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知識分子與氣節 方世豪 自鍾庭耀公開有人干擾他的學術自由以來，越來越多人物被牽涉其中，包 括港大校長鄭耀宗、副校長黃紹倫､特首辦高官路祥安和特首本人。當中最惹人 關注的當然是港大校長鄭耀宗，因為他是學術界的代表人物，人們皆期望他有捍 衛學術自由的道德勇氣，因此若知道他不能成為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典範時，他便 不可能再坐在知識分子代表人物的座位上了。 社會對知識分子是有一定期望的，而知識分子自己也有一定的自我要求。到 底我們所講「知識分子」有甚麼特質呢？其實我們現在所講的知識分子一直是西 方傳統的知識分子模型，而這個模型與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尤其是在道德要求方面。 根據余英時先生的解釋，西方人對「知識分子」有如下的理解︰ 「今天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 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 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這裡所用 的『知識分子』一詞西方是具有特殊涵義的，並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識』的人。 這種特殊涵義的『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 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 的腦力勞動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 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 ，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 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 種宗教承當的精神。」(《士與中國文化》之「自序」余英時著，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7年12月) 這是西方社會對知識分子的解釋，至於中國傳統對知識分子有甚麼要求，且 看牟宗三先生如何說︰ 「……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在以前歷史上亦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就是所謂『 氣節之士』。但是這些『氣節之士』，根本上是個大悲劇，是一種在特殊政治局 勢下所造成的大悲劇。…… 在這裡，我必須聲明一下，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現象，並不是我要大家都 不重視氣節；氣節是道德的節操，永遠應該有，知識分子怎可以沒有節操？」 即是說中國傳統對知識分子有一強烈道德要求，要求他有氣節，所謂氣節是 不畏強權，不為名利所誘的操守，本著良知而盡讀書人的本分，這就是所謂氣節 之士了。西方社會稱為「知識分子」，中國傳統社會稱為「士」。中國傳統社會 對士的要求：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論語﹒泰伯》) 其實作為一個人，我們便會對他有道德要求，任何一個人皆應成為一個道德 的人，不應做一個不道德的人。但對於知識分子、讀書人，我們會有更高的道德 要求，希望他們能成為我們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對象。為甚麼？因為他們讀書 較多，知識豐富，應更加明白甚麼是真理，更能分辨出是非黑白。但現實上，我 們眼看到很多知識分子、讀書人並不是想像中的理想，更多的是因知識多了而變 得世故、圓滑，更懂得看風頭火勢，看時勢做人的人。所以知識並不一定可使人 成為一道德的人，知識有時會成為蒙蔽道德心靈的來源。 身為大學校長自然是知識分子，我們對他的知識從沒有懷疑，但對他的道德 操守卻產生懷疑，為甚麼？正因為知識不代表道德，但我們又對知識分子有著更 高的道德要求，故對鄭耀宗作為香港最高學府的校長便有非常非常強烈的道德要 求，故此在這次事件中，他遭到強烈的譴責。 如前所說，作為一個人便要有道德操守，所以不論是校長、特首、特首辦高 官，都應有道德操守，都應受譴責，但一般人對政客都有一「政客是狡猾奸詐的 」形象，故其操守有問題，人亦不至反應那麼強烈。到底今次事件中所涉及各人 ，是否符合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各位可用以上所述標準評量一下，自然曉得 。 牟宗三先生說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都是氣節之士，很多時因為重氣節而遭 悲劇收場，這是政治悲劇。如果政治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理應可避免這些政治 悲劇的出現。反觀現在政府干預學府學術自由一事，見得出不是一個民主法治社 會應出現的手法。這是一個人治管理的手法，政府高官試圖通過非法的途徑而運 用人與人間權術管治手法，如給予暗示，好使你「識做」，以這樣手法處理學術 自由的問題。這便出現牟先生認為可避免而終於出現的政治悲劇了。當然，現在 不是宦官弄權，沒有各式酷刑，鍾庭耀未必有性命危險，但一場高官、高等學府 知識分子醜態百出的政治悲劇將會出現。 讓我們重新回到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上，到底一個理想的知識分子應是怎樣 的，除了如本文所引余英時先生所說的外，還有沒有其他要求呢？ 有評論認為導致高級知識分子也唯命是從的原因是因為本港的高等學府歷來 只有官學、沒有私學。而觀乎歷史，歷代人才皆出自社會，鮮有來自官學的，而 歷史過程通常是某門派私學人才輩出，然後政府收編為官學，而該門派則自此衰 矣。究其原因，是因為官學資源權力來自政府中央，官學中人自然為了資源權力 而向中央權力靠攏，故鮮有與中央抗衡者。如此學府又焉有人才。 回到中國文化傳統，無論外在環境如何不利，最重要的是存乎一心。中國人 理想的人格是甚麼，且看唐君毅先生如何說豪傑、俠義、氣節之士： 「豪傑之精神，乃一身載道，平地興起，以向上開拓之精神。俠義之精神， 乃橫面的主持社會正義之精神。氣節之士，則為一以身守道，與道共存亡之精神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頁406) 這是一個十分崇高的描述，這是一種為理想犧牲的人格精神，而這種理想是知識 分子所當有。若連知識分子也無此理想精神，則這個社會全人皆向現實低頭，只 顧在現實生活中掙扎，又何來希望，何來文化呢？中國古人之氣節之士，寧願選 擇死，因為他「明見天地之變色，日月之無光」，知一切皆已無可挽回，因而其 對未來或全無希望，但唯其如此，則社會有望矣。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