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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或「別它」
（德國）王偉豐（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按：文中外語標示除人名外全為德語）
    「接觸」似乎在今天的社會愈顯重要。無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走到街上免不了會看到
「別人」，在購物中心、圖書館或其他的公共場所我們需要「別人」的服務或幫助來找到所需
的用品或書藉。即使在家中藉着現代科技產物如電視、收音機、電腦或Internet，我們仍然
不斷接觸到外面的世界及「他人」的事情。媒體的報導讓我們「接觸」到「他人」的生活、
問題、困難、快樂及痛苦。即使關在自己的小房間，透過媒體我們仍然無可避免地「接觸」
到「他人」的種種。這是現代人的「幸福」或現代人的「不幸」？無論如何這是現代社會的
一個事實。我們並不需要嘗試構想一個完全沒有「他人」的世界或地球﹔「他人」是構成「生
命」及「生活」的一個重要原素–就如人的生命不只需要父親，同時也需要母親才被帶到這
世界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其他人的存在，完全孤立的我亦不可以把自己稱為人。
雖然「他人」事實上與「我」或「我們」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我們往往把「我」及「他人」
放在相對的位置來看待。如果我們接受生命並非只是一個區禁在個別軀體的𩆜魂，而是「活」
在「世界」上的話，那麼，我們應該接受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上，居住着不同種族、不同文化
的人類，甚而在同一種族中也存在着不同個性及傾向的個體。從這個角度來看，「他人」與「我」
的共存組成了「生命活着」的基礎。
 人類對意義的找尋並非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一種完全孤立的活動，它是一種「我」與「他人」
之間進行的溝通及活動。猶太哲學家Martin Buber就認為，「存在」（Sein）並非我自身所具
有，而是發生於「我」與「你」之間，所以「存在」也包含了「相遇」、「關係」及「經驗」。
這種「對話的哲學」（Dialogphilosophie）把對「存在」的理解從「孤立」的「我」的層面
釋放出來，而成為一種「我」與「你」的溝通及相互的關係。但Martin Buber對話式的哲學
也只局限於「我」及作為相對於「我」的「你」的互動過程，而「他人」作為「第三人稱」
的意義，亦即超越只是「我」「你」之間「來回」過程的「絕對的別他」（absolute Andere）
在這裏並未獲得真正的表達。到猶太裔法國哲學家Emmanuel Levinas所提出的哲學才顯示出
這種「絕對的別它」性。而在當中隱含了「完全」或「絕對的不同」，亦即無法以「抽象」的
方式「減約」成「相同」結果的「根本上的不同」。我在這裏使用「別它」而不再用「他人」
這名詞，是因為在Levinas思想中「別它」（Andere），並不單只是指人而言，其「絕對不同」
的性質，也就是一種無法通過任何辯証或昇華式（如黑格爾的哲學）的過程可減約的特質；
一種非「我」「你」之間的溝通互動（如Martin Buber）所能涵蓋的「絕對的別它」。亦即第
三人稱的「它」，這個「它」在意義上並沒有性別上的差別。但Levinas這種對性別差異其基
本性（sexuelle Differenz）的忽略後來亦遭到Jaceques Derrida的批評。但在這裏我們略
過此點繼續對「別它」作進一步的解釋。
    Levinas 認為過往的西洋哲學把「別它」其「絕對不同」的性質減約成可完全被「我」
（主客體中作為主體的「我」）所吸收的「相同」的性質，也就是說，「別它」喪失了其作為
「別它」的特性﹕一種無法被「我」包含在內而完全處於「我」（的範疇）之外的特性。這是
對「本體論」（Ontologie）的挑戰以及對「存在」（Sein）問題的質疑。海德格（Heidegger）
把「存在」（Sein）及「存有」（Seiendes）區隔開來–“Ontologische Differenz”，但「存
有」在這區隔下仍然無法完全獨立於「存在」以外，因為藉着「存在」「存有」才可成為獨立
自主。對海德格而言，沒有「存有」的「存在」並不可能，這種看法對Levinas來說也就是
把「存在」看作「存有」來思考。在這情況下「人」（作為「存有」）完全處於「存在」的權
威之下。而Levinas卻把「存有」跟「存在」完全分開–“Ontologische Trennung，「存有」
完全獨立於「存在」以外，「人」不再處於「存在」的權威之下。而以「存在」為基礎的「本
體論」的絕對地位在這裏也受到否定。Levinas認為「倫理」（Ethik）是哲學的最終基礎。
他在這裏所說的「倫理」並非「道德」或任何「倫理」系統。他的哲學所訴求的是對「別它」
所負的「責任」–一種「無可推委」的「關係」與「責任」；一種先於海德格”In–der–Welt–
sein“（處於世界）的對「別它」的責任：「倫理」。這是一種「呼喚」，「誡命」，就如聖經中
所載的「不可殺人！」。「我」對「別它」應盡的「責任」是「無法完峻」的工作。「別它」並
非任何具有固定意義的觀念或意識型態，它可被看作是（別）「人」或「神」或任何藉着「我」
不能達到的境界。
    Levnias「別它」的哲學在多年前開始已受到重視及不斷的討論，其影响層面不只局限於
哲學，當代神學家們對他的思想也作了不少的研究。法國當代哲學家Jacques Derrida及Paul 
Ricoeur就明顯受到他的影响；而在美國Richard Sennett在討論現代社會及多元文化問題
的作品中亦可看到與Levinas近似的觀點。全球化進程中所產生的種族、文化、宗教間的衝
突，如現今歐洲日趨嚴重的排外及新納粹份子的問題，在在都顯示出對「別它」問題討論的
迫切性。而許多此種問題的產生來自於對「同一（性）」或「認同」（Identitaet）的執着。
    Levinas 的思想正是對固定設下的「同一（性）」或「認同」（Identitaet）的質疑及否
定；但他的思想跟德國哲學家Theodor W. Adorno提出的「否定辯証法」（negative 
Dialektik）–即對「同一（性）」的不斷「否定」–並不相同，Levinas的「別它」並非是
通過「否定」的方式可達到的。而事實上正是這無法可及的「別他」使我們對它負上那無法
可盡的責任，一種無法通過任何固定方法或系統所能完成的工作。Jacques Derrida 亦曾在
某次訪問中提到，他所感興趣的是如何使得「同一（性）」成為不可能，亦即「同一（性）」
的失缺（der Verlust und das Fehlen der Identitaet）。而Levinas對「同一（性）」否定
的同時亦提出一種無（主體的）「我」（Selbstlose）（但並非是無主觀性）的「待客令」
（Gastlichkeit）或「待客（之）道」。此「待客令」並非如一般所了解的以主人的身份去接
待客人，而是「我」作為「主人」要讓予「別它」那「主人」的位置，來讓「別它」接管我
的家及房子，也就是上述所謂無「我」的處境。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對「別它」的責任是
先於「我」對「自身」的肯定，此責任並非是由「我」來決定，而是在「我」或「我的世界」
之先已定下的。
前面提到的法國哲學家Paul Ricoeur把Levinas的哲學再加以發展。他認為，因為某人信賴
我，所以在他人（某人）面前我必須對我的行為負責任。我們必須要如此設想，在我們所言
所行之前總是有一位見証人，他並非是被動的觀察者，而是一位「信賴」我的人。為了使我
能被信賴，我必須要有一種「被使用」的感覺，而這種感覺的獲得來自於他人（某人）對我
的「依賴」。另外前面提到的美國哲學家Richard Sennett就認為「依賴」在現今競爭劇烈的
社會𥚃事實上有其正面的意義，他質疑從啟蒙時期一直以來對「自主」（性）的讚美並其對「依
賴」採取完全負面的看法的態度，他認為這其實是一種錯誤。「依賴」從某個角度來看同時隱
含了「信賴」；相反地，對別人或他人的「不信任」往往是在那完全「孤立」的「自主」個體
無法單獨完成一項工作時的沮喪情況下所產生的。因此互相的「依賴」及「合作」在當前社
會有其正面及重要的意義，同樣地，對他人及他種文化的接受是一種正面並符合人性的態度，
因為我們同時亦需要「他們」（或它們）。而Levinas「別它」及「責任」的哲學不單指出了
「我」與「別它」的關係，同時帶出了比「關連」（Bezogenheit）更深而與「責任」密切相
關的「身臨」（Betroffenheit）的處境，亦即一種在這身臨處境下所產生的情感上的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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