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與工具理性
曾瑞明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前兼任講師、香港大學哲學系博士）
提要：
這篇文章詳細闡述漢娜·鄂蘭對極權主義的獨特見解，強調其與傳統暴政的本質差異，特別是指向納粹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新型態政府。文章分析極權主義如何透過意識形態徹底控制個人思想與私人生活，摧毀公私界線，並將法律工具化為「運動」的工具，而非共識的產物。此外，文章探討了極權主義中「全面恐怖」的結構性作用，以及如何導致人們的「孤獨」狀態，剝奪人的「行動」與「言說」空間。最終，作者將極權主義的興起歸因於現代工具理性的過度發展及其政治化，並反思當代社會在理性出路上的困境。
正文：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20世紀的政治思想史的重要人物。她的思考，包含了歐洲最重要的問題，極權主義、革命、猶太人問題、自由、公民責任等。但我們不能輕易將鄂蘭的論說移植到其他政治脈絡。比如《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我們很容易會照自己想說的意思去解讀鄂蘭，即往往用她的說話來批評暴政，但我們必須留意她有具體所指，就是源於歐洲的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並把它們視為極權主義的新型態。她開宗明義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新型的政府形式」（a novel form of government），即它在本質上與歷史上出現過的專制、獨裁或暴政等傳統政體有根本性的差異。
首先，極權主義不是傳統的專制或獨裁。傳統專制政體雖然壓制自由，但仍保留某些社會結構、法律制度與私人領域。而極權主義的目標則是徹底控制整個社會，包括個人思想與私人生活，這是前所未見的。極權政權（如納粹德國與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以一套自我封閉、不可質疑的意識形態為統治工具，將整個現實重新解釋，甚至改寫歷史，以符合其世界觀。這種用意識形態重塑現實的手段在過去政體中從未如此徹底地出現。
過去未出現，這當然跟技術知識的不足有關。鄂蘭指出極權是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結合，社會學上的塑造，人不再是獨立的公民，而只是整體社會中的一個齒輪——人成了社會的部份而已。而心理學上的操作，則製造出孤立無援、被剝奪公共關係的人，讓人失去互信、友誼與共同體的支持。
極權政權（如納粹與史達林主義）摧毀了公私界線，它將私領域政治化，透過監控、檢舉、思想審查，連家庭、思想、朋友之間都不再「私密」。同時也摧毀真正的公共領域，讓人們無法自由言說或行動，只能服從命令，變成機器人一樣的「順民」。
這種順民絕不是陽奉陰違，仍能保存自我意識的，因為極權主義的政策聲稱要改造人類本身，也就是不只是控制人的行為或生活，而是要徹底改變人的思想、本性與存在方式。
極權主義當然有法律，但不是法治。在法治國家中，法律是一種建立在共識之上的規則體系，由社會、立法機關、司法與人民共同承認其正當性與約束力。但在極權體制下，這種共識被破壞或刻意排除，法律變成統治工具，而非共識產物（juris）。
鄂蘭提到在極權政體中，法律不再是穩定的、限制權力的規則，而是一種「根據歷史或自然運動邏輯」（movement）所制定的法則。極權政體聲稱自己是在貫徹一個「不可抗拒的歷史進程」或「自然法則」，法律不再服務於人，而是服務於一個「進行中的運動」（movement）。比如納粹就以為法律要順應「種族進化的法則」（Law of
Nature），法律的目的不是保障人權，而是實現種族淨化、優勝劣汰，所以，迫害猶太人不是「違法」，而是「根據自然運動（生物種族法則）」來實現民族進化。史達林主義中：法律順應的是「歷史辯證法的法則」（Law of History），階級鬥爭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為了促進歷史進程，「清算敵人」、「再教育」不是犯罪，而是實現社會主義歷史使命。
另一個理解極權主義的重點，她寫道︰「在極權政府中，恐怖已不僅僅是用來鎮壓反對勢力的手段，儘管它仍然被用於此目的。恐怖之所以成為「全面的」（total），是因為它超越了所有反對力量的限制；當沒有人再能阻擋它時，恐怖便成為至高無上的統治力量。」如何變成「Total」（全面性的）？恐怖不是偶爾出現，而是結構化制度，這包括密警察（如納粹的蓋世太保、蘇聯的內務部）、全民監控、密告機制。這樣，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社會互不信任，徹底孤立每一個人。你也不必做錯事，只要你是猶太人、資產階級、小資、知識分子、甚至只是被懷疑，就會被清除。最終都是為了讓意識形態得以「具體實現」。但是，恐怖成為意識形態運動邏輯的實踐工具，沒有人能倖免，因為沒有人永遠符合運動的「邏輯」。
鄂蘭指出極權主義並不滿足於令到人們孤立（isolated），而是要人們孤獨。孤立的人會感受到深刻的孤獨感，因為他們不再屬於一個共同體，也無法與他人共享意義和價值。這感覺是，雖在人群之中，但彼此沒有任何聯繫，或有任何可以聯繫的。鄂蘭強調人是「政治的動物」（zoon politikon），人的本質在於與他人的交往與行動。但孤獨剝奪了人「行動」（Action）和「言說」（Speech）的空間，使人變成無根的個體。
讀鄂蘭，當然膽戰心驚，但她提供的不是歷史的解釋，而是一種哲學上對極權主義的理解。然而，我們可以問是什麼文化和土壤造就了極權主義產生？它跟歐洲哲學或思想有關係嗎？極權主義是現代性的產物嗎？
鄂蘭也指出技術理性是現代性的危險之一，它使得人性被物化，政治成為純粹的效率與控制問題，失去道德與自由的根基。過度信任理性與科學，忽視了人的道德判斷和責任，可能導致理性本身成為壓迫的工具。我們要理解極權主義興起，似乎不能不重新檢討理性，極權主義不完全是創新，而是現代工具理性過度發展並被政治化的極端表現。它利用科技和管理手段，將政治變成一種效率至上的系統，卻剝奪了人的自由和尊嚴。
但由韋伯到哈伯馬斯，莫不是對這問題進行思考，但是我們始乎看到對人類的控制並沒有減少，是哲學無力，還是我們尚未深切地在工具理性以外找到理性的出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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