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孔子之尊與孔子之爭澤熙孔子在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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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孔子之尊與孔子之爭

澤熙

　　孔子在哈特《100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排名》(1993)中，名列第五。其影響之大，看看西方的報刊，僅就“孔子”這個名字出現的頻率，恐怕就沒有第二個中國古人可以與之相比。

　　(一)孔子在西方的三百年

　　在1995年3月11日《渥太華市民報》上的一篇文章“宗教與倫理”是這樣介紹孔子的：快速測驗：誰說過“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如果你說是耶穌基督，錯。晚了五百年。這是孔子說的。在孔子乘著牛車周游列國的二千年以後，他的學生已經把他的話傳到了各地。

　　當第一批羅馬天主教使團來到東方的時候，他們聽到了這句話幷對孔子的智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了簡便，在他們的專遞郵件中，他們把“孔夫子”記錄成拉丁文“Confucius”，該詞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故事歸故事，重要的是理解孔子的“道”，因為它不僅是理解其塑造亞洲社會今天的歷史的巨大力量所不可或缺的，也是理解世界的明天所不可或缺的。

　　為什麼西方人容易把孔子的話認為是耶穌說的呢？因為耶穌也說過：“你們願意人怎麼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何其相似。今天，這兩句名言在西方被並稱為“黃金律”。

　　在前面提到的那個“羅馬使團”中，有一個名叫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傳教士。他於1579年到達中國，幷在中國生活了27年。正是他將孔子的《論語》翻譯成了拉丁文幷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便有法文繼而英文的《論語》在西方流傳。可見，孔子的思想在西方的影響至少已有三百年的歷史。

　　1993年，“他說的仍在實行”一文的作者莫格(William Rees-Mogg)在漢堡的一個拍賣市場上發現了一本1691年在倫敦出版的《論語》的英譯本。他認為這大概是僅有的一本早期孔子著作的英譯本了。而這個英譯本又是從一個法譯本轉譯過來的，譯者己無從可考。有趣的是，這個法譯本又是從前面提到的那個拉丁文譯本翻譯過來的。在它的前言中這樣寫到：“我們可以說這位哲學家的道德是無限輝煌，同時又是感觸得到的，他是從純粹人性的角度引發出來的。”(英國《時報》1993年12月30日)

　　作者由此發出了一長串的感嘆：“許多他(孔子)的教誨都屬於全人類的智慧，並不僅僅為中國所特有。”“孔子和莎士比亞一樣，都有著實用主義哲學：相信和諧，等級，社會秩序和奉行愛國主義。同時，兩人也都缺乏民主的觀念。”又說：“孔子和莎士比亞一樣，對個人心理都有很深的洞察。孔子或許是在所有偉大文明奠基者中最少具有宗教性的了。”“和柏拉圖一樣，孔子認為“明君”治國可以創造一個好的社會。”“他們都是成功的教育家，但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上，也都是失敗的政治家。”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孔子(西元前551-479年)比蘇格拉底(西元前469-399)略早，幷分別對東西方文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兩人都善於在對話中運用修辭的技巧來教導啓迪學生幷表達自己的觀點。孔子和亞裏士多德也都十分重視教學過程中的道德教化。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孔子在西方，作為思想家和教育家，與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等雅典哲人齊名﹔孔子不是宗教家，却常見與耶穌，穆罕默德，以及釋迦牟尼相提幷論。

　　早在十八世紀，孔子的思想就曾在歐洲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主題大體圍繞著孔子的學說是否為“純世俗性”的問題。這一討論(時而為爭論)穩定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孔子的思想基本上為西方學者所瞭解。直到二十世紀，當西方知識界從西方哲學轉向東方獲取“靈感”的時候，才出現了欽佩孔子的高潮。到六十年代，孔子開始從“著了迷”的學術圈走向大衆化。一時間在小說，電影裡形成了“東方文化的熱潮。”

　　今天，可以說絕大部份西方人對孔子尊敬有加，在美國大學的哲學系裏`，就可以看到孔子與亞裏士多德，歐幾裏得，柏拉圖，莎士比亞，牛頓，愛因斯坦，路德，加爾文，康得，黑格爾，尼采，馬基雅弗利，盧梭，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斯密等人的作品同被列為學生的讀物。“孔子曰”也屢屢出現在西方人之口。

　　(二) 韋伯的“失誤” 與東西方價值之爭

　　十七世紀末，西方人真正對孔子下工夫研究的，要數馬克斯韋伯(1864-1920)。韋伯曾被《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稱之為“是在他同時代中，唯一引起世界注意的德國社會學家”。他在其頗有影響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5年)一書中，論述了為什麼資本主義不可能在其他諸多的文化中獨立產生，而祇能產生於現代新教的區域裏`(即北歐和北美)。他認為資本主義不可能在科技進步之後自動產生，而必須在一種合理的，反傳統的思維(即新教)出現以後才能形成。這是韋伯在比較研究了歐洲的天主教，地中海古文明，印度和中國的宗教，以及伊斯蘭教以後得出的結論(法國《UNESCO信使》1987年12月)。

　　關於儒家學說，還有印度教和佛教，韋伯的結論是：它們都不適合於掀起資本主義精神，幷含有重要阻止資本主義出現的因素。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這一理論都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然而，今天，他的這種把新教與資本主義唯一連接起來的理論受到了挑戰。今天，這一理論大概衹能很好地解釋：為什麼新教的北美比天主教的南美經濟發達﹔而對解釋近年來，天主教的義大利和法國在某些經濟增長上超過新教的英國，却有些勉為其難﹔更不能解釋為什麼東亞一些非新教地區的經濟增長，如日本，南朝鮮，台灣，香港，新加坡，和其他的亞洲海外華人社區等，有人稱之為“孔子文化帶”。

　　如果說經濟增長與其背後的文化一定存在著某種必然聯繫的話，“東亞經濟增長模式”顯然沒有按照韋伯所說的“祇有新教工作倫理，才有資本主義精神”的絕對概定。西方學者也認為韋伯的觀點“不一定正確”。於是有人把“東亞模式”稱之為東方的“儒家資本主義”，以和西方的“新教資本主義”相對應。東南亞等國則提出了“亞洲價值觀”的概念，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條件下，對孔子進行了重新解釋。

　　在東南亞等國提出了“亞洲價值觀”的概念以後，東西方很快出現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限於主題，這裡衹談西方的評論和報導。在一篇批評東方不尊重“個人自由”的文章裡，作者這樣寫到：“西方保守派已經很快贊揚了孔子的倫理幷把它看作是與我們自己的倫理是相似的，如自律和重視道德，同時也看到了東亞的成功。”作者又說：但某些政治領導人，如新加坡，在利用西方對孔子個人品格的仰慕以達到其專制的意圖。(《標準周刊》1995年11月6日)。這種以捍衛孔子本位來批評對方政治觀點的文章，在西方並不少見。

　　1995年11月19日《華盛頓郵報》上還刊登過一篇激烈批評“亞洲價值觀”的文章。現簡要介紹一下。“最近，許多亞洲的政治家，學者和商業領導人都自豪地宣稱，橫跨太平洋有一個基本社會價值觀的巨大差別。他們斷定，重視個人主義的西方，民主政治和猶太基督價值結構，是‘美國價值觀’。它從根本上不同於東方，集體導向，含糊不清的孔子文化模式，即引以為豪的‘亞洲價值觀’。這不僅僅是文化的差异，這些新儒家們堅持認為他們的文化價值比我們的好。”“仍然沈浸在‘冷戰’勝利後的美國人，可能還沒有準備好把另一場全球意識形態的鬥爭作為第一要務。但是，一個增長著財富和自信的東亞却迫切地要與我們爭論，幷直接挑戰可敬的西方價值理念。”“孔子的美德，正如他們今天通常所描述的那樣，包括節儉，勤奮工作，榮耀家庭和服從法律等，沒有一樣對任何一個成長在猶太基督社會的人來講是特別陌生的(包括孔子的“黃金律”)。”

　　還有人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作出這樣的評論：“亞洲金融危機可能會最終埋葬更高級的資本主義形式在區域範圍內的成功。這種資本主義是根源於孔子的哲學並免疫預於影響西方經濟的蕭條和其他問題。”《AZETA Mercantil網》1998年1月29日)。也有認為“亞洲價值觀”是對孔子的“否極泰來”(《經濟學家》美國版1998年7月25日)，還有人乾脆稱西方價值更為優越”(英國《獨立報》1995年1月18日)，等等。

　　最後，我們來看看另一種風格的西方說法。1996年1月8日倫敦《金融時報》刊登了一篇長標題的文章“孔子規則：在今後十年美國將保持在亞洲的經濟領先，但它可能會從該地區學到更有價值的社會課程”。這篇文章說：“美國長期以來把自己看作是其他國家的自然模範。從它大部份的歷史來看，它似乎提供了一個不可戰勝的混合體，個人自由和物質豐富。但是這個模範的角色現在遇到了挑戰，不是從僵硬的歐洲，而是從東亞。”“美國不會也不應該從它對個人自由的承諾中退回來，但是如果鼓勵美國人自願地去採用一些孔子的教誨，其社會將會有莫大的受益。”

　　(三) 西方人的文化自尊與疑古“新動向”

　　和東方人一樣，西方人也有著強烈的文化自尊心理。最近美國藍盾(Random)出版社出的一本新書《孔子住在隔壁：生活在東方教導我們如何生活在西方》(1999年3月)。由於該書涉及到東西方價值觀“誰優誰劣”的比較問題，因此，評論的文章也有著微妙的不同。以下三篇書評，基本可以反映出西方人對東西方文化差异的不同心態。

　　有人是這樣評論的：“經過一代人的努力，東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經成為繁榮的工業社區。社會的奇跡也伴隨著經濟的奇跡而產生，即社會穩定。例如，日本，南朝鮮和台灣等都正在享受著極其低的犯罪率和離婚率，社會教育是一流的。和這些社會工作相比，我們就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生活在那裡的人通常堅守著儒家的教導。而儒家宣揚的正是把社會和諧作為它自身的目標。因此，破壞和無視社會風俗將會帶來其自身，家庭和社會的耻辱。”(《Kirkus評論》1999年2月1日)。

　　也有人是這樣評論的：作為五年華盛頓郵報的東京社主管，作者看到了他所稱的“亞洲社會奇跡”。“正如許多別的亞洲觀察家一樣，作者把這些社會的內聚力歸結於一套中心的價值觀，即自律，忠實，勤奮工作，重視教育和集體和諧等，幷追溯到孔子的經典，盡管作者也看到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同時也指出該書的作者也認為：“孔子的價值觀和我們的猶太基督教道德觀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出版者周刊》1999年1月11日)。

　　還有人是這樣評論的：“他(該書的作者)企圖準確地分辨出兩種不同哲學的根本不同，一個是西方哲學，由希臘文明演變而來幷流傳在歐美(個人主義和民主政治)﹔另一個是東方哲學，自孔子而來並流傳在“筷子”文化裡，從中國到馬來西亞(家庭單元，社會義務和意見一致)。”“隱藏在亞洲生活穩定的背後，建築在孔子倫理說教之上，彌漫著裙帶關係，任人唯親，行賄受賄和白領犯罪。”孔子的價值觀也可能變質，如集權統治，實際上是非孔子的。當然我們也可以學到一些功課，正如作者說的，云云(《丹佛郵報》1999年3月14日)。

　　無庸諱言，西方不少人有直接批評孔子的某些觀點的，例如，有人認為孔子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導致亞洲自古以來不重視商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美國這個“以物質為基礎”的社會却很尊重商業人士的價值(《亞洲周刊》1994年12月14日)。有人把孔子“重仁輕法”比喻成“衹用一根漁桿釣魚，而拒絕用漁網”。也有人指出孔子的思想中有與二十世紀的西方觀念不合拍的，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與自由和平等是不拍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不合乎人道主義，等等。

　　不過，今天也有人別樣研究孔子。他們認為，“孔子曰”很少是孔子自己說的，而是他的追隨者在《論語》中作了重大修改，以便在與其他學派競爭中成為主流哲學，有人甚至全面懷疑《論語》的準確性。這無疑是西方疑古思潮從亞裏士多德，荷馬，到莎士比亞的又一“新的動向”。主要內容可參考1994年5月25日《波士環球報》：“對於孔子的迷惑：他的話可能被改變了”(以下簡稱《波文》)。另一篇發表在1999年4月1日《亞特蘭大月刊》上，題目叫做《孔子與學者》(以下簡稱《亞文》)。它們的共同主題就是介這個“新思潮”。

　　回顧一下世界歷史，有三個重要人物沒有留下自己的“親筆”作品，但都對人類文明產生了重大影響。孔子是其中之一，流傳下來的《論語》是由他的學生，在他去世以後撰寫的﹔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也沒有留下什麼著作，記錄他思想的《辯白》是由他的學生柏拉圖在他被處以死刑以後撰寫出來的﹔描述耶穌言行的四《福音書》也是由他的門徒在他被釘十字架以後幾十年裡完成的。宗教問題可以另當別論，孔子的情形可以類比於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在歷史上沒有留下自己的片言祇語，因此他常常被“假設”成其他的什麼人：和我們一樣？或者還不如，“他是小人，是騙子”。我想所謂的“新動向”無非是這些個玩意的翻版。

　　始作俑者是麻省大學Amherst分校的一名助理教授布魯克斯(E.Bruce Brooks)。盡管過去有西方學者懷疑孔子的追隨者是否準確地表達了孔子的話，但是象布魯克斯這樣幾乎全面地懷疑《論語》，是前所未有的。《亞文》稱它為“布魯克斯假設”。依據是什麼呢？原來布魯克斯受到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啓發，發現了《論語》中的幾處不連續性和文章結構的幾處修改和增補。例如，他認為《論語》的前二十章的構成非常嚴謹，在長度，形式和結構上類似於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的框架。通過“框架”分析，他可以判斷什麼地方是被修改和增補過的(《波文》)。

　　布魯克斯確信《論語》裏`祇有十六句是孔子說的，稍多一些是孔子的直接弟子說的，而更多的追隨者們則把他們自己編入了正式的學派，即《論語》，使孔子成為永久的民族精神(《亞文》)。言下之意，孔子的徒子徒孫們真是“高擡”了孔子這個“普通人”，其中包括他在西方的“孔學弟子”。

　　回到蘇格拉底的懷疑者們這裏來，有人就曾對柏拉圖的《對話錄》提出過質疑。他們認為：“使蘇格拉底成為英雄的是柏拉圖”，而“真正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不同的”。如果柏拉圖是偉大思想的創造者，那麼，蘇格拉底不過是代柏拉圖說話的象徵罷了。這就是如此懷疑者的邏輯，原來世人都被蒙騙了。對比一下，兩者如出一輒。

　　《波文》也看到，布魯克斯關於孔子的話是由幾個人在强烈的政治環境中“設計”出來的“假設”，“不過是西方學術界揭露所謂個人天才神話的延續”。有人認為，《伊利利亞特》和《奧德賽》是由一個委員會，而不是由荷馬一個人寫出來的。有人對亞裏士多德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也有類似的斷言。而今天，這些猜疑似乎是完不出什麼新花招了，便要轉向別的什麼東西，《論語》似乎給某些人找到了新的市場。

　　更有甚者，科羅拉多大學丹佛分校的歷史系助理教授，中國研究主任詹森(Lionel M. Jensen)認為：“在十六世紀末羅馬使團來到中國以前，根本就沒有儒家學說這麼回事。中國的‘儒家’是在那以後，在西方人的幫助下“再造”出來的。他甚至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孔子其人，“我認為他祇是文字上的象徵，他這個形像代表著某種特定的事物(《亞文》)”，並且他還要為此著書立說。此人的中國學問可謂是“淵博”，“妙想”可說是“奇特”，其用心也不能不說是“良苦”。

　　需要指出的是，“布魯克斯假設”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麼“假想”也好，都是在增長著的東西方文化衝突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其用意不言自明。如果有人不是從歷史的真實性上來考察，而是企圖用臆造的“假設”來達到詆毀的目的，既使是對於那些從不主張食古不化的人來講，反倒覺得，正如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荷馬和莎士比亞一樣，孔子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和影響似乎不會因為一，二個“假設”而受到絲毫的影響。

　　結語：應該如何平等看待不同文化

　　以下就以《政策評論》(1992年夏)上的一篇文章，題為《孔子與多文化主義》的論述來作為本文的結束語。作者認為：多文化主義，即平等對待不同文化，哪怕是有衝突的文化，是一個夢，它是否變為一場惡夢取决於人們對競爭性的思潮作出怎樣的回應。

　　作者寫到：“這種情況(多文化主義)可以從中國古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的話語中看到前景。一個啓明的保守性，他的教誨塑造了偉大，無論是物質還是道德，中國文明的延續。他的環境是貧窮的，他的皮膚不是白的，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歐洲人。從多文化主義的角度來講，他是完美無缺的。他的名字叫孔夫子，歐洲人稱他的拉丁文名為Confucius。”

　　作者在詳細分析了孔子與多文化主義的關係以後，得出的結論是：孔子這個例子向我們展示，我們可以學會洞察其他文化而不貶毀或拋弃我們自己的文化。相反，在傾聽了表達在不熟悉語言裏`的普遍真理後，我們倫理的和政治的領悟力就會加深。“令人著迷的是孔子，孟子與亞裏士多德就有某些相似的觀點，從中庸之道到政府目標。”

　　平等多文化主義的指導原則可以表達得十分簡單：讓我們在不同文化中觀察相似性，並區分其差異性。筆者也相信，在平等地對待不同的價值觀和它對立面的真實世界裏`，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幾千年歷史裏`的一些更有意義的因果藍圖。(完)

　　(摘自休斯頓《北美行》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