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中國思想發展要義第二講 梁光耀 春秋戰國是一個亂世，但同時又是思想開放、百家爭鳴的時代， 各家各派的思想或多或少都是對於這個亂世的回應。 西周時，一切知識都是掌握在皇室和貴族手中，但進入東周時代 ，周天子的權力開始衰落，各國起兵互相攻伐，爭做霸主，亡國令得 貴族失去昔日的地位，做官的也迫得流落民間，原來被壟斷的知識也 開始傳入民間，孔子開私人講學之風，私人著書立說也開始盛行。 周朝定下來的禮儀制度已失去規範力，諸候們都不再遵守。例 如：朝貢本來是諸候對周天子的義務之一；但到了春秋時代，不納貢的 事常有發生。另外，西周時各國的兵力都有嚴格的規定，天子掌六軍 ，公候三軍，伯二軍，子男一軍，但到了春秋，諸候國已不斷擴充軍 力，甚至興師與天子對抗。 面對這個亂世，孔子認為周朝定下來的禮儀制度本身沒有問題[1] ，問題是出自人本身，是由於人的私慾，不安於本份所造成的。既然 如此，孔子也就從人本身找出禮儀制度背後的理性根據，孔子提出「 仁」這個概念，孔子認為「仁心」是內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用現代的 哲學術語講，「仁」可以指道德主體，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道德主體， 都有分辨是非善惡及行善去惡的能力，而「禮」就正是這個內在「仁 心」的外在表現。假若大家都依據「仁心」來行「禮」，則社會自然 會恢復本來的秩序。 除此之外，孔子也有一些更具體的主張，例如「正名」，所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居於何種地位的人，就應盡這個 地位所要完成的義務，例如君主應該做好君主應盡的義務。在政治方 面，孔子有一套德治主張，所謂「聖君賢相」，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孔子將政治層面看作是道德生活的延續，在政治上我們要求的只是聖 君賢相，卻未注意政治權力本身的合理性及政治制度本身是否可變等問 題。 孔子之後，孟子是為一個儒家理論的奠基人物，他將孔子的主張 更加理論化，著名的「性善說」也不過是孔子「仁心」理論化的陳述 。在為君的義務中，孟子似乎說得更具體，就是行「仁政」、「王道 」，什麼是仁政王道呢？簡單地說，就是為君者必須為人民謀幸福， 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假若為君者不能盡他的義務，反而殘害百姓， 又當如何呢？孟子認為人民是有權推翻暴君，「聞諸一獨夫，未聞弒 其君」是孟子對周文王伐商紂的看法[2]。可是，孟子沒有進一步探究 政權轉移的理性根據及客觀程序，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並不能防止每 次改朝換代的戰爭和殺戮。 簡言之，孔孟的先秦儒家是希望以道德來拯救這個亂世，他們周 遊列國，向諸候提出德治的主張；可是，當時的諸候關心的是如何鞏 固自己的權力，如何能夠富國強兵，儒家學說當然不被採用。孔孟失 意於當時，卻沒想到儒學後來會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但當儒學在漢 代被定為一尊時，它卻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儒學被嚴重扭曲，特別 是受到法家和陰陽家的污染。 當然，先秦儒家本身也有其內在的問題，正如前面所講，他們將 道德的地位看得太重要，甚至以為只要完成道德，政治問題也會得到 解決，所謂「內聖外王」，根本就是將道德看作完成政治事務的必要 和充分條件，並未注意到在政治領域裡有些問題是獨立於個人道德之 外，例如權力的制衡問題，政治權力若得不到制衡的話，它的禍害實 在可以無窮，而儒家竟天真地認為由皇帝擁有絕對權力本身並沒有問 題。 或者可以這樣說，儒家學說的精要之處並不在於政治層面，而是 落在個人修養方面。要成為一個君子，甚至聖人，必須有一定的途徑可 循，儒家稱之為工夫論。孔子強調成德的途徑在於「忠恕之道」，「 忠」乃誠敬不苟的自處工夫，「恕」是視人如己的待人工夫，宋儒朱 熹則以「盡己之心」來解釋「忠」，「推己及人」來解釋「恕」；通 過忠恕這些工夫來鍛鍊我們的意志，最終就能達致大公無私的君子境 界。 至於孟子，則主張「知言」、「養氣」的工夫論，所謂「知言」 就是「以思正言」，意思是遇到不合理的言說，必須訴求心意上的反 省；「養氣」則是「以志師氣」，意思是以心來支配情意的氣質和動 力，使之培養成浩然之氣，亦即合乎仁義的道德勇氣[3]。 當然，談工夫論並不是儒家所獨有，大凡談個人修養的理論，必 涉及達成的途徑，即工夫論，是以「道」、「儒」兩家也有其工夫論 ，而宋儒正是受「道」、「儒」兩家的影響而在工夫論方面有新的發 展。 註釋： [1]我們知道，春秋戰國其實是一個社會結構大變動的時代，一方面生 產力提高，人口增加，城市壯大，商業興起；另一方面是舊有的封建 貴族政治開始崩潰，代之而起的是君權至上的強國，被壟斷的知識也開 始傳入民間。這一切的變化令得很多周朝定下來的禮儀制度都不合時 宜，究竟孔子有否認真地看待這些變化？還是盲目地以為一切禮儀制 度都沒有問題呢？就目前所得的資料來看，我們似乎還未知道孔子的 真正立場。 [2]有人問孟子，周文王伐商紂是否弒君？是否不忠？孟子則回答，若 像商紂一個殘暴不仁的君主，他已失去做君主的資格，人民是有權推 翻他的統治，所以周文王只是殺了一個惡毒的人，並沒有弒君。要注 意的是，先秦儒家的義務是雙向的，君主有君主的義務，臣子有臣 子的義務，即使是至高地位的君主，當他不能好好完成他的義務時，也有 可能失去地位。這跟漢以後那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愛 子亡，子不得不亡」那種絕對服從權威的奴性道德是不同的，漢朝的 儒家已經受到法家那種君權至上思想的扭曲。 [3]孟子的工夫論並不同於孔子，並不是孟子不贊成「忠恕之道」，而是 由於孟子處身的時代令得他必須強調「知言」和「養氣」，或者看作 儒家工夫論的擴充亦未嘗不可。孟子的時代已是各家學說並立，大家爭 相辯論，孟子的工作就是要維持儒家的主張，破解那些他所謂不正的 言辭(詖辭、淫辭、邪辭、遁辭)，所以他必須強調用心去反省那些 不正的言說。至於「養氣」之說，是孟子比孔子更能注意到我們生之 為人，除了理性道德之外，還有情意之氣，要成就道德，必須將情意 之氣轉化為浩然之氣。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