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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００七年十一月第一六七期
愛與自由—從《新愛洛伊絲》看盧梭的自由觀
敖安娜（南京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研究生）
【摘要】:
自由在盧梭思想中是關於人的規定，在《新愛洛伊絲》中他把自由看作人的天性。在現實社會中人必須進行自我區分,通過對愛的學習而成為美的靈魂。美的靈魂負有道德使命,道德自由才真正實現了人的規定。
【關鍵字】自由;人性;道德；自相區分;
《新愛洛伊絲》是盧梭的一部書信體愛情小說，其中蘊含了他關於自由的哲學思想。作者部分地借鑒了十二世紀法國姑娘愛洛伊絲與其教師阿貝拉戀情悲劇的框架，描寫的則是以朱莉為女主人公的十八世紀的婚戀故事。貴族小姐朱莉與家庭教師、平民青年聖普樂相愛，其父親出於門第偏見趕走聖普樂，強迫朱莉嫁給俄國貴族沃爾瑪。朱莉被迫結婚後成為賢妻良母，向丈夫坦陳婚前戀情，而丈夫則寬宏大量諒解妻子並邀聖普樂回來團聚。一對昔日戀人朝夕相見，雖難忘私情，但恪守良知。後朱莉為救落水兒子而染病身亡，死前託付聖普樂照顧其家人，並表示依然愛他。小說主題鮮明，通過純潔的愛情，建立美好的家庭，進而建立良好的社會。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某種抽象的概念的替代物。例如，朱莉代表了貞潔,聖普樂代表了忠誠，德•沃爾瑪先生代表了寬容，克雷爾代表了友誼，等等。小說從根本上說，是為了表達人的道德教化的過程，也是走向自由的過程。
近代哲學中對自由的愛首先由盧梭呼喚而來，他把自由分為三種:天然的、社會的和道德的自由。這三種自由關涉到人類的兩種狀態，即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自然自由是在自然狀態下的自由，當自然狀態不復存在時，自然自由也隨之消失。社會自由和道德自由則屬於社會狀態下的自由。
在盧梭這裏，人性成長的進程,就表現為由自然自由到社會自由再到道德自由的發展過程，從不自由走向自由。在小說中，自由的實現過程也是人性的教養過程，顯現為對愛的學習。只有從愛人性開始，樹立良好的德行，才能在社會中獲得真正的自由。人的自由天性與充滿束縛的社會現實的矛盾只有通過自我區分的人——「美的心靈」——才能化解。這在小說主人公朱莉身上得到充分展示。
（一）
「人生而自由，卻無所不在枷鎖之中。」[1]
盧梭在思想的開端就進行了第一重區分，把人類社會分為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以此區分自然人和社會人，這是人與人外部的區分。
自然自由是盧梭的自由觀的起點,它指的是在自然狀態下自然人的自由。自然對於人是造福者。一方面它提供給人自我保存所需要的一切天賦情感，「就個人來說，這些情感就是對自己的愛、對痛苦的憂慮、對死亡的恐懼和對幸福的嚮往」[2]；另一方面，自然給予人自由的意志，人意識到自身是可完善的、自由的。「我們感覺到自己是主動和自由的。」[3]
原始的自然並非現實存在，不具有任何歷史考證方面的意義，是出自盧梭詩意的想像。這一自然實質指人的自由天性，體現在小說主人公朱莉和她的情人身上，他們擁有上天賜予的「愛正義和真誠的善良天性」[4]，是未被世俗污染的純潔心靈。整部小說由通信組成，自朱莉和聖普樂開始相愛到朱莉因落水染病而亡，愛的激情在書信中鋪呈開來。主人公的愛來源於她天生的自愛心，出於對自身美德的愛，她愛上的是對方的品德而非外在條件。「你們的愛情完全出自兩個人的天性和同情，不是時間和人力所能轉移」[5]。此時的自由是源于自然天性的原始自由，只是一種自由的情感，尚未經過愛的區分與設定，還不是人真正的自由。
純潔的心靈受到同樣美的靈魂的吸引，然而身處現實的社會中，人們受制於社會習俗，處處是武斷與臆測、自私與偏見，德行成為公眾輿論的犧牲品，擁有的只是不自由的經驗，意欲尋求的幸福難見其蹤跡。社會中的種種不平等源於人的自私心的產生，自私不同于自愛，自私把幸福的內涵從自由變為佔有，變成束縛人的鎖鏈。不平等的社會中的武斷和計較扼殺人的天性，破壞自由的情感，沒有幸福只有痛苦。朱莉愛上貧窮的家庭教師，卻不被社會和家庭允許，追求善良和高尚的神聖的美，並不能使他們免受世俗偏見的羞辱。他們被迫分離，飽嘗痛苦和絕望。「我傷心的，不是將來有許多不可避免的痛苦，而是我空懷希望，看到我所抱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6]。
由此看到，自然人和社會人的區分揭示了人類社會從自然狀態進入到社會狀態，當自然狀態已經一去不返時，自然人只能在社會中經驗到不平等和不自由。
（二）
在這種普遍的不自由狀態中，人將如何得到自由？
人是社會中的人，自由的心靈縱然插上翅膀飛向天空，肉體仍匍匐於地上。但不自由恰是重新走向自由的起點。盧梭不滿足于自由僅是詩性的構想，力圖使之具有現實性，他在此進行了第二重區分，在社會狀態中人與自身的區分，社會人可以成為道德人。
這裏的自由,不是指原始的自然自由,而是指道德的自由。自然狀態中，沒有道德意識可言，只有在社會狀態中，人才是道德主體,可以通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和道德認知能力,成為自主自由的人。「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類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因為只有嗜欲的衝動便是奴隸狀態，而唯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才是自由」。[7]
在盧梭看來，所謂道德自由指服從道德律。在道德自由中，包含了自我對自身的控制。在此，自由的實現轉變為道德的訴求。
在《新愛洛伊絲》中，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充滿痛苦和犧牲，是人與自身做出區分，達到道德自律的過程。正如朱莉對他們愛情的回顧，[8]發自內心的愛是符合天性極其純潔的，愛的物件是美的心靈。但當他們受情欲的蠱惑陷入歧途，就失掉了美德，由於仍敬愛美德，遂遭受良心的譴責。此外，親情所要求的犧牲也是應盡的天職，喪母的痛苦和父親的哀求最終使朱莉屈服。「痛苦的天性的聲音，壓倒了愛情的悲鳴。」[9]社會的習俗、家庭的偏見和良心的譴責，多重暴力和否定的結果是對自由的放棄和心靈的扭曲。一方面她屈從父親的意志完全失掉希望，另一方面卻心存愛情，決心拋棄道德和理智，順從天性。盧梭看到的人性內部的分裂在朱莉身上達到極致。正如她在婚禮前夕所想，「在我向另外一個人宣誓永遠忠於他的時候，我也向你宣誓永遠愛你。」[10]
如何在新的契約關係（婚姻）中獲得自由，宗教觀念的轉變是人與自身作出區分的契機。婚禮上朱莉感受到教堂的莊嚴氣氛、婚姻的神聖性和上帝的引導，思想發生巨大轉變，從之前的不完全信神變為虔誠地信仰，身心達到一致，變得平靜快樂。[11]婚姻締結的神聖關係是一個新的起點，也是她重獲美德走向自由的開端。引發朱莉行為準則和內心情感多方面的轉變的正是她與自身相區分的教養過程。
（三）
盧梭關於人的規定就是自由，自由如何抵達真正的幸福？
首先盧梭認為幸福與美德緊密相連，「沒有美德，就沒有幸福」；[12]其次，幸福的本質是道德自由，是人拿起賦予他的自由去實踐美德，成為道德的人，「如果他的自由能抵抗塵世的欲念和遵循其最初意志，那才能替他準備無窮的幸福」[13]；
再次，幸福是遵循美德的引導在行善的過程中得到的一種自我滿足。行善的原因在於信仰，因為上帝已經賦予人「愛善的良心，認識善的理智，選擇善的自由」。[14]
更重要的是，在盧梭的理性宗教中，他把宗教信仰置於道德情感之上，道德是最重要的天職。「任何宗教都不能免除道德的天職，只有道德的天職才是真正的要旨。」[15]這在小說中主要體現在朱莉為丈夫不信宗教，雖行善事卻不明白原因而感到痛苦，[16]認為要心存信仰，過基督徒的生活才會真正幸福。人既然坦然承擔起自己的道德義務，聽從良心的指導，在內心裏敬拜上帝，上帝在人心中，上帝和人就變成了道德實踐的關係。這樣的宗教信仰實際上是聽從人自己的意志，實現了宗教自主和自律，是自由的道德宗教。朱莉通過信仰和行善獲得了道德的自由。
由此可見，真正的幸福既不是自然狀態下的普遍幸福，也不是社會中的「佔有」的個別幸福，而是個人需要通過「教養」去爭取的特殊幸福，是源于自由且經過區分的自由選擇。
（四）
在履行天職、盡義務和行善事的同時，自由規定了什麼樣的思想與之相應？
在自然狀態中，人就已經具備了「明辨是非的理智」[17]。能夠認識善的原始理性守護著人的自愛心。然而在社會狀態中，絕對的自愛變成相對的自私，原始的生命的理性也下降為被抽象觀念和教條束縛的理性以及因虛假教養和放縱的激情而墮落的情感。盧梭一向認為情感高於理性，理性會發生錯誤而情感不會。似乎對理性大加貶斥，實際上批判的是理性的誤用，並非理性本身。他在《愛彌爾》中借牧師之口批評推論式的狹隘理性，「普遍和抽象的觀念是人們產生大錯誤的根源，形而上學的囈語從來沒有是人發現過一個真理。」[18]在小說中也試圖以宗教信仰「替理性恢復它遭到欺騙和錯誤行為所敗壞的部分」。[19]通過區分自愛與自私，自私被揚棄到對人性、對家庭和社會的愛中。
一方面，愛情沒有死亡，在朱莉的心中一如既往。但出於對道德的高度自覺，她把愛情轉化為純淨的友情，讓愛慕昇華為尊敬，脆弱的愛情因之堅固而永恆。把自己的全部熱情轉移到了對美德的追求上。自然的情感，即人的天性得以保存。並且正因如此，她和曾經的情人的關係脫離痛苦和危險，變得坦蕩而自由。
另一方面，朱莉對婚姻的忠貞，對這一神聖關係的維護，體現了她對秩序的愛。「沒有婚姻，人類正常秩序中的一切，都不可能繼續存在。」[20]同時也是對道德律的服從，不是被迫地盡某種義務，而是在自由的意志下去行事。因為道德律的根據在自愛心，對人性和美德的絕對的愛。通過實踐美德，自由的天性得以實現。朱莉把強加於她的婚姻轉化為一種源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獲得幸福。
盧梭試圖克服人性內部的分裂和來自外部自然的人的異化，致力於已疏遠的自然和人的重新結合，並以一種近乎想像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他拋棄了理智和情感的傳統二分，理性接納了情感意志因素，成為實踐意義上的理性——良心。「我們的良心雖無法瞭解事物的真相，但能告訴我們如何去履行我們的義務；它不強要我們如何思考，但強迫我們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它雖不教我們如何闡述我們的理論，但能教導我們如何好好地行動。」[21]
通過上述區分,人類從對道德的無意識狀態進展到具有高度道德自覺性的社會狀態，意志自律使得人們對道德律的服從有了自覺性。不僅人的自然需求的感覺得到維護，同時也承認義務的約束性。正是這種區分,深化了人對自身的認識,使人做了自己意志的真正主人,實現了道德自由。
（五）
盧梭最終達到的道德自由既不是自然先天承諾的自由，也不是社會歷史現實中的自由，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努力去贏得的個別自由。這是出於自由的自由，在不平等的自由狀態中，人意識到自己生而自由，自覺自願地走向人性完善化的歷程。
從自然自由到社會自由再到道德自由，構成了盧梭自由觀的由低向高的三個階段。這三種自由,就主體而言，自然自由是一種個體的自由，是人的本性；社會自由是一種普遍的不自由的經驗；道德自由則是一種特殊的個人的精神上的自由，是個人通過教化與社會道德相一致的價值取向。道德自由是一種積極的靠人去爭取的自由。一個人,只有獲得了真正的道德自由,他才能由一個受自然情感支配的人，變成一個有理性的人，一個有德性的家庭成員，最終變成一個良好社會的公民。
把自由歸於人性，看成是人的天賦權利，以此恢復人的尊嚴和平等，這是近代哲學不同於其他時代的地方，也是盧梭哲學的出發點。然而,盧梭自由觀的失誤之處也在於此,他把人的自由權利的獲得寄託在道德教育上,沒有找到實現自由的真正出路,最終可能導致道德理想主義和烏托邦。但盧梭的自由之路告訴我們，追尋自由乃人的使命，要經過不斷地努力和鬥爭，不可放棄！
註 釋：
[1]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頁。
[2]盧梭：《愛彌爾》，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416頁。
[3]盧梭：《新愛洛伊絲》，李平漚、何三雅譯，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頁。
[4]同上，第212頁。
[5]同上，第307頁。
[6]同上，第64頁。
[7]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0頁。
[8]參見盧梭：《新愛洛伊絲》，李平漚、何三雅譯，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348頁。
[9]同上，第344頁。
[10]同上，第350頁。
[11]同上，參見第350—352頁。
[12]同上，參見第361頁。
[13]盧梭：《愛彌爾》，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421頁。
[14]同上，參見第423頁
[15]同上，第454頁
[16]參見盧梭：《新愛洛伊絲》，李平漚、何三雅譯，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599頁。
[17]同上，第697頁。
[18]盧梭：《愛彌爾》，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39頁。
[19]盧梭：《新愛洛伊絲》，李平漚、何三雅譯，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20]同上，第356頁。
[21]同上，第7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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