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四顧蒼茫、一無憑藉下的憂患精神 方世豪 四十年前，即一九五八年元旦，在《民主評論》和《再生》雜誌 上同時發表了一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簡稱《宣 言》)，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和唐君毅四位先生聯署。今年是 四十周年紀念，特撰此文以作紀念。 此《宣言》奠定了當代新儒家的基本路向，確定了以這幾位學者 為中心的一個學術流派──當代新儒家。現在當代新儒家的學生弟子 們已遍佈中港台及海外，中國文化學術的種子已有了開花結果的希望 了，不再只是花果飄零了。但是要做到這效果誠非易事，試看諸位先 生當年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發出此《宣言》： 「……但是若非八年前中國遭遇此空前的大變局，迫使我們流亡 海外，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心境情調之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 反復用心，則我們亦不會對這些問題認得如此清楚。」[1] 諸位先生處身在一個艱難的時代，無論個人的生命或中國文化的 生命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變化，諸先生在反省自身的生命、反省中 國文化的前途時，同感憂患，真正的智慧便由此而出現了。回顧中國 知識分子的歷史，歷代大思想家的出現、大思想的誕生及變革都必在 大時代背景下完成。諸先生生逢大時代的變革，經歷憂患的生活，為 人生、為中國文化而奮鬥，在四十年前為中國文化而說話，他們目的 為何？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境況下所作為何？在《宣言》所說，中 國文化極有其價值，並不如當時中外知識分子所言的中國文化已死， 對中國文化抱負面態度，諸先生要把中國文化對人生、人類、中國文 化、世界文化的價值宣講出來，為中國文化的前途及中國人的自信心 而作精神上的喚醒。《宣言》中肯定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價值，諸先 生認為中國文化只是生病而不是死亡，因為中國文化只要一日存在於 我們活著的人心裡面，中國文化便不是死的，因為心靈是活的，即使 文化是已死者也可使之復活。過去歷史人物中的精神，如存在於活人 心裡，則此文化精神不死。只要我們對歷史文化有同情與敬意，即可 了解之，並使之復活，若無此同情與敬意則不可能有真實的了解。 而事實上，客觀地看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也是有其價值， 只是一般崇尚西方文化者以西方文化標準來衡量時所不察。事實上， 中國文化思想是以一個全人格的方式了解，而不是分割為一科科、一 類類的不同系統來了解，此中國文化之難為現代人了解的地方。而中 國文化中的倫理道德與宗教性也常被人誤解為人際關係的手段和低俗 的民間迷信，故《宣言》中重申中國思想中倫理道德與宗教性有其崇 高的超越性，而並非低俗的行為表現。尤其孔孟所言的心性之學，是 以人的道德實踐為基礎，由道德實踐而證實一形上學，由人的生活通 於天道天心，而形成中國哲學特有的超越性與宗教性。此是中國文化 的客觀價值而為不朽的原因。 當我們說中國文化生病，不能開出現代的民主與科學時，諸先生 已為中國文化如何現代化提出了一解決的方案，就是： 「我們說中國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應當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 要使中國人不僅由其心性之學，以自覺其自我之為一『道德實踐的主 體』，同時當求在政治上，能自覺為一『政治的主體』，在自然界， 知識界成為『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的活動之主體』。」[2] 《宣言》中認為中國文化缺乏科學精神，是因為由道德實踐到實 用世界之間缺少了一中間媒介，即在「正德」與「利用厚生」之間少 了一科學知識層。如何實踐道德是需要一科學知識來達成的，故未能 開出科學一層的知識。只要中國人能暫時收斂其實用目的，則科學精 神與中國文化並不矛盾而可同時存在了。而民主制度方面，也認為民 主精神與中國「天下為公」精神並不矛盾，亦為中國人所共同要求， 故不需要因此而否定中國文化。 《宣言》代表了當代新儒家的立場，也代表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 的責任。前文說過，他們是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下表現出一種中國 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精神。諸先生創辦了新亞書院，實踐了新亞精神 ，此新亞精神就是這樣一種四顧蒼茫、一無憑藉底下的實踐。他們的 艱難奮鬥，不怕困苦，既在政治上不能改變現狀，便盡力在文化教育 上為中國現代化而作準備，作一艱苦的承先啟後的角色。 儒學作為一實踐的學問，要對應時代的問題作出回應，《宣言》 正正就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回應，為中國文化的價值發言， 這就是儒者的責任，知識分子的風骨，也是一種憂患精神的表現。我 們在懷念諸先生盡力回應時代的憂患精神時，是否想到我們如何面對 未來的挑戰呢？ 我們儘可不同意諸先生當年的意見，但他們身體力行的實踐精神 卻告訴我們一永恆不變的價值，就是──生命是活的，生命是不斷的 創造，即使四顧蒼茫、一無憑藉，但我們仍可本著良知，創造我們的 未來，這就是生命價值的所在。 唐君毅先生曾論述人格之類型，其中論「豪傑型」云： 「豪傑性之行為與精神，……見於其能推倒開拓、不顧世俗毀譽 得失，而獨行其是上。故其行徑，常見其出於不安不忍之心。在晦盲 否塞之時代，天地閉而賢人隱，獨突破屯艱而興起，是豪傑之精神。 ……學絕道喪，大地陸沉，抱守先待後之志，懸孤心於天壤，是豪傑 之精神。學術文化之風氣已弊，而積重難返，乃獨排當時之所宗尚， 以滌盪一世之心胸，是豪傑之精神。……豪傑者，個人之自作主宰之 精神，突破社會與外在之阻礙、壓力、閉塞、與機械化，以使社會之 客觀精神，重露生機；如春雷一動，使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也。」[3] 根據此標準，當年諸先生乃一時豪傑也。 註 釋 [1]見唐君毅著《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頁127，三民書局1978年版 。 [2]同上，頁158。 [3]見唐君毅著《人文精神之重建》頁218-219，學生書局，1978年版 。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