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文文庫】

中國文化由治水到民族凝聚

方世豪(香港人文學會會長、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大禹治水

內文摘錄:因為大禹要領導治水,相傳大禹會見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所以《史記》說大禹「眾民乃定,萬國為治」,有定萬國,協和萬邦之功。中國自夏朝以來,天下有世系相傳的共主,即表示中國的民族社會,已向一個中心凝結。

中國文化由治水到民族凝聚

中國文化所擅長的,在於社會、經濟、政治實用方面,在於倫理、道德、人生哲學。這些正是希臘文化的短處。西方羅馬建立大帝國,最初是靠武力法律統治四方,即使是近代西方國家,如果不依靠軍隊和警察,也不能統治國家。但是中國的大帝國,在秦漢統一之後,主要是靠文化力量而達致太平。

漢代社會、政治、文化精神的形成,其實源自中國的上古。大禹建立夏朝,主要當然是靠聯絡古代的小邦,共同謀劃治理當時的洪水。由他領導治水,而成為天下共主。

世界各國,古代都有洪水。在希臘、猶太、北歐的洪水神話中,都說洪水是上天所以懲罰人的。當洪水下降,人都無法對抗。

猶太、基督教神話中,有挪亞方舟使挪亞一家得免洪水之災。《舊約聖經》《創世記》第68章記載:世間充滿罪惡,上帝決心毀滅地上的人類。他揀選了樂意「與他同行」的義人挪亞。上帝命令義人挪亞建造一個巨型方舟,把陸地上每一類動物,都留下雌雄一對,放入方舟。挪亞在建造方舟時,向人宣佈,上帝將要降下洪水,如果要逃過大洪水,必須進入方舟。然而當時沒有人關心他傳講的信息,照樣吃喝享受,最後只有挪亞一家8口進入方舟。40年後,挪亞建造方舟完成,上帝在挪亞600歲那一天,從天上降下暴雨40晝夜,地下水不斷湧出,水位不斷上升,浸過所有陸地,地上一切動物都消滅掉,只有在方舟的,才得以保存。

希臘神話中,也有說洪水降下而人類絕滅的故事。在希臘神話中,皮拉是厄庇墨透斯及潘朵拉的女兒,杜卡利翁的妻子。杜卡利翁是普羅米修斯的兒子。宙斯決定以大洪水結束青銅時代,杜卡利翁和皮拉是唯一生存下來的人。雖然普羅米修斯因幫人類從奧林匹斯山偷取了火,而被宙斯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但他仍能預知大洪水的來臨,因此叫兒子杜卡利翁建造方舟。大洪水泛濫時,杜卡利翁和皮拉的船,就停在唯一沒有被淹浸的帕納塞斯山。洪水退卻後,杜卡利翁夫婦再次踏足陸地。杜卡利翁接到忒彌斯的神:「將母親的骨頭向後拋」。杜卡利翁和皮拉知道所謂「母親」,是指大地之神蓋亞,而所謂「骨頭」,是指石頭。他們按照神,將石頭向後拋。皮拉拋的石頭,變成了女人,而杜卡利翁拋的石頭,變成男人。世界就第二次有人類。這個神話尤其是淒涼慘絕

但在中國,雖然有大洪水,但大禹能夠領導治水成功,則可見到人力能夠勝天。於是大禹成為神。大禹是古代中國有大功業的人,而被崇敬為神。因為大禹要領導治水,相傳大禹會見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所以《史記》說大禹「眾民乃定,萬國為治」,有定萬國,協和萬邦之功。中國自夏朝以來,天下有世系相傳的共主,即表示中國的民族社會,已向一個中心凝結。所以後來有「華夏」的名稱,成為中原文化民族的通稱。而說秦漢的大統一,繼承自夏朝,也未嘗不可。

大禹的功勞在於治水,所以後世人稱讚大禹的德行,常常在於他的勤勞刻苦。孔子稱讚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論語泰伯》:「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宮室,而盡力乎溝。禹,吾無間然矣。」(孔子說:「禹,無可挑剔。他自己粗茶淡飯,而祭品卻很豐盛;自己衣服樸素,而祭服卻很華美;自己宮室簡陋,卻盡力興修水利。禹,無可挑剔。」)

孟子稱讚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帝堯的時代,天下尚未平定,洪水旁溢,流布於天下。當這時候,禹八年在外治水,三次走過自己的家門口,都沒有進去。)

莊子稱墨子「沐甚雨,櫛疾風」,堅苦卓絕,是實行大禹之道。《莊子天下》:「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稿(音自)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天下也如此。」(墨子稱道:從前大禹治理洪水,疏導江河,貫通四夷九州,名山大川三百,支流三千,小河無數。大禹親自持筐操鏟,滙合天下河川,辛苦得連大小腿上的毛都沒有了,以暴雨沐浴,以疾風洗面,終於安定了天下。大禹是大聖人,為了天下如此勞苦。)

由大禹的功德被後世所稱讚,我們知道中國民族文化,可以說由著重勞動開始。首先著重人對自然的治理。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原始精神,最先只是要求實際上的人群組織,可以存在於直接的自然,被安頓於世界,不躲閃,逃遁,也沒有向外向上希望的幻想。後來中國學術文化的花朵和光輝,都在這一個最原始的樸厚老實的精神中,依次序生長出來,就好像農業中的植物,由地下而向上升上天方向。中國民族最初的思想和智慧,是由切實堅苦的現實生活經驗中,孕育出來。所以中國最早的聖賢,不是那些不負實際社會政治責任的宗教家和先知,也不是殖民地的哲學家,而是古代的帝王、大臣,好像大禹、成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陶、箕子,和春秋時期的史官、士大夫等。

有人認為大禹的功勞,在治水方面,著重勞動,就證明了唯物史觀的說法。這其實是不對的。根據唯物史觀的說法,著重的是生產力、勞動力和生產工具的變化,決定社會政治文化的變化。雖然大禹或夏民族相傳也有各種新工具的發現,但是大禹的功勞,在社會政治上是聯合各邦國,凝聚夏民族的力量。大禹靠這個力量,治水的事,才可以做得成功。這就證明,政治社會組織,是決定人對自然勞動的條件,是人向自然使用生產工具的條件,也是使人能治理自然而有真實效果的條件。這正和唯物史觀的說法相反。大禹和後來帝王的用心,都是首先在怎樣使到人群和協、政治安定之上用心,而不是在發明生產工具、自然研究上、財富累積上用心,原因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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