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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闊天空－－儒家和道家的道德分歧(三)  岑朗天

    先秦儒家對義務的掌握和了解，到漢初《中庸》、《易傳》的行世，得以更加成熟地表
現出來。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
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這個「位」，固然是禮教中人的位置，但如果禮之客
觀規範並不偏離道德之主觀規範，兩者相配合的話，則這「位」又同時亦是道德處境。每一
個處境都有義之所當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便是依之而行，而不做義務規定之外的事，(「不
願乎其外」)。至於這些義務的內容，《中庸》言之甚詳，如：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
而行之。」


    又云：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
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五倫是人人所當為的義務，智仁勇是實踐義務所體現的德性(virtue)，九經是統治者當
盡的義務，其中親親、修身也為一般之義務。


    如前述，義務其中之一個特性，是當事人不願意，也得強迫之去做，此即引文中所謂「
勉強而行之。」「利」，依《易傳•文言》：「利者，義之和也。」何謂義？即義務也，何
謂和？《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事事合乎義務，出於義務，即是「和」，即是
「利」，利者，到也。故「利而行之」，即事事到位，自我催逼而實現義務，「安而行之」
，則自願自然，心安理得而行，三者皆義務行為，不過「安行」者顯不出義務的逼迫性、責
成性。


    當然，儒家的道德哲學不止限於義務論，他們並不像康德那樣的強義務論者，企圖將一
切
道德價值的來源都訴諸義務原則。相反，儒家經典大多花費大量筆墨，形容聖人德性如何如
何，以樹立一個人格典範，從其起居日常應對，指示出一個學習的楷模。在這方面而言，儒
家論義務沒有西方近世義務論者那樣偏重行為規則，而是規則、德性並重。


    相對起來，道家接觸到道德問題，則有著大相徑庭的處理。


    《老子》文雖簡約，但全文有很多實踐指導，如：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
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
，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但這些實踐指導，有多少道德意義呢？實有疑問。如引文中提到有德之士就像「水」
，「與善仁」，「言善信」，但這個「善」不一定是道德的「善」，而只是「適當」、「正
當」義。「善利萬物」是成完一切，當然可以是道德目的，但《老子》並沒有提到「義務」
的概念，沒有指導人們，必須去到萬物，而且責成地依利他原則行事。相反，《老子》倒是
十分反對這種責成性與強迫性的。通行本三十八章提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
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即是義務之責成，但《老子》認為那是「失德」、「失道」的
表現，並不取法。


    《老子》通行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故此主張「聖人不仁」，而且「絕聖棄智」、「絕仁棄義」。這些文句
已完全到了反對一般道德規範的地步。


    當然，《老子》之反道德，並非反對道德本身，而是認為道德有所不足，故此要超越它
，不能讓道德義務去妨礙我們的自由，而其對道德價值的理解，更接近價值論者的看法，故
他的結論，與儒家的便大不相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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