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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要義第六輯：儒學的缺陷  梁光耀

    後世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獨裁政治、泛道德主義所造成的禮教吃人，造就一班
愚忠愚孝的蠢人，多把賬算在孔子和孟子身上，最為激烈的莫如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
」運動，但這顯然是情緒的發洩多過理性的批判。例如，「君尊臣卑」的論調就不是先秦
儒家的產物，而是漢儒所提倡的；最為後世人所詬病的「三綱說」也是由董仲舒一手炮製。


    漢武帝罷絀百家，獨尊儒學。雖然從此儒學取得正統的地位；但實質漢儒的思想已受
陰陽五行學說的污染，又混雜了法家的成份，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的奴性道德實是儒學的法家化，因為只有法家才會這樣無條件地肯定君主的
權力。


    由此可見，漢儒的思想實是變了質的儒學。不過，我們也得考慮當時的時代背境和客
觀條件的限制。漢朝已經實現了大一統的局面，君主集權的專制政治亦已確立，要像孟子
般講出「民為貴、君為輕」的說話又談何容易呢！孔孟生活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言論
自由，即使得罪了當權者，也可以逃到別國去。漢儒引入陰陽五行的學說，亦希望藉「天
人相應」的觀念去約制君權。可惜，這樣的約制能力是少得可憐。要使政治權力得到適當
的制衡，必須從「政治權力基礎的合理性」方面著手。先秦儒家既然看不到問題的所在，
自然不能對君主制度有所批評了。真正的儒學雖不曾主張獨裁政治，但最後竟淪為君主尊
制的統治工具，實是始料不及。


    除了政治的問題外，儒學的重德精神又有嚴重輕視知識的傾向，儒家似乎認為人生唯
一有價值的事就是成就道德。宋朝陸九淵的名言「不識一字，仍可堂堂正正做一個大丈夫
」正是重德性輕知識的具體表現。未能肯定認知活動的獨立價值，自然不能開出西方求真
的科學精神。這就是為甚麼中國雖然在十八世紀前擁有全球最先進的科技，卻始終沒有科
學的原因。重德精神的文化局限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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