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海闊天空－－超越的鴻溝 岑朗天 上回我們討論了強義務論者對義務的了解，足以替義務勾勒一個強烈和清晰 的「性格」，還將絕對責成性歸給它。所謂絕對責成性，便是道德主體若不依義 務所要求去行動，便即受到譴責，並無例外。 強義務論者對道德兩大成素──義務和評價作出了以下的安排：義務首出， 道德的意義由義務賦予，道德價值也由義務引申出來(如遵從義務便是「善」)。 對於義務，他們復以強勢的責成觀念比代，於是，道德要求每每便以律令的方式 出現，而且被認為是最「本質」最恰當的方式。 這裡，律令是有實質的威權性。價值論者以至弱義務論者不會否認義務的通常 性表述，不外乎「…應該…」、「不可…」之類，但對這些句式背後的威權，並 不強調。 無論這些威權的來源是甚麼(上帝、理性抑或意志)，威權的伸張便是減差伸 縮性，將道德行為絕對化起來。正如上回引述康德那個很有名，為了遵守不說謊 義務而要將朋友藏身處告知殺人犯的例子。有時是頗與日常道德經驗相悖的。於 是，有些為強義務論辯護的人，便嘗試把強勢義務的絕對威權再加區分，另作安 排。 例如：「不應說謊！」或「你應該不說謊。」這個義務表述，在強義務論者的理 解下，律令都有實質的威權意義。我們會問：「善意的謊言如何？」更具體一點 ：面對一個癌症病人，他/她有很強烈的神經質，過往有受不住壓力而精神崩潰 的紀錄，在他/她不知道自己有病的情況下，樂天快活，你會準備把真相告知嗎 ？ 辯護者指出，「應該不說謊」其實是一種類似原則的表述，絕對的威權性也 只是歸屬於此原則而非具體情況。責成性，在不同的具體情況可有不同程度的實 現，但在原則的層面，卻是不容置疑、不容例外的。所以原則上我們不應說謊， 但如果這謊言是善意的，而且有必要(例如挽救國家)去做時，那具體情況便成為 該原則的例外。我們不難發現，之所以「例外」，是因為有一種更高的義務和相 應的道德價值，凌駕其上。例如：如果我們為了救朋友而對殺人犯說謊，這之所 以是對的，無非因為「救人一命」這義務比「不說謊」這義務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威權。又如：「殺身成仁」，原則上我們都是不應自殺的，但「成仁」這義務又 有比「不自殺」義務更優先的地方，所以我們甚至有義務去死！而非只限於被容 許去自殺。 康德常常強調，道德理性中是沒有真正的義務衝突的，因為理性的義務系統 必然互相相容，義務的威權性一層層排列，道德生命便是可在這些排列中安身安心 的存在者。強義務論的辯護者把絕對的威權歸諸原則，具體情況遂成為這些威權 原則(以普遍律令的方式出現)彼此相觸相比互排互序的結果體現。但康德的過份 樂觀並不被所有辯護者接受，在原則的層次上，也未必存在「救人」一定比「不 說謊」優先的情況。有些辯護者寧願確定實有道德衝突，具體的對錯取決於原則 彼此角力的結果。 可是，「角力」怎樣才有結果呢？那顯然不是力強者勝的「角力」，如果那 是依理性運作而決定，我們還是回到老問題：有一定的理性規律決定原則的序列 嗎？如果沒有，義務在具體情況上一樣缺乏絕對責成性，而且這種缺乏是有產生 道德無能之虞──也即是說：我們不知道怎樣做才是對的。 價值論和弱義務論的義務觀，雖然不強調絕對責成性，但道德主體在具體情 況就看特定行為所作的判斷，仍然可以是肯定和清晰的。強義務論者批評他們， 指出這些肯定和清晰沒有保障，每一特殊情況每一特殊個體依不同的程序去責成 或不責成，莫衷一是。可是，辯護者將絕對威權收在原則層次後，具體情況變成 原則層次各原則的互動體現，如果這些互動沒有必然程序，那麼強義務論者臨到 具體情況，處境和他們所批評的人實在沒有多大分別。這種困境，正是超越(絕) 的、絕對的層面，跟經驗的、相對的層面，之間似乎存在鴻溝的問題。 所謂超越(絕)與經驗、必然與相對之間的鴻溝，根本是哲學史長久的課題。 實際的道德經驗是特殊的、紛歧各異的，但我們賴之於判斷，賴之於行事的原則， 則是普遍的、概括的、指向某一統一方向的。在實踐上這如何可能？強義務論的 辯護者只不過透過威權歸屬的問題，特別突顯出這難題而已。 下回我將對此難題作較詳細之陳構。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