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對於人性問題的討論分為兩大系統，就是性相近論與性相同論。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1)以後，「性相近」的人性觀一直未受到儒家的重視與深入探討；孟子提出的性善論與荀子提出的性惡論，都建基於性相同的觀點，以後有關人性的討論都圍繞著善惡的問題，可以說是孟荀性論的延伸發展。本文想藉著對「四善端即是四惡端」的討論說明複雜的人性不能簡單化為同善或同惡，並略論「性相近」與「性相同」兩種觀點的社會意義。

《孟子•告子上》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是善的，其理據是：「惻忍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註2)「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註3)「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註4)孟子從人有四端之心肯定人性之善，其先設條件是四端之心的本質是善的。

四端之心既然只是未萌發的端緒，何以肯定其必定而且只有是善的？四端之心有沒有萌發為惡的可能呢？我們可以說一粒種子是甜美的嗎？它一定可以長出甜美的果實嗎？它不能長出甜美的果實，是因為它的萌發過程出了問題嗎？不同的種子要配合不同的地質才能生長良好，不同的地質對同類的種子或相同的地質對不同類的種子，其生長可以全然不同。人性與環境的關係也是一樣，好的環境不一定培養出善人，善人不一定出於好的環境。如果說人之不善是「弗思耳矣」，那麼我們又有沒有考慮到人之不善是「思之過甚」呢？

孔子認為「過猶不及」(註5)，過度或不及都是不好的，只有「止於至善」(註6)才是好的、善的，未及於善固然有所不足，不知所止而過善亦屬不當，過與不及都不足以言善。《二程遺書》有言：「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註7)楊朱「為我」是愛己太過，愛人不及；墨翟「兼愛」是愛己之不及，愛人太過。《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就是愛人，愛之過或愛之不及都不可稱為善，所以愛人非善也，愛而知其所止並且止於至善，方可稱為善。故此，仁之端不一定是善的，只有擴充仁之端而且能止於至善，這時的仁和所始發的仁之端才可以說是善的。

根據孟子所說，仁義禮智的端緒分別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之心驟看起來都是善的，可是，惻隱之心太過，濫用同情，就會助長貪利之心騙取同情以圖利，羞惡之心太過就會出現為面子問題而以惡對人，恭敬之心太過就會令人自信不足而畏縮不前，是非之心太過就會以理殺人。由此看來，善惡無端，四善端即是四惡端。

徐復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說：「…孟子所說的性善之性，指的不是生而即有的內容，僅指的是在生而即有的內容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不是出自思辨的分析，乃指的是人的心的作用。」(註8) 孟子所說的性，其實是指心，性善即是心善。由此可知，以善惡論性所討論的其實是心而不是性。從以上四善端即是四惡端的討論看來，人心也不是必然的善。王陽明四句教是對心的最好說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性相近」和「性相同」兩種觀點有著不同的社會意義。從性相同的觀點出發，在群體的社會中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強人同己，一是求同存異。強人同己是以強凌弱的手段壓制他人；求同存異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和平共處，但處於弱勢的少數人的自由意志仍然被限制和壓抑。從性相近的觀點出發，群處的社會追求的是「和而不同」，能充分體現宏大的包容度和愛人的仁心。由此看來，討論和發展孔子的「性相近」說，是創建更理想的社會生活的基礎。



註：
(1)《論語•陽貨》
(2)《孟子•告子上》
(3)《孟子•公孫丑上》
(4)《孟子•告子上》
(5)《論語•先進》
(6)《大學》
(7) (宋)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頁64。
(8)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