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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某些民族的早期歷史一樣，中國早期的文化表現出一種可稱為「一本性」的特質。若果我們可以區分開一個文化的理念層（抽象的精神內容）與生活層（具體的日常生活內容）的話，則這「一本性」的現象主要乃指涉理念層而言，即謂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有著「一本性」的性格。而有趣的是，中國學術的「一本性」特質是在現存文明中維持了最長時間的，當中實在有極大的意義。然則何謂「一本性」？
當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在其撰稿的、代表了新儒家的基本理念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當中就已指出，「我們此處所指之中國文化之性質，乃指其『一本性』。此一本性乃謂中國文化，在本原上，是一個文化體系。此一本並不否認其多根。」在我們探討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時，除了貴乎以現代學術的概念和工具去抉發古代思想中萬古常新的睿識外，有一點我以為是須時刻緊記的，就是這種中國傳統學問所特有的一本性和系統性。「一本性」首先指：中國學術最重視其本身作為一有機整體的融一結構。這裡所說的中國學術的融一結構大致成於中國大一統政權建立以後。我們可以用德國哲學中自康德以來一對非常重要的概念以說明這裡所說的「一本性」與「系統性」之義：「堆疊」(Aggregat)乃指一些在沒有秩序沒有規則的情況下積累起來的事物的一個集合。而「系統」(System)則是有一最高原則支配的，統一而整全的一個集合。而中國學問實長期以來都是一大系統（當然是一開放的系統而非封閉的系統）。我所說的「一本性」即是指中國傳統學問這個大系統之有一貫的指導原則，即下文所講的「內聖」與「外王」的關懷，以人文實踐作為所有學問理論的最終方向。
清儒戴震曾指出學問有三個方面，即義理、考據、辭章。三者應互相關連，以顯其全體大用。事實上戴震這種三分法可謂重申中國學問固有的四庫之名：即經、史、子、集也（四庫之分起源於魏而成於唐玄宗之時）。而用現代的語言說，即約略相當於哲學、歷史與文學。中國學術之注重「一本性」實即意指中國人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目的上都注重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與辭章之學之整全緊密的關係。錢穆先生在其《中國學術通義》一書中曾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中國古人並不曾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無寧是看重其相互關係，及其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總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一種綜合性的研求。」以簡單的話說，傳統中國的心靈認為，做文章不單要有基本的文字修養，還要說來合情合理（義理），有根有據（考據），所謂文情並茂、情理交融；研究哲學固然要義理密察，然亦要站在前人的思想與實踐經驗上起步，這便須有解讀古今文獻（考據）和把道理有條不紊地說出來的能力（辭章），才算合格；至於研究歷史除了考覆史實外，亦要懂得從歷史大流中找出人事變遷治亂興衰的教訓以至對歷史人物進行褒貶判斷（義理），並以歷史的筆觸（辭章）留傳後世。
然而這樣子說明「一本性」之義仍只是一外在的觀點；事實上，一本性之為一本性，乃因整個義理、考據、辭章的學問系統有一最高的目的和原則指導著。中國人本其人文精神，從不認為學問之為學問純粹只是思辯理性的只講求機巧的概念構作；相反，整套學問實建基於實踐的目的和體驗，而有共同的目標：即個人的自我完成及由之引出的推己及人的社會政治關懷。錢穆先生在前揭書中又有云：「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對人文社會與歷史演進之實際貢獻。中國人愛說通經致用，或說明體達用。……即由學問來完成一個人，再由此人來貢獻於社會。所貢獻的主要事業對象則為政治與教育。此等理想人格之最高境界，便是中國自古相傳所謂的聖人。」以《莊子》天下篇的語言表述之，這種「一本性」的目的即「內聖」與「外王」也。事實上，「內聖」/「外王」也只不過是對整套中國學問背後人文實踐的同一目的的其中一種提法（formulation）而已。而我們可以在中國過去的經典中找到大量對同一個觀念的不同的提法以資說明，例如《尚書．大禹謨》的「正德、利用、厚生」，孟、荀所謂盡心、盡性、盡倫、盡制，《中庸》所說的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等等。
這就是為甚麼中國學人幾千年一直念茲在茲如何從經典出發，以「通經致用」、「明體達用」。由此看來，踏入本世紀以來，我們以西方學科觀念以闡述中國傳統學問實可能已經不能盡中國學術之底薀。我們試圖畫定過去某些人是哲學家，只研究某些哲學問題；某些人是史家，只研究某幾段歷史；某些人是文學家，有一些文學作品；而三者不相往來，河水不犯井水。這實在不無削足適履的危險。如今又有人肯定「跨科研究」的價值和重要性，可是哲、史、文不分家、強調學問的一本性根本在中國是古已如此！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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