探》一書，是其半個世紀以來研究《莊子》的成果，傾注了作者數十年的心血。張先生學識淵博，善於考證，論述審慎，獨樹一幟。張先生鄭重提出：
筆者認為要對《莊子》思想進行研究，就須對全書各部分都加考察，不能漫信舊說，不加分析，即使《內篇》真為莊周所作，也須和對外、雜篇的態度一樣，經過審查，重新確定。
張先生主張，應打破內、外、雜篇的嚴格界限，重新建立一個考察全書的標準。如果根據新立標準，能找出一、二篇可靠的證據，就可再根據這幾篇的證據推尋其他篇的真偽和時代。他提出的標準有三：「一考察《淮南子》以前的典籍，有沒有明引‘莊子曰’云云，而明見於今本《莊子》者」；「二考察先秦書中有沒有雖未明引 ‘莊子曰’三字，但察其大意，確實是指莊子學說，而且在今本《莊子》內無可懷疑者」；「三依據《天下》篇所述莊周思想、作風，考察它和今本《莊子》各篇有沒有顯然符合之處」。《逍遙游》、《齊物論》、《大宗師》、《達生》四篇中的大部分章節，是先秦莊子的早期作品，大體上可以作為一個論證全書的基點。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張先生對《莊子》全書的各篇、章、節進行了詳盡的考證，取得了《莊子》研究的重大成果。[13]但是，張先生也承認，上編的考證部分，只有很少幾處提出比較確切的時代證據，大部分考論，僅針對其是否莊子派思想文風，做了一些歸類推測，而不能肯定其具體時代。[14]
崔大華在肯定張恒壽所作的研究是莊學研究的新進展的同時，也指出了其對《莊子》各篇的考論似有兩點不足：⒈張氏提出的首要標準是不完備的；⒉張氏的第二個標準只是表明《莊子》早於這部先秦典籍，並不能據以判明《莊子》各篇章的早晚。[15]
（三）《莊子》是莊子學派或道家的著作總集，不必作盲目考證。
嚴北溟1980年提出，年代湮遠，史料殘缺，要嚴格確定哪篇是莊子自作，哪篇是他人所作，是難得有一致意見的。我們完全可以把《莊子》一書看作是以莊子思想為主的一部具有完整體系的道家專著，「而不必對各篇作者為誰問題去做茫無結果的煩瑣考證」。[16] 崔大華、舒新城認為，大多數學者都從總體上肯定《莊子》主要是戰國中、晚期以莊周為代表的莊子學派的著作總集，我們可以把《莊子》作為反映莊子學派思想的成系統的著作來加以研究。張松輝則明確指出：
《莊子》一書，如果沒有新的資料出土，僅憑現存材料，想要指實哪一篇、哪一段為莊子所親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倒不如把《莊子》作為一個整體，視為莊子師生的共同的思想材料來研究，這樣可能更可靠一些。當然，莊子是老師，無論他親自寫作的有多少，都應視為《莊子》一書的主要作者。[17]
顏世安也提出，內篇是莊子思想的基本部分，奠定了莊子學說的基礎。但外、雜篇提出了重要的新思想，是莊子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僅僅將外、雜篇視為內篇的詮釋和補充。分析莊子思想，應著眼於全書，包括外、雜篇中內容風格與內篇有異的那些篇章。[18]
（四）33篇全為莊子所作。
1961年，周通旦撰寫《關於〈莊子〉外雜篇和內篇的作者問題》，主張：內、外、雜篇皆莊子所作。外、雜篇是其早期作品，內篇是其晚年作品。[19]後來，崔大華先生對周氏的觀點提出了異議，認為周氏用莊子個人思想的發展過程來說明《莊子》外、雜篇與內篇的差別，雖然在抽象的邏輯上是可行的，但印證具體事實卻又是不通的了。[20]陸永品在《莊子其人其書》一文中認為：
沒有可靠的史料作佐證，就不能剝奪莊子的著作權。應當說，三十三篇《莊子》基本上是莊子所作。古人和今人提出的許多懷疑，也只能存疑而已。[21]
二
對《莊子》內篇七篇的考證，學術界大體上有兩種基本看法：內七篇為莊子自著，作于戰國中期，以馬敘倫、鍾泰、關鋒、劉笑敢、崔大華等為代表；內七篇不代表莊子思想，以任繼愈先生為代表。學者們對於內七篇各章節，還有諸多具體的考辨。
馬敘倫先生在其《莊子天下篇述義》序言中，支持傳統的觀點，他說：《莊子》雖然有三十三篇，僅僅只有「內七篇」確實是莊子寫的，「外篇」就不敢隨便下斷語了；至於「雜篇」，除《天下》篇外，前人都說不是莊子自己的作品，我完全同意這個論斷。[22]鍾泰先生在60年代堅持認為，「外、雜篇有可疑，而內七篇則無可疑；外、雜篇有非莊子自作，而內七篇則非莊子莫能為。」[23]
關鋒在其《莊子〈外雜篇〉初探》中，也提出了內篇屬於莊子的6條證據：⒈內篇七篇所表述的哲學體系，是沒落的、悲觀絕望的奴隸主殘餘的意識形態。這個哲學體系只能產生于戰國，不可能產生于秦漢。⒉內篇的戰國時代色彩十分鮮明。⒊內七篇是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外雜篇不僅跟內篇水火者甚多，而且自相水火者也甚多，駁雜得很。內七篇是老師的作品，外雜篇是學生的作品。⒋漢代區分內外篇的標準是「內篇論道，外篇為雜說」，《莊子》書編成于漢初，分篇體例同此。⒌從漢人編定的本子到晉人重編的幾種本子，內篇都是七篇，外雜篇則出入甚大，這也是內篇為莊子作品的一個重要證據。⒍從日本高山寺本郭象後序中可見：郭象編定的本子，不是從內篇，而是從外雜篇中刪去了一些篇章；而秦漢人的作品在外雜篇，不在內篇。[24]
劉笑敢的博士論文曾獲廣泛好評。他通過具體統計顯示，內篇只有「道」、「德」、「命」、「精」、「神」等詞而沒有「道德」、「性命」、「精神」等複合詞，參照《左傳》、《論語》、《老子》、《孟子》以及《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的用詞情況，用先出現單詞、後出現複合詞的語言發展規律證明只有「道」「德」、「命」、「精」、「神」等單詞的《莊子》內篇早於已有「道德」、「性命」、「精神」等複合詞的外雜篇，只有內篇才可能是戰國中期的文章，而莊子恰好是戰國中期人，所以只要我們不懷疑《莊子》書中包括莊子本人的作品，那麼，我們也就無法懷疑內篇基本上是莊子所做，而外雜篇只能是各派後學所做了。[25]
劉文發表後，迅速為學術界所知，受到好評。其優點在於把理論研究建立在扎實的考據學的基礎之上，運用窮舉對比和統計分析的方法，具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但也有少數學者提出不同意見。如舒金城認為，由內篇早於外雜篇而得出內篇為莊子自作、外雜篇為莊子後學所作的結論，還缺乏充足的理由。[26]朱鋒也針對劉笑敢所運用的統計的設計提出了3條疑問。[27]可見，單純的統計方法也難以構築莊子研究的堅實基礎。
羅宗強提出，從思維方法的差異來探討《莊子》內、外、雜篇作者的異同。內七篇和外篇少數幾篇的一些段落，思維方法完全一樣，帶有濃厚的思辨色彩，常常是層進式，從一個層次推進到另一個層次；其餘各篇，則主要的帶著經驗論方法的特點，並非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前者更近於莊子所作，是更早的作品，思維方法比較一致，而其餘各篇則比較雜。另外，出現秦以後的名物、制度的六篇，全在外篇；內篇《逍遙遊》、《大宗師》一些段落，已為《呂氏春秋》所引用。[28]
崔大華則認為，《莊子》是先秦莊子學派著述彙集。對《莊子》各篇章，可以從內容是源或流的角度來加以區分。莊子的本人的思想是源，是中心，撰寫在先；莊子後學的思想是流，是發展，其述作在後。《莊子》內篇與外雜篇大體上能和這種源與流、先與後的情況形成對應關係。[29]
王葆玹另闢蹊徑，詳細研究了1993年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認為：學界長期流行的內篇早於外雜篇的成說，可由郭店楚簡再次得到證明。通行本《老子》有「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的命題，此命題在郭店楚簡《老子》的甲本寫為「絕智棄辯」、「絕偽棄詐」，可由此得到啟迪：原初的《老子》並不反對仁義聖智，這部書對孔子和儒家的態度本來不是敵對的，而是溫和的。到了戰國晚期，法家思想興盛，秦國的影響擴大，遂使當時的抄寫者修改《老子》的文句，製造出「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的命題，使《老子》變成一部激烈反對孔子和儒家的書。注意到《老子》由郭店甲本到今本的這種變化，會使我們想到《莊子》內篇與外雜篇之間的差異，內篇對孔子的態度較為溫和，外雜篇則屢有譏斥孔子的言論。這一思想歧異恰可證明內篇代表莊周本人的思想立場，外雜篇當是莊周後學者的手筆。[30]
任繼愈一反時論，在五、六十年代提出：《莊子》內篇不代表莊子思想，而是漢初後期莊學的作品。解剖莊周的哲學體系時，以《盜蹠》《胠篋》《庚桑楚》《漁父》《天地》《天運》《天道》《在宥》《知北遊》等篇為主，而以其他各篇中相類似的觀點作為參考。內七篇一律摒除。任先生提出的證據有六：⒈司馬遷所述的莊子代表作是《漁父》、《盜蹠》、《胠篋》等篇，都在外篇而不在內篇。篇中的主要思想，是過激思想，和內篇的沒落思想根本不同。⒉荀子對於莊子的批評，是「蔽於天而不知人」，今本《莊子》中具有這種自然觀的是外篇《天道》等篇，而不是內篇。⒊《天下篇》比較晚出，不能從《天下篇》的文句中論證出《逍遙》《齊物》的思想來。⒋代表沒落奴隸主的悲觀絕望思想，只能產生在漢初，不能在戰國。⒌最早文章一般都用開首兩個字作為篇名，春秋以後才有單篇的論文，每篇有一個中心題目，反復論述。《莊子》外篇都是以一篇開頭的兩個字作為題目，保持著古代的體例；內篇倒是有了題目，從時代上看，應晚於外篇。⒍篇分內外，起於兩漢，特別是內篇離奇的篇名，及其具有讖緯和神仙家色彩的內容，是漢初的作品特徵。《莊子》內篇應該是漢代編輯的結果。[31]張德鈞針對任先生的觀點，逐一進行了批駁。[32]吳則虞也指出，任氏的論斷，在現階段，還很難使人信服。[33]
80年代初，任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中，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說，外、雜篇反映的基本思想是莊子的思想；內篇不是莊子的著作，它是後期莊學的作品。任先生還說：「除非將來考古發掘到《莊子》先秦原本，我們不應當懷疑司馬遷所見到的《莊子》版本，而輕信郭象的《莊子》版本。」[34]任先生的觀點仍然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支援。崔大華說，任氏的論據其實都是很脆弱的。[35]饒東原對任先生《莊子探源》立論的幾個主要方面作了簡要分析，意在說明把內篇歸屬于後期莊學是不太恰當的，只能歸屬於莊子。[36]
學術界對內篇某些篇章也提出了一些懷疑，進行了一些具體論證，主要集中於《人間世》和《齊物論》兩篇。
30年代，葉國慶首先對《人間世》篇提出疑問。其論據有四：第一，「體裁不類」。第二，「意義不連貫」。第三，「思想不類」。第四，「抄襲」。某些段落乃衍《論語·微子篇》而成，莊子乃洸汪自恣之人，豈屑循人畦徑哉，可見此文非真。
60年代，關鋒專門撰文批駁葉氏觀點。他確信內七篇是一個人的作品，是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關鋒對葉氏的論據一一加以否定，並上綱上線，對葉氏進行了大批判。[37]
張恒壽對《莊子》內篇一一作了具體考證。其結論是：
總起來說，內七篇中除《人間世》前三章及他篇少數章節外，基本上屬於先秦莊子的早期作品。[38]
劉笑敢針對張先生對《人間世》篇的懷疑，指出，張先生的論證仍不能從根本上排除《人間世》屬於內篇或為莊子所作的可能性，因為《人間世》前三節與內篇或莊子的聯繫還是比較多、比較明顯的，這種聯繫明顯多於它與外雜篇的聯繫。至於如何看待《人間世》前三節與內篇其他篇章的某些不同，劉氏認為，這首先要打破一個人只能有一種思想的假定。他肯定《莊子》內七篇同中有異，但是同大於異，基本上是同一思想體系的作品。[39]
唐蘭認為，就《莊子》的體例看，每篇又往往有包含了好幾章的，而這幾章就不必出於一人之手。如《人間世》、《德充符》篇對孔子都稱仲尼，惟獨《大宗師》子桑戶死一章卻是例外地稱孔子，可見這一章是另一個人的筆墨。道家稱仲尼倒是近情些，所以這一章「大概不是《莊子》原文」。[40]
《齊物論》一向被視為研究莊子哲學的基本篇章，但自傅斯年以來，對此也有所懷疑。傅氏認為，《齊物論》是戰國慎到所作，而不是莊周的作品。其理由有三：《天下篇》所述慎到學說，和《齊物論》本旨相合；《齊物論》在《莊子》書中「獨顯異采」，和他篇不類；今本《莊子》除此篇外，無以「論」名者，而《史記·孟荀列傳》稱慎到著《十二論》，正相符合。[41]傅氏此論得到了容肇祖的補充。顧頡剛對傅、容二氏的看法極表贊同，認為「他們的見解都是極精確的」；並進一步說：「就說內篇中除了《齊物論》都是莊周的，則我們可以說莊周的思想極與慎到相近，這或者即是二家之書錯合在一起的原因。」[42]1961年，楊榮國也說，《齊物論》是慎到的思想。[43]80年代，張恒壽對傅斯年的觀點予以駁正，認為傅氏「抓住一點枝節上的聯繫，而不顧全面的事實」[44]。
三
外、雜篇幾乎每篇都受到了學者們的懷疑，學術界對它們的作者和寫作年代的考證更為紛繁多歧。葉國慶、羅根澤、關鋒、朱謙之、張恒壽、劉笑敢等，根據各方面的綜合情況，對外雜篇作了全面的考證，並進行了一定的分類。
葉國慶將《達生》、《山木》、《人間世》、《知北遊》、《秋水》、《則陽》、《田子方》、《庚桑楚》大體歸為一類，是學莊者所作。《至樂》篇悅死而惡生，與《齊物論》齊生死不類。《徐無鬼》篇「以賢下人」「無以色驕人」等語，與莊子思想不同。《外物》篇有憤世之慨，與內篇遊物外的主旨不類。《列禦寇》篇是後人衍莊學而失其意者。《駢拇》、《馬蹄》、《胠篋》、《繕性》、《刻意》諸篇文理相同，當是同時的作品。《胠篋》篇言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刻意》篇有吐故納新導引養形語，這是秦漢間方士的口吻。《在宥》、《天地》、《天道》、《天運》有相同之點，為漢人作品。《讓王》、《盜蹠》、《說劍》、《漁父》為漢人作品。《說劍》文似《戰國策》。[45]他認為，《寓言篇》雖然是說明著書的體例，卻不是莊子自做的。[46]
羅根澤認為，在莊子以後，劉安以前，道家必在蓬蓬勃勃的發展，大批材料，就在《莊子》外雜25篇。他將外、雜篇分為十二類，具體如下：
《駢拇》、《馬蹄》、《胠篋》、《在宥》4篇，為戰國末年左派道家所作；《天地》、《天道》、《天運》3篇，不惟不反對儒家，且與儒家有相當的妥協，為漢初右派道家所作；《刻意》、《繕性》2篇，疑為秦漢神仙家所作；《秋水》、《達生》、《山木》、《田子方》、《寓言》5篇為莊子派所作。《至樂》、《知北遊》、《庚桑楚》3篇為老子派所作，其時代當在戰國末期；《徐無鬼》、《列禦寇》2篇疑為道家雜俎；《外物》篇也是道家雜俎，產生於西漢；《則陽》為老莊混合派所作；《讓王》、《漁父》為漢初道家隱逸派所作；《盜蹠》為戰國末道家所作；《說劍》為戰國末縱橫家所作，篇中的莊子自稱為周，當然是托之莊周，而不是莊辛。有人認為是莊辛，單字孤證，是不能為據的，因為這個字難保不是傳抄之誤。關於《天下篇》，羅先生說：「我頗擁護傳統的見解，疑心是莊子的自序」，並且提出了幾點論據。[47]
關鋒1960年說：「我同意外雜篇不是莊子的作品，而認為：一部分是莊子後學所作，一部分是老子後學左派所作，一部分是楊朱學派的後學所作，一部分是宋鈃尹文學派的後學所作。」[48]第二年，他發表了《莊子〈外雜篇〉初探》一文，他表示：「我考證的結果，跟羅先生（按：即羅根澤）同中有異，他認為非莊子本人所作的那些論據，大半我是同意的。」在這篇文章中，關鋒將《莊子》外雜篇也作了一定的歸類分析。最後，他總結說：「總之，外雜篇是由戰國末到《淮南子》以前這個時期的、漢人稱之為‘道家’的一部總集。」[49]
朱謙之的遺稿《〈莊子〉書之考證》發表於《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4、5期。朱先生對《莊子》一書的基本觀點是：內七篇大致無問題，內篇與外篇的關係是互為發明，以內篇為主；外篇雜篇為莊子後學所加。在思想理路上，莊子後學分為左中右三派：中派為莊子直傳弟子，追求逍遙自得與齊一萬物的境界；右派乃儒家化的莊子學，主張「內聖外王之道」；左派是極端的無治派，追求忘義、忘禮、忘樂。朱先生認為，外雜篇為先秦作品，為秦漢間人所作的說法，未免近於武斷。
張恒壽根據每篇基本內容，並依原書次序，將外篇分為3組、雜篇分為4組，作了十分詳盡的考證。[50]
崔大華對羅、張兩位先生對莊子學派的劃分，提出不同意見。因為這種學派的劃分，在先秦典籍記載上是沒有根據的，並不一定符合先秦學術思想的歷史實際。[51]
劉笑敢則對上述在學術界占相當優勢的外雜篇完成于「漢初說」提出不同看法，主戰國末年說。其主要根據來源於3個方面。第一，仔細分析《呂氏春秋》、《韓非子》引用《莊子》的情況，說明在戰國末年，《莊子》書中至少約有14篇已經被《呂氏春秋》、《韓非子》引用過，占今本33篇的42%左右，證明外雜篇在戰國末年已經大體完成了。第二，賈誼生於西元前200年，從他的《屈原賦》和《鵩鳥賦》來看，他熟讀《莊子》，頗得其旨，由此也可以推定《莊子》大致成書于戰國末年。第三，一般說來，一部書作於什麼時代，總會對這個時代有所反映，而《莊子》外雜篇沒有發生于秦或漢初的事件，只有戰國時代的故事。劉笑敢還從《莊子》書本身出發，對外雜篇疑問較大的篇章，如《天下》、《天地》、《天道》、《天運》等，進行了具體考證。他認為：
籠統說來，《莊子》內篇和外雜篇都可能攙入若干後代的文字，但是認真推敲起來，這種攙雜似乎並不嚴重，《莊子》還是一部比較可靠的先秦子書。[52]
劉笑敢還嘗試以思想觀點、主要是與內篇的關係為統一標準對外雜篇進行分類。第一類，包括外篇的6篇，即《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遊》，雜篇的6篇，即《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列禦寇》，作者將其稱之為述莊派，是莊子後學的嫡系，其作品是研究莊子思想的主要參考資料。第二類包括外篇的《在宥》（下）、《天地》、《天道》、《天運》、《刻意》、《繕性》和雜篇的《天下》，共7篇，是莊子後學中的黃老派。第三類以《駢拇》、《馬蹄》、《去》、《在宥》（上）4個短篇為主體和核心，《讓王》、《漁父》、《盜蹠》3篇與之也有若干聯繫，這一派激烈抨擊現實，可稱為莊子後學中的無君派。[53]
王葆玹根據荊門郭店楚簡，對《莊子》外雜篇的寫作年代作出了全新的考證。他指出，郭店楚簡《語叢四》有一節文字，與《莊子·胠篋篇》大致相同，這段文字是楚簡的抄寫者從《莊子》中摘錄下來的。可以推斷郭店楚簡抄寫者一定是處於《莊子》外雜篇初期流行的時期。《胠篋篇》提到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今考從田成子到齊王建不是十二世，而是十三世，其中的第十二世是齊襄王法章。《莊子·胠篋篇》就是以齊襄王的時期為背景。而齊襄王法章五年（前279年），法章才真正成為「有齊國」的君主。《胠篋篇》撰作年代不得早于齊襄王五年（前279年），不得遲于齊襄王末年（前265年）。可以推斷《莊子》外雜篇的絕大多數篇章與《胠篋篇》類似，也應作于齊襄王時期。早於《胠篋篇》的內七篇應當作撰于齊襄王元年以前，完成于齊宣王、泯王時期，其為齊泯王時期作品的可能性，應是最大的。[54]
張松輝則認為，「戰國末年說」和「漢初說」的論據都缺乏可靠性。他提出，《莊子》一書是在莊子的主持下，由莊子和他的學生共同完成的，完成的時間大約在莊子去世前後。[55]
《天下篇》因其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為歷代莊學研究者所重視，但也是意見分歧最大的一篇。在作者歸屬上，有莊子自作和非莊子自作的爭論；在持非莊子自作觀點的人中，又有作者究竟是屬於道家抑或儒家的分歧。在寫作年代上，有作于先秦—戰國末、秦漢之際和漢初等3種不同說法。
馬敘倫、羅根澤、梁啟超等認為，《天下篇》乃莊子自著。羅先生的具體論證已如前述。馬敘倫先生說：
至於《天下》篇，我認為是作為一個時代的學術的結論，可能也是莊子寫的。我們如果說不是莊子寫的，很難找出另外一個人有這樣精通一個時代的學術，更有這樣的大手筆。如果作為莊子寫的自序，那是天衣無縫了。[56]
梁啟超在《莊子天下篇述義》一文中，認同《天下篇》即《莊子》全書之自序的傳統說法，並對反對者的主要疑問作出了解釋。
朱謙之說，《天下》篇曆敘古今道術，顯然是莊子晚年的著作。即使退一步認為《天下》篇不是莊子自作，而為莊子直接門人評論百家之學而作，也不可能就斷定其為漢代所作。總之，《天下》篇乃莊子後序，與《寓言》篇均可認為莊子作。[57]
晚近以來，更多的學者認為《天下篇》乃莊子之後人所作。錢玄同說：「《天下篇》乃極精博之晚周思想概論，但不見其為莊子之手筆。」[58]30年代，葉國慶提出，《天下篇》上半篇非莊子所作。理由是：一、莊子齊大小，一是非，必無聖人、君子等分別；二、「其在於詩書禮樂者」云云，言儒家於道所得獨厚；「其散於天下」云云，言諸家只得道之一端，乃儒家口氣；三、「不侈於後世」以上為一篇總綱，以下分敘百家，莊子為百家之一而已，作者悲百家往而不反，故此篇必非莊子所作；四、內篇多寓言、重言，此篇全是莊語。[59]
80年代，楊柳橋說，《天下》篇非莊子「自序」。其一，作者把儒家看作正統學派，而把「百家之學」看作「不該不遍」的流派。其二，對莊子學說的評價，是完全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來論述的。楊氏提出，我們如果把《寓言》篇的第一章看作是《莊子》的自序，倒是說得過去的。[60]
2000年，王運生就《天下篇》本身所表現出來的問題：不批評儒家學派；批評墨家學派卻持儒家觀點，而非道家觀點；自我批評說明莊子思想實質、置身老子一派等疑竇，斷言它不是莊子作品，應是後人偽作。[61]
多數學者既然肯定《天下篇》不是莊子自作，那麼，它是莊子以後何人或何派所作？學術界有多種不同意見。
譚戒甫明確提出，《天下篇》為西漢淮南王劉安所作。《天下》篇的思想和《淮南子》，特別是其中的《要略》篇多相同。《天下》篇即是《淮南子王莊子要略》的改名。[62]90年代，李叔華贊同譚說，並且從思想史、學派史、語文史三個方面，充實譚說。他指出，《天下篇》的主旨是特尊儒學（見於總論），主要評述道家，是以總結學術思想為形式，反映漢初儒道相黜而又互補的學術思潮，並希望將儒家學說定於一尊，其寫作年代在西漢文、景之際。[63]
60年代，任繼愈提出，《天下篇》既非莊周自著，也不像莊子學派的作品。主要論據有：⒈「哲學史」的總結，不能為時過早，其時代不能早于秦漢之際。莊周和它沒有關係，因而不存在莊周自著的問題。⒉《天下篇》列舉了六大流派的哲學思想，一一加以客觀評論，沒有把莊周哲學估得很高。在道家的言辭的外衣下，透露出儒家（甚至一部分法家）的社會政治思想，「決不是儒家以外的學者所能寫得出來的」。其作者對儒家有好感，研究得也比較深，對道家的研究和理解就淺得多，獨有對莊周的哲學敍述不具體。任先生說，儘管《天下篇》對莊周的批評值得重視，但是，不能從《天下篇》的文句中，論證出莊周內篇的「逍遙」、「齊物」的思想。[64]
嚴靈峰先生認為，《天下篇》乃荀子晚年的作品或荀子門人後學得其傳授而作。論據有：⒈《天下》批評、綜括各家學術觀點與《荀子》《解蔽》、《非十二子》、《天論》等相近。⒉所用辭語如「道術」、「神明」、「百家」、「內聖外王」等亦相仿佛。[65]
崔大華指出，譚氏之論最為薄弱。《淮南子》一書，幾乎無篇不引《莊子》思想、詞語、事例，只能說明其因襲《莊子》，而完全不能證明《天下》為《淮南子》作者所作。《文選》注引《淮南子莊子要略》僅存數語，並不見於《天下》篇，所以斷定《天下》即是《莊子要略》的改名是很困難的。崔先生說，《天下》篇是莊子後學中受儒家思想影響較多的人所作，其寫成可能在《莊子》諸篇之後。[66]
黃長泉對任繼愈、閻韜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天下篇》的作者，既不是道家的莊子或莊子的後學，也不是儒家，只能是宋、尹這一派的人物。其創作時代，即百家爭鳴結束後的秦或漢初。[67]
1993年，《南京大學學報》發表署名文章，提出一個全新的觀點：《天下篇》為《莊子》各派理論之總結。作者說，《天下篇》中論及的五派十子的思想在《莊子》中均有反映，《莊子》一書乃是莊子、老子、宋銒、彭蒙、墨子五家作品的彙集。關於《天下篇》的作者和寫作時間，該文作者考證說：《天下篇》論及公孫龍，顯見是作于公孫龍成名之後。公孫龍之死最早也應在前250年左右，假定公孫龍年70而死、30成名，那麼成名之時當在前290年左右；而莊子之死至遲也當在前290年左右，莊子自作《天下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68]
《天下篇》篇末記述惠施學說一節，前人早已提出是另外一篇附加在這裏的。《北齊書》卷24《杜弼傳》雲：「弼又注莊子《惠施篇》。」葉國慶認為：「‘惠施多方’一段，疑即杜預注《惠施篇》。」[69]王叔岷也推測《天下》篇末章「惠施」章，即是此篇。譚戒甫先生論證說，「自惠施多方」以下即是《漢志》名家類的《惠子》一篇，晉人李頤集解時將它和《天下》篇合併。[70]
張恒壽也注意到這一段與以前各節不相一致。他推測說，可能古本《莊子》中「惠施」本來另是一篇，也即司馬彪52篇本中之一篇。後人因它和《天下》篇都是講先秦學術的，便併入《天下》篇末。杜弼當是根據52篇本特為《惠施》篇而作注解。[71]王仲鏞則提出另外一種解釋。他說，就全篇來看，「惠施多方」以下一段，乃是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此乃專門之學，難於索解，杜弼裁篇別出，詳為作注。郭象只有最後一條總評式的注文，餘均無注。杜弼因而補其所闕，這是完全可能的。[72]
20世紀學術界關於《莊子》作者的詳細討論與對內篇、外雜篇的具體考證，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絢麗多彩的學術畫面，不僅使我們瞭解莊學本身在20世紀中國學術轉型中的變化與意義，而且對於認識20世紀中國學術在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歷史變遷與發展，亦是大有裨益。
註 釋
[1] 馮友蘭：《論莊子》，《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2] 馮友蘭；《再論莊子》，《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舒金城指出：馮先生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不能必然地證明《逍遙遊》、《齊物論》兩篇只代表莊周的思想而不是莊周後學的作品。舒金城：《中國古代智慧的殿堂——深宏奇特的〈莊子〉哲學》，第51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4] 葉國慶：《莊子研究》，第10-12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5] 陸欽：《莊周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楊柳橋：楊柳橋：《莊子「三言」試論》，《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
[7] 程宜山：《關於莊子的著作》，《中國哲學史研究》編輯部編：《中國哲學史倫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朱鋒：《〈莊子〉真偽的考論與思想系統的劃分》，《復旦學報》1995年第5期。
[9]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6冊，第170-17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0] 顧頡剛：《答書》，《古史辨》第一冊，第2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1] 顧頡剛：《莊子外雜篇著錄考》，《古史辨》第一冊，第282-28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2] 張心澂：《談談鑒別〈莊子〉的標準》，《光明日報》1962年3月16日。
[13] 張恒壽：《莊子新探》，第一章第三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 張恒壽：《莊子新探》，序言，第4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 崔大華：《莊學研究》，第80-86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6] 嚴北溟：《應對莊子重新評價》，《哲學研究》1980年第1期。
[17] 張松輝：《莊子考辨》，第28頁，嶽麓書社1997年版。
[18] 顏世安：《莊子評傳》，第48-49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9] 周通旦：《關於〈莊子〉外雜篇和內篇的作者問題》，《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1961年第1期。
[20] 崔大華：《莊學研究》，第67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1] 陸永品：《老莊研究》，第61、62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2] 馬敘倫：《莊子天下篇述義·序言之一》，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
[23] 鍾泰：《莊子發微》，第1-2、181-1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4] 關鋒：《莊子〈外雜篇〉初探》，《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25]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第3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26] 舒金城：中國古代智慧的殿堂——深宏奇特的〈莊子〉哲學》，第49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27] 朱鋒：《〈莊子〉真偽的考論與思想系統的劃分》：《復旦學報》1995年第5期。
[28] 羅宗強：讀《莊》疑思錄——有關莊子文藝思想問題的片斷思考，《南開學報》1985年第2期。
[29] 崔大華：《莊學研究》，第86-97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0] 王葆玹：《試論郭店楚簡的抄寫時間與莊子的撰作時代——兼論郭店與包山楚墓的時代問題》，《哲學研究》1999年第4期。
[31] 任繼愈：《莊子探源》，《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32] 張德鈞：《〈莊子〉內篇是西漢初人的著作嗎？》，《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33] 吳則虞：《〈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讀後記》，《哲學研究》1961年第6期。
[34]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第385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5] 崔大華：《莊學研究》，第65-66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6] 饒東原：《論〈莊子·內篇〉的歸屬——讀任繼愈同志的〈莊子探源〉》，《湖南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
[37] 關鋒：《關於〈人間世〉非莊子所作說》，《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38] 張恒壽：《莊子新探》，第二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9] 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第24-2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40] 唐蘭：《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古史辨》第四冊，第34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1] 傅斯年：《誰是〈齊物論〉的作者》，《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卷4號。
[42] 顧頡剛：《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下編），《古史辨》第四冊，第505、50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3] 楊榮國：《莊子思想探微》，《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44] 張恒壽：《莊子新探》，第72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5] 葉國慶：《莊子研究》，第38-41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46] 葉國慶：《莊子研究》，第26-28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47] 羅根澤：《莊子外雜篇探源》，《燕京學報》第18期。
[48] 關鋒：《莊子哲學批判》，《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49] 關鋒：《莊子〈外雜篇〉初探》，《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50] 張恒壽：《莊子新探》，第315-316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1] 崔大華：《莊學研究》，第74-80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2] 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第5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53] 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第三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54] 王葆玹：《試論郭店楚簡的抄寫時間與莊子的撰作時代——兼論郭店與包山楚墓的時代問題》，《哲學研究》1999年第4期。
[55] 張松輝：《莊子考辨》，上編第二章，嶽麓書社1997年版。
[56] 馬敘倫：《莊子天下篇述義·序言之一》，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
[57] 朱謙之：《〈莊子〉書之考證》，《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4、5期。
[58] 錢玄同：《論〈莊子〉真偽書》，《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9] 葉國慶：《莊子研究》，第30-31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60] 楊柳橋：《莊子「三言」試論》，《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
[61] 王運生：《〈莊子·天下篇〉的真偽及學術價值》，《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9期。
[62] 譚戒甫：《現存莊子天下篇的研究》，《哲學研究》編輯部編：《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
[63] 李叔華：《〈莊子·天下篇〉的主旨和成文年代新探》，《哲學研究》1995年第5期。
[64] 任繼愈：《莊子探源之二》，《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莊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
[65] 嚴靈峰：《老莊哲學·論莊子天下篇非莊周自作》，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第2版。
[66] 崔大華：《莊學研究》，第100-103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7] 黃長泉：《關於〈莊子·天下〉篇的作者》，《湖南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3期。
[68] 王青：《論〈天下〉篇為〈莊子〉各派理論之總結》，《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69][69] 葉國慶：《莊子研究》，第32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70] 譚戒甫：《現存莊子天下篇研究》，《哲學研究》編輯部編：《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
[71] 張恒壽：《莊子新探》，第301-302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2] 王仲鏞：《莊子的批判精神——〈天下〉篇新探》，《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