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人文論壇：北大百周年的歷史意義 劉桂標 今年是北京大學成立的一百周年。原本，北大的校慶在12月17日，但由於 她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因此，49年之後當局便將日子改為5月4日， 這樣，便使這個本來就已經不平凡的日子（五四運動日、青年節）更具有深刻的 歷史意義。 北大成立的這一百年間，見證了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興衰，她自己也經歷了 許多的風風雨雨。早在清光緒年間（1898年），康有維、梁啟超等有識之士公 車上書，發起維新變法，提出設立具現代意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這就是北 大的前身。百日維新失敗，幾乎全部新政被廢除，但大學堂卻僥倖得以保留。 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京師大學堂遭到破壞，一度停辦，到兩年後才恢 復。1912年，即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年，京師大學堂才正式改名為北京大學。 在1917至1923年的新文化運動期間，由於北大成為了整個運動的核心，便寫下 了她在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成為新舊學派匯流、激盪的學術重鎮。在隨後的 1927至1929年間，她經歷了最多的變遷：奉系軍閥統治北京時，將北大取消， 以京師大學來取代。國民黨統治後又將京師大學改為中華大學，不久又改為北平 大學，到29年才恢復北京大學的名稱。在1937年開始的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北 京淪陷，但北大沒有停辦，反而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1938年，又由長沙遷到昆明，將校名改為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後，西南聯 大宣告結束，北大才在北京復校。1952年，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對全國高等 院校進行調整，北大的醫、工、農學院及其他部分學科分出去獨立成校，或者併 入了其他大學；而清華及燕京大學的文、理、法各院系及其他大學的有關系科則 併入了北大，北大的校址也從北京市內遷移到當時燕京大學校址。 其實，北大不單只見證了近百年的中國歷史，而且，亦參與締造歷史。因此， 她其實有著鉅大的歷史價值和意義。我們可分別從政治社會及學術文化兩方面來 說。 在政治社會方面，北大師生繼承和發揚了傳統中國讀書人那種熱愛國家、關 心社會的高尚精神。五四運動的開始和發展，實在與北大師生的投入參與有莫大 的關係。首先，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應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邀 請，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新青年》便移師北京，結合當時北大教授李大釗、 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和胡適等人的努力，提出了反對封建主義，確立「德先生」 （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方向，對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方面有著鉅大而 深刻的影響。其次，以北大教授胡適為主要發起人的白話文運動，亦以北大為中 心而展開，這一場改革令到五四運動得到更廣闊的民眾基礎，對五四運動的發展 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最後，當時的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及段鍚朋等人所領導 的五四愛國示威大遊行，亦開啟了近現代中國學生關懷國事、走上街頭向政治權 威挑戰的先聲。 除了五四運動之外，北大其實亦是許多其他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運動的發源 地。譬如說，1935年12月9日北大、清華、燕京等北京大學生發起的抗日大遊 行（史稱「一二九運動」），其在政治所造成的影響其實不下於五四運動，它促 使張學良、楊虎城在36年發動西安事變，並導致國共合作而對日本的侵略作出 全面的抗戰。另外，是眾所周知的四五運動。1976年，北大學生借著到天安門 廣場紀念已故總理周恩來，全力聲討「四人幫」，引發了「四五」天安門事件， 是次事件間接地導致了「四人幫」的倒台，而在文革十年的許多冤案，亦因此而 得到平反。當然，我們亦不能不提八九年的民主愛國運動，她的主要的發動者亦 是北大的師生。剛剛到美國保外就醫的王丹，就是當時的北大學生，是該次學生 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次運動引發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雖然最後被當局 鎮壓了，然而，民主的呼聲、訴求卻高唱入雲，一時間引起了國際間巨大的回響 及關注，至今其影響仍未減滅。遺憾的是，中國政府至今尚未能正視和面對這埸 運動，並為含冤受辱的北大師生及其他愛國人士平反。 在學術文化方面，北大亦秉承和發揮了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自由講學精 神。在1917年，蔡元境被委任為校長，採取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 方針。在這個方針之下，北大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成為了中西、新舊學派匯 流的學術重鎮。當時北大的人才輩出，幾乎盡攬一時的學術文化的精英：陳獨秀、 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辜鴻銘、馬寅初、馮友蘭、傅斯年、羅 家倫等，都是學識淵博的鴻儒。因此，對中國文化學術影響深遠的五四新文化運 動，便是以北大為中心基地而展開，這絕非是偶然之事，於此亦可見北的自由與 兼容的原則，其影響並不限於教育方面。 可惜的是：這種自由與兼容的原則，在新文化運動後期及其以後的日子裡開 始變質，先是一面倒的全盤西化，只有提倡打倒傳統中國文化的消極的主張，而 沒有重建與發展新的文化體系的積極的主張。接著，是一面倒的全盤俄化，這其 實是全盤西化的一種變形，所以，唐君毅先生說它是一種「西方的反西方主義」 (Western anti-Westernism，見唐著《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結果，不但反對傳 統中國文化，連西方自由主義等文化精粹也一併打倒。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中 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真空時期──固有及的中國文化及初現的西文化被打 倒了，而新的文化體系卻未真正建立起來。那時候，中國學術文化界裡只充斥著 政治的口號和教條，有價值的著作和研究真是少之又少，這種禍害簡直前所未 有。當然，筆者並非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缺點，或者西方（包括蘇俄）的文化 沒有優點，我想說的是：新文化運動嚴重忽略了中國文化的優點和西方文化的缺 點，亦輕視了中西文化有機結合的可能性，這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缺憾，雖然她 對於現代中國無可否認有其深遠的正面影響。 上面，筆者講過北大百年的歷史意義。當然，這並不表示北大對中國的貢獻 只限於過去，相反，我深信，只要現在的北大師生能繼承、開展和提升傳統北大 的優良精神，她對中國的未來必定繼續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正面的力量。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