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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刺客──嫉妒
周澤雄
嫉妒是一種使人沮喪的情感，天然有著貶低人類尊嚴的居心和能量。嫉妒雖然不致於被視為某項罪行而遭繩之以法，充滿忌憚的人類仍把它看得比尋常罪行更可惡、更不可赦。一個人也許會坦然承認自己的殺人罪，但對自身的嫉妒心卻常效金人緘口，至死不語。作為一項高懸的人格禁令，嫉妒對人性的羈絆、約束和震懾是如此厲害，以至人們習慣於將它視作地獄的情感，即便它從來只在人間蔓延。此外，不管人們如何地標榜高尚，推崇仁恕，張揚瀟灑，嫉妒總像討厭的痔瘡一樣，有著“十男九痔”的普遍性。我們固然可以借助道德上的修煉對嫉妒加以抑制、引導或升華，但說到杜絕，則和大荒山無稽崖一般渺茫。在試制過原子彈的荒島上依舊有生生不息的鼠輩出沒，同樣，在一顆公認高尚的心靈裡，依然有頑劣的嫉妒心，如小荷微露，薪盡火傳。
這裡牽涉到罪惡與邪惡之別。殺人固一罪耳，但它在某種特定氛圍的折射下又未始不能被看作一項義舉。坐在電椅上的待決犯也許內心並無道德上的愧疚，故斷頭台下每每成為幽它一默，在智力或人格上殺個回馬槍的絕佳場合。嫉妒則不然，它與瀟灑無緣，與幽默無緣，甚至與陽光無緣。一個這樣的窺視者，似乎永遠躲在陰鬱的窗帷後面，用忿忿的牙齒咬破舌頭，以展示心靈的出血過程。嫉妒是寂獨的，它找不到一位可供剪燭西窗的傾訴伙伴，注定與自身形影相吊﹔它無助的雙手只能抱住自己，而這份自我擁抱又加劇了靈魂的哆嗦。嫉妒像一場吳剛伐樹般的苦役，具有無法自娛、無力終止的屬性，當它成為一種自愛，又恰恰生出刺蝟式的窘境，即：嫉妒者對自己的安慰性摩挲幾乎每次都會同時構成自虐性傷害。嫉妒是邪惡的，它長著一雙刺客的眼睛，蟄伏在人性的淵底。雖然嫉妒本身意味著某種不甘雌伏的弱者意識，但它又明顯氤氳著若干同歸於盡的氣氛，迫使我們“戰戰兢兢，日謹一日”，體會它的可怕。嫉妒者常常像一位披發跣足的女巫，在我們背後劃出道道圓弧。
雙重的障礙是，我們往往既無法克制對他人的嫉妒，又無力避免使自己成為他人嫉妒的對象，如此，嫉妒便提醒我們返觀人類的渺小和卑微。
應該把“該隱的猜忌”看成一項人類學上的事實（按：“猜忌”固不宜與嫉妒混為一談，但這裡的“猜忌”則恰恰說明了嫉妒的激烈）。發生在那兩個遠古同胞間的謀殺（可對照《史記．五帝本紀》中倨傲的象對其胞兄舜的加害），除了告訴我們嫉妒的荼毒能力可以如何慘烈外，還表明了它的古老：一種原欲，它在人類第一個兒子身上就得到了昭彰的顯現。西諺“嫉妒永不休假”，也恰切地說明了嫉妒的韌性。弗蘭西斯．培根之所以認為“嫉妒是魔鬼底本來的特質”，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戀愛與嫉妒是使人消瘦的，而別的情欲則不至如此，因為它們不如愛與妒之持久”（見水天同譯《培根論說文集》第33頁）。嫉妒像一個饕餮的食客，為了伺候自己的貪婪，它往往置脾胃的康泰於不顧，它甚至會在並無必要的時候崢嶸出世。小馬塞爾曾經有過一個這樣的姨媽，“她固然真心實意地愛我們，但她也願意為我們的夭折而痛哭”（《追憶逝水年華》Ⅰ，第118頁）。奧斯曼帝國的真正奠基者穆罕默德二世曾經為了求得心理平衡而用匕首刺死自己的愛妃，搖滾巨星列儂也嘗到了崇拜者射來的子彈。尼釆看到有些老人“並不想要孩童，他嫉妒他們，只是因為他已無法再成為孩童”。大凡強烈的欲望都長著四只蹄子而不是兩只腳，帶有相當的躁狂性和盲目性。古斯塔夫．榮格在他漫長的開業生涯中遇到過眾多愛欲“投射”（即“轉移”）現象，具有同等強度的嫉妒出現這種那種的變異，我們也當見怪不怪。
作為一種情感菌體，嫉妒最易在兄弟姊妹鄰里同事間得到繁殖和播衍。詩人萊蒙托夫在小說《當代英雄》中借主人公畢巧林之口說道：“兩個好朋友中總有一個是主人，另一個是奴僕。”奧地利杰出的社會學家赫．舍克則說得更為明確：“在一起相處的人，總可能是一個嫉妒者，而且關系處得越近，就會嫉妒得越厲害。”（見《嫉妒論》中譯本第3頁）當然，我們得把夫妻除外，親子之情除外。一般說來，“帝王除了受帝王底嫉妒外不受他人的嫉妒”（培根語），因地位懸隔使然，而要消除競選失敗者對成功者的嫉妒則不太可能，前者顯然會認為：他哪點比我強，若不是……
所謂嫉妒的近距原則事實上也能容許諸多例外。猶太教的上帝以善妒著稱，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不僅彼此間嫉妒個沒完，甚至不惜與凡女爭勝。智慧女神密涅瓦與凡女阿拉喀涅競賽刺繡術即為一例。為了捍衛自己的神性尊嚴，密涅瓦最後竟殘忍地將聰明的阿拉喀涅變成蜘蛛。在《論嫉妒》一文中，培根曾提到一種“公妒”，即古希臘“貝殼放逐制”（一譯“陶片放逐法”）：當某一著名公民危及城邦安定時，可在仲冬一次例會上，通過貝殼投票的方式，不經控訴而將他放逐。蘇格拉底若非執意求死，他本來不必喝那杯毒酒，他只需離開阿提卡十年就行。這裡，我們還想提及另一種公妒，即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嫉妒，我們可以在不同地區和民族間經常看到此種嫉妒，如法國人較易對英國人（尤其對英語在世界範圍內的流通）表示嫉妒，希特勒正是煽起日耳曼民族在種族和地理上的嫉妒欲才得以發動戰爭。日本人經濟上的成功也使山姆大叔老大不快，妒意十足地貶之曰：“經濟動物”。橫亙在國與國之間的關稅協定也部分源自此種公妒的作祟。誠然，嫉妒是憑般無所不在，以至於人們在植物界也能發現“與杏爭勝”的“妒芽”（《談藝錄》第337頁）。
然而，無所不在的嫉妒是否當真只配消受無所不在的奚落和貶低呢？赫．舍克在他那本“振奮人心”的《嫉妒論》中作了反彈琵琶的回答。他以“人是一種嫉妒的生物”立論，醒目地提出這一見解：“文明的歷史，是經過無數次挫敗嫉妒也就是制服嫉妒者而取得的成果。”（《嫉妒論》第3頁）
偉大的思想是值得追隨的。顯然，嫉妒既是普泛眾生的人性景觀，它就勢必會在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揮發自身的影響。嫉妒者的格言是：“上帝總是用閃電擊中最大的動物，最大的建築，最高的樹木。”而“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又是社會中人的常識性智慧，任何獨標高格的行為或成就都得冒在毒日頭下被睽睽眾目輪番拷問的危險，準乎此，則一方面個人的世故應體現在避免將自己的成功或幸運過於張揚上，另一方面，為安撫民心、穩定社會計，當局也當對成功者實施某種剝奪，如“徵收所得稅”，它“不僅是對社會嫉妒的一種糾正，而且通過這種手段也可以使這種嫉妒得以減輕”（《嫉妒論》第235頁）。我們看到，深諳人性者總是惕然於“槍打出頭鳥”、“錘敲出頭釘”的警告，而將自己的成就小心地歸諸他人的鼎力襄助，最具創造力的作家們常常不避蹈襲地在前言中臚列成書過程中曾得到某君某女士“惠予指點”，並意猶未盡又靈氣全無地在篇末綴上“貽笑方家，敬請斧正”類句子。個中無他意，對潛在的嫉妒者擺出點妥協姿態而已。
人類若沒有適時地發展出公正的觀念，人文的進化將頗難想象。公正源自公平，公平則直接濫觴於嫉妒，它以嫉妒者的容忍程度為評價的標準，它本身是反天才的。正是天賦的嫉妒心化生了原初的嫉妒欲，對此，為人父母者大抵有切膚之痛。他（她）得小心地面對一雙雙充滿監視的目光，規避任何偏袒性行為，一句話，他（她）對自己的兒女得一視同仁，公平對待。
赫．舍克未曾道及但仍值得一提的是，嫉妒對文明的建設性功用還體現在使文明的進程富有彈性並更為從容上。一個傻瓜們退出一箭之地而任由個別天才躍馬揚鞭、縱橫馳騁的社會是難以想象的。天才們大膽超前的擘劃會產生一種過份的尖銳性，使社會在隆隆的加速度中有可能陷於不可收拾的瘋狂。文明有其自身的節律，這節律多半就體現在天才的超前與愚人的拖後這一動態的對峙之中。在愚人以嫉妒為特徵的攻訐下，天才（他同樣可能是嫉妒的帶菌者）的偶或落馬乃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的墜落不惟成全了嫉妒者的私願，又未嘗不在貫徹文明本身的旨意。噫籲，人道的殘忍每成為天道的公正，斯其一也。
誰也不應指望建立一個無嫉妒心的社會。事物有其優劣，大地有其欠缺，人心有其傾斜﹔大自然在頒示因果律的同時也會容忍偶然﹔扮演殺手角色的時間老人，又常常流露出對公正裁決的厭倦，凡此種種，皆使嫉妒心的孕育和維持獲得了保障。然而，我們也當注意，對嫉妒心的重視應與遷就或縱容相區別。重視人類的嫉妒心正在於控制它的規模，避免它無遮無礙地擴散，正如我們重視感冒絲毫不等於對感冒的揄揚。嫉妒應該得到限制，不然，文明將遭致折磨和摧殘。
試著檢視我們的文明如何？我們有理由把中國發育過當的敬老傳統視做對老年性嫉妒的投誠。注重輩份、論資排輩的習俗意味著對青年和才能的漠視，這種漠視恰是老年性嫉妒所企盼的。須知老年人對青年人的嫉妒乃是嫉妒心的常規領域，中國官僚階層的龍鐘狀態即不難看成此種嫉妒的歷時性兌現，我們文化的黃昏色彩就此生成，在傳統社會，青年人普遍成了被壓抑、被埋沒的一代。在中國各類行政機關裡人們不難發現，擔任要職的十有八九乃是該部門年事最高者。典型的中國式格言乃是“嘴上無毛，辦事不牢”，“我走過的路比你走過的橋還多”等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屢受遵循﹔“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徒成濫調。
“文人相輕”，匠（藝）人又何嘗相重？行業上的嫉妒在我們的文明也同樣泛濫成災。由於那不立文字，師徒（常常是父子）相授的陋習，古中國多少“祖傳技藝”、“獨家祕方”、“本門武功”慘遭失傳，而這種陋習源自畏怯的嫉妒亦明。不立文字，則歸納無從談起，辯駁無從著手，發展莫識路徑，系統的科學無由臻就。不立文字，遂從根本上抹煞了學術之途，在沒有傳統加以統攝的狀態下，所謂的華夏智慧只不過是星星點點的一盤散沙。看來我們得感謝“專利法”的發明。“專利法”的妙處在於，它不僅通過使發明者獲利的辦法撫慰了發明者的嫉妒心，又防止了此項發明的流失。
一個嫉妒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人人狐疑、彼此猜忌、互為敵手的社會。嫉妒像一個多方掣肘的千手巨人，使人人不思進取、使社會病態懨懨構成它的本質屬性。從一個民族的嫉妒含量中我們可以測知其文明的程度，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功告成，在相當意義上取決於我們正視自身嫉妒的決心和能力。
對嫉妒加以尊重是必要的，對嫉妒加以冒犯更是必須的。嫉妒，它的確是文明的刺客，除非我們首先把它刺傷。
（《嫉妒論》[奧地利]赫．舍克著王祖望張田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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