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時代古籍整理的困境與對策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吳宣德

（題註：本文系本人1999年7月為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舉行的全國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學者研討會而作，並在小組會上摘要作了發言。）

古籍整理的發展，在現今社會急劇變化的形勢下，無疑已經遇到愈來愈嚴重的困難。如何謀求古籍整理的生存和發展，也無疑是當今熱愛和關心這一事業的人們所需要考慮的問題。本文的寫作，正是基於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由於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搜集材料，加上本人的學力限制，文中定多謬論。為避免誤解，本人特此聲明：本文所有的言論，僅代表本人個人的觀點，與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無關，也與此外其他所有機構無關。

一、信息時代古籍整理的困境

信息時代對中國社會的衝擊，表現於各個方面。從科學研究的方面來說，傳統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各類歷史學科，成為科學研究領域中首當其衝的衝擊對象。而作為傳統之傳統學科中的傳統專業，古籍整理所面臨的衝擊尤其巨大。當愈來愈多的人(並且是知識階層的人)開始從觀念到實踐上抵制乃至擯棄古籍整理專業時，古籍整理的生存已經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脅。

(一) 直接經濟效益的缺乏

追求直接的經濟效益，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徵。在這一點上，古籍整理最缺乏競爭力。把古書當作古董賣，還可以弄幾個錢，倒也還具有點市場經濟的特性。但是，把整理古書當作一項事業來做，則絕難同市場經濟掛上鉤。而且，市場經濟發展的程度愈高，古籍整理不能創造直接的經濟效益的特點就愈顯突出。而這一點，又直接導致人們對古籍整理專業存在價值的懷疑。

(二) 社會需求的減少

文化建設也是一個社會健全發展的重要方面。作為在理論上被認可為文化建設的一門專業，古籍整理也只是在通常「弘揚傳統文化，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意義上才獲得了它的存在價值。然而，對於現實的中國社會而言，「弘揚傳統文化，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往往不是真正從文化建設的需要這一角度出發，而是從政治功利，抑或是從傳統文化對經濟建設具有利用價值這一角度出發。這使得「弘揚傳統文化」在具體的實踐中演變為標準的口號，而古籍整理也在貌似尊重的背景中，被本專業及鄰近專業之外的幾乎所有的人棄置一旁。

除此之外，當那些具有顯著現代特徵的學科研究者在研究現代社會的弊端時，亦莫不把「傳統」作為比較和批判的對象。雖然這種比較和批判常常不是建立在對「傳統」進行全面、綜合地研究的基礎上，但由於切合公眾的口味，反而具有更大的宣傳效果。而這一點，又在無形中降低或抵銷了古籍工作者的專業努力，增加了古籍整理專業通過輿論擴大自己陣地的困難。

(三) 經費投入相對比例的降低

經費投入相對比例的降低，也是影響古籍整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同那些現代學科和專業相比，古籍整理專業在爭取各類課題上都困難重重。在縱向課題方面，古委會的年度資金乃是古籍整理項目經費的唯一來源。古籍整理機構的研究人員既無法以古籍整理的項目獲得其他經費(如國家社科研究基金，一些省市立項的課題等)，甚至也難以以一些研究性課題而獲得相應的經費資助。

在橫向課題方面，「古籍整理」的名稱幾乎在導致項目經費爭取失敗上所向披靡。若非有特殊的利用價值，幾乎沒有一個團體或個人會向一項古籍整理項目投注資金。即便是有人願意資助的那些項目，也是在項目爭取者反覆揣摩資助者的資助意圖乃至充當「僱傭兵」之後才確定的。「傳統」的光芒和魅力，在這一方面並不能發揮太大的效用。

(四) 圖書出版的艱難

古籍整理圖書出版的困難，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除極少數圖書外，大多數古籍整理著作的出版，都是一項賠本的買賣。在追求經濟效益的今天，沒有多少出版社(甚至是古籍出版社)會向古籍整理著作投注更多的目光。甚至一些出版社寧願將一些古籍影印出版，也不願出版那些整理好的著作。原因是：在顯然不能保證圖書銷路的情況下，稿酬無疑也是出版社的一個沉重負擔。

(五) 隊伍的老化

隊伍的老化，進一步加重了古籍整理專業存在和發展的危機。這種老化。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古籍整理隊伍年齡的老化。由於古籍整理不是一個具有良好發展前途的專業，絕大多數學生都不再以之作為自己的專業方向。即便是古籍整理機構培養出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紛紛改行。這種狀況的存在，比較直接地帶來了古籍整理隊伍年齡上的斷層。其二是古籍整理專業的不少成員，在面臨現代社會的強烈衝擊時，其觀念也趨於老化。這一點，比較明顯的體現在缺乏對現代社會變化的適應能力，忽視甚至拒斥現代技術在古籍整理上的應用，以及忽視對古籍整理變化方向的預測。

應該說，作為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反應，傳統學科遭受衝擊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呼籲社會對這類學科予以重視固然重要，但如果僅僅停留在呼籲上，甚至倒退為抱怨和消極等待，卻不是我們所應該採取的態度。合理的做法是，我們一方面向社會呼籲，另一方面則應該自己進行調整，以適應愈來愈快、愈來愈大的社會變化。因為沒有一個學科能夠持久而不發生變化地存在下去，也沒有一個時代會不加變更地接受以往的一切。

二、對策一：機構的調整

調整機構，以更加有效地規劃古籍整理，更加有效合理利用有限的經費和資源，是現今形勢下所需要首先考慮的問題。雖然這一點做起來令人痛苦，但即使現在不做，將來也必然會走到這一步。

（一）調整的方向

全國涉及古籍整理的部門和機構，基本上由兩大系列組成：一是隸屬於有關政府部門的組織，也就是各省區的古籍整理規劃小組；二是隸屬於國家教委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的機構，也就是各高校中的古籍研究所、室。前者將如何進行調整，以及如何強化前後二者間的聯繫，筆者不想在此進行討論。本處只擬就後者的調整作點探討。

1、當前高校古籍整理機構的分佈

根據瞭解，目前全國高校古籍整理機構名義有90個，實際上應該低於這個數字。因為在現在的高校改革中，有一些機構已經被合併。如上海教育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已經並入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安徽大學古籍研究所據稱已並入安徽大學中文系。這90個機構的地區分佈狀況如下：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看出，90個古籍整理機構，分佈於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而21個古委會直屬機構，則集中分佈在天津、四川、吉林、陝西、湖北、上海、廣東、北京、山東、浙江、江蘇11個地區(先後順序按各地擁有直屬機構的比率高低排定，其中前5個地區擁有直屬機構的比率相同，山東、浙江擁有直屬機構的比率相同)。

從古籍整理機構的這種分佈狀況看，全國除西藏、貴州、山西以及台灣未納入統計外，其他地區均或多或少地設有古籍整理機構。雖然這種分佈的覆蓋面也算是很廣，但並不等於這些機構都能均衡地發揮一個古籍整理機構的作用，這當中，毫無疑問地會有一些以其他事務替代古籍整理，乃至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機構存在。這樣一些機構的存在，雖然提高了全國古籍整理機構的數量，卻不一定能給古籍整理帶來有利的影響，相反，因其存在的困難或虛有其名所起到的示範作用，倒更有可能影響一些青年人從事古籍整理的信心。

作為古委會直屬機構的21個古籍整理研究所(室)，其地區分佈也不是那麼太均衡。西部的青海、西藏、甘肅、新疆、寧夏五個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地區，沒有一所古委會直屬機構。而另外的一些地區則顯然擁有了過高比率的古委會直屬機構。應該說，古委會確立哪些古籍整理研究所(室)作為自己的直屬機構，是有其合理的依據的，並且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這些機構在古籍整理工作上也作出了顯著貢獻，並且有不少機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整理和研究特色。但是，在現代社會愈來愈強調協作和集團作戰的情況下，擁有高比率的地區如果缺乏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獨特個性，不能形成一個古籍整理的核心，那麼它與古委會對這些機構提供資助的實際意圖顯然是不相協調的。

此外，作為高校培養古籍整理人才的四個文獻學專業，在地區分佈上也稍嫌重疊。這四個專業是：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上海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專業、杭州大學古典文獻專業。除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外，其餘3個全部分佈在華東地區。如果我們無法在將來在其他地區的高校增設古文獻專業，那麼目前這四個專業的地區分佈就顯得不那麼合理。由於分佈的相對集中，其對招生以及學生尋找工作都會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

與古籍整理機構和古文獻專業的地區分佈不均衡相類似，研究方向上的重複和無核心，則是專業分佈不均衡的一種表現。根據《十年輝煌》關於全國各古籍整理機構有關研究方向的介紹，在可以確知其研究方向的55個古籍所(室)中，其研究方向在3個以上的機構有21個(其中8個所方向為4個，3個所方向為5個，1個所的研究方向達到了7個)，這尚且未將某些以「古代文學」、「文史哲」之類作為研究方向的機構算進去。在古委會直屬的21個機構中，至少有11個所的研究方向在3個以上。雖然眾多的方向顯示了相應機構研究活動的多向化，但過多的方向在使一個古籍所(室)形成自己的特色上顯然是非常不利的。

我們不妨羅列幾個方向作為說明(後有*號者為古委會直屬機構)：

資料來源：古委會秘書處編(1994)：《十年輝煌》。

此外，唐以前文獻整理與研究、敦煌學、科技史等研究方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複設置現象。

研究方向的重複，是研究方向多樣、無核心的必然結果。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面將一個機構本來就單薄的力量分割成更單薄的力量，不利於集團作戰；另一方面則是使整個古籍整理事業難以形成區域性研究核心，並由於研究方向的重複，而使得某些方面的古籍在整理、研究和經費投入上出現缺口。

基於上述原因，對古委會直屬和非直屬兩類機構(特別是直屬機構)重新進行規劃和調整，是完全有必要的。

2、調整的方式

具體的調整，當然應該以古委會對高校古籍整理的規劃為前提。但是，在這個規劃中，有一點是應該被考慮進去的，這就是區域性核心古籍整理機構的建立。

建立核心機構的目的，是為了形成一定的古籍整理與研究核心，形成一定的培養古籍整理人才的核心，形成一定的讓古籍整理現代化、實現資源共享以及部分程度上的產業化核心。所以要強調古委會的規劃作用，目的是強化古委會在審批項目上的意向性和監督項目完成上的作用，以避免因承接項目研究方向的不同而導致研究機構力量的削弱。

核心機構的建立，並不是從現今已有的90所古籍所、室，甚至不是從古委會直屬的21個機構中隨意進行選擇的，而是在對現有的古籍整理機構進行歸並、調整乃至解散後再確立的。為此，建立一個比較科學的評估體系，對各古籍整理機構進行評估，就是勢所必行的事情。為避免這種評估流於「官樣文章」，評估應該由古委會單獨組織的小組組成，並以各機構人員的業績檔案、該校科研管理部門的科研檔案和教學管理部門的教學管理檔案為依據，制定具體的評估指標，以在該機構的地域優勢、學術特色、隊伍的年齡構成、隊伍實力以及發展目標的明確和可行性等等方面，得出一個恰當的判斷，從而作為該機構是否合併、調整乃至解散的基本依據。

經過評估調整後的機構，依然區分為古委會直屬和非直屬兩類。其中非直屬類機構不享受古委會年度經費的資助，其存在一以其自身的生存能力為轉移(當然，從策略上講，也不妨向有關部門呼籲重視這些機構)。而直屬機構也將由現今的21個壓縮成若干個核心機構，古委會也需要增加對這些機構的經費資助力度。

（二）核心機構的組織

我們現在來詳細討論核心機構的組織方式。

1、核心機構的分佈

分佈的相對均衡，顯然是核心古籍整理機構分佈的基本方式。這種相對均衡，是建立在對核心機構的地域優勢、研究方向、實力等等的綜合考慮之上的，不是指必須在各大政區平均設立。在地域優勢方面，核心機構的所在地，應該處在一個交通比較便捷、資料條件佔有優勢的地區，以便於從事同其他核心機構的學術交流，以及方便科研協作。在研究方向方面，核心機構應充分考慮到原來機構的研究方向同本核心研究方向的一致性，因此，原有機構的研究方向也將是確定核心機構分別的重要條件。在實力等等方面，情形也是如此。

2、核心機構研究方向的確立

核心機構研究方向的確立，雖然可以按學科、斷代、整理研究內容的特徵等區分為多種方式，但可取的做法，依然是選取其中一種作為確定核心機構研究方向的方式。舉例來說，如果按照學科來組織核心機構，則可以按文學、歷史、哲學、教育、地理等等來進行。一旦照此確立了核心機構的研究方向，則該核心機構的任務，就是在這一方向上形成自己的特色。這一特色，將成為該核心機構成為相應的研究、咨詢、檢索中心的基礎。而各核心機構的研究方向，又正好可以形成相互間研究特長的互補。

應當說明的是，按照任何一種方式來確立核心機構的研究方向，都會存在弊端。因此，與其面面俱到謀求無弊而最終難以形成特色，還不如攻其一點而養成自己的個性。

3、核心機構內部人員的組織

調整後形成的核心機構，其內部研究人員也不能簡單地以原單位的成員一併遷移。首先，對於合併數個機構而形成的核心機構而言，將原單位的成員一併遷移，顯然會形成一個人員過於龐大的機構。這樣不僅會抵銷增加核心機構經費投入的效果，而且直接減少了古籍整理機構的數量。其次，將競爭引入核心機構的人員組織，也無法保證原單位的人員必然佔有優勢。

實際上，一支精幹的隊伍，往往勝過一支數量龐大、內訌的隊伍。因此，核心機構內部的人員組織，不應求全、求多。按照筆者個人的想法，核心機構的人員，可以以一種完全敞開的方式來組織，它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四大部分：

其一是核心機構的首席研究員。首席研究員必須是本研究方向方面的權威，也是該核心的領導者。

其二是研究骨幹或學術帶頭人。全國各地的相關研究人員均可以通過競爭而獲得這一類人員的待遇，但在約定的時間內工作業績不佳，則該核心機構有權解除同他的工作關係。

其三是根據項目需要而由學術帶頭人組織、並經首席研究員同意的課題組成員。這些人不需要完全固定。

其四是其他核心和非核心機構的工作交流人員。其中其他核心機構的交流人員，系指該機構為完成某類課題而定期或不定期從其他核心機構聘請的科研骨幹。非核心機構的交流人員，系指受古委會特別資助而進入該核心機構學習和短期工作的非核心機構人員。

核心機構的這種人員組織方式，一方面將有效的控制因人員固定(缺乏競爭)而導致不以古籍整理為業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也將有效地利用其他部門、機構的研究力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古籍整理同其他部門的協作，並相應擴大自己的影響。

4、各機構間的協作與交流

核心機構之間，以及核心機構與非核心機構之間的科研協作與交流，也是實現古籍整理大兵團作戰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這種做法，也將有效地處理核心機構成員的個體興趣與本核心研究方向不完全一致之間的矛盾，有效地處理核心機構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主導作用與非核心機構的輔助作用之間的關係。

關於集團作戰  核心機構相互間研究特長的互補，為核心機構實行集團作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一方面，任何一個核心機構，都無法將本研究方向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全面配備相應的研究人員。這一點，使得不同的核心機構在完成自身的課題時，都有必要向外尋求幫。另一方面，核心機構相互間的資源共享，也需要提倡這種集團作戰。

關於成員的研究興趣  研究成員的研究興趣，是研究者在長期的學習、工作中形成的，雖然核心機構在選擇自己的骨幹成員時已經充分將這一點考慮進去，但毫無疑問，不同成員之間在研究興趣乃至成就上的差異，都是依然存在的。因此，核心機構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本機構研究人員在服從本核心的研究方向之外，依然保持其他的研究興趣，不一定會對本身的建設產生不良影響。而在持續的研究中得到擴充的這些興趣，在適當的條件下將成為本核心或其他核心機構研究方向的有力補充。

關於核心與非核心機構間的關係  非核心機構的存在，對擴大古籍整理的社會影響是會發揮積極作用的。因此，在一定範圍內對這些機構進行鼓勵，也是穩定古籍整理隊伍的必要手段。鼓勵的方式，可以區分為三個方面：

其一是對非核心機構的學生，由核心機構提供一定期限的培訓。

其二是對在古籍整理方面形成顯著特色的非核心機構，在部分整理或研究項目上予以顯著的經費資助。

其三是對非核心機構中具有培養前途的青年研究者，提供特別的經費資助，並進入相應核心機構，參加該核心機構的項目工作。所提供的這部分資助，將作為該核心機構安排該研究者生活和工作的補償金。

5、核心機構的管理

此處僅討論核心機構的外部管理。

實施管理的機構為古委會。管理的基本方式大體可以區分為兩種，即機構評估和項目監督。實施管理的技術前提是網絡化。

機構評估：包括對該核心機構的研究方向建設現狀與預期目標的切合程度、首席研究員的工作業績、科研和教學狀況、機構的整體建設等等。

項目監督：核心機構所承接的任何課題，都將成為古委會另外籌建的資料檢索中心的共享資源。網絡化將把這種項目監督實時化。也就是：核心機構的項目承擔者，必鬚根據項目進度表，定期將該階段完成的科研成果送交檢索中心。古委會將通過檢索中心所收到的信息來評價項目的進展狀況和水平。而各個項目在完成的過程中就成為共享資源(關於這一資源的使用方法，見後文)。

三、對策二：整理方向的調整

信息傳播手段的快速發展，向傳統的印刷術提出了強烈挑戰。作為回應，數字化圖書館的建立，開始將圖書從出版到傳播的方式都進行了改造。在這個潮流中，古籍也未能倖免於難。在這種形勢下，古籍整理進行方向調整，也是所需要考慮的事情。

（一）未來古籍利用方式的變化

探討信息時代古籍利用方式的變化，將會使我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調整古籍整理方向的必要。

1、數字化與古籍傳播手段的更新

圖書的數字化，已經顯露了它在信息傳播和利用上的極大優勢。古籍的數字化，顯然也已經成為一些商家投資的方向。有過瀏覽internet網經驗的先生們對此應該有所體會。而《四庫全書》電子版的發行，則更是向傳統的古籍出版者和從事古籍整理的人敲響了警鐘。一部縮印的《四庫全書》，單排書擺放，需要將近10個2米高1米寬的書櫥；一套《四庫全書》的光盤，所佔用的空間不過一兩個不必太大的抽屜。而同樣是《四庫全書》，電子版提供的檢索卻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利。筆者曾經化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翻查(！)《四庫全書》中明人的文集等書籍，這樣的一項工作，利用光盤也許可以在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內完成。而一旦《四庫全書》電子版達到更加實用的程度(如全文單字檢索)，其使用的便利無疑將大大提高它的使用頻率。

信息時代的到來，一方面將以整理古籍謀生者逼到了非常困窘的境地，另一方面卻在古籍的保存、傳播和使用上發揮了更大的效用。而古籍的數字化，顯然也是古籍整理發展的必然方向。因此，順應這種變化，也是時代向一個古籍整理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2、精讀讀者群體的壓縮與古籍服務功能的變化

信息時代給古籍傳播的手段帶來了極其巨大的變化，在此同時，信息量的豐富，以及一些現代化技術的運用，也會使古籍的精讀讀者群體不斷被壓縮。這裡所說的古籍精讀讀者，是就那些相對來說比較認真、嚴謹地查閱古籍的人而言。這一些人，主要集中於高校中的相關學科和一些需要利用古籍的科研機構。在過去缺乏高新技術支持的年代裡，通過比較認真地查閱古籍而獲取相應的研究資料，是研究人員所慣常採用的方法。這一做法，隨著未來古籍數字化範圍的擴大和程度的提高，也必然會被改變。除少數學科和專業外(如古籍整理、哲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等)，對大多數使用者而言，精讀而獲取資料的方法將會讓位於便捷的數據檢索。

因此，未來古籍的服務功能，將逐漸朝著兩個方向轉移：第一，真實形式上的古籍，將成為收藏品而供人鑒賞；第二，數字化了的古籍，將進入一定的檢索機構而供人查詢。

3、古籍研究的歷史積累與研究創新的資料需求

從目前相關學科研究的變化來看，先前浮躁、空乏的研究風潮，已經開始讓位於嚴謹、紮實的研究。但是，在現今幾乎所有方面都被研究者涉及的情況下，普通常見的資料根本無法滿足深化研究的需求。而研究的歷史積累愈豐厚，進一步研究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就愈大。

從學術研究的基本趨勢看，與古籍整理相關學科的研究將會朝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純理論的建設，以替代那些生搬硬套外來學術以及空乏的所謂「宏觀」研究；另一個則是更為規範的微觀研究。而後者，將主要依賴於對舊有資料的重新整理和進一步挖掘新材料。達到這一點的根本手段，就是擴大資料查閱的範圍。這一點，在利用計量史學的方法來對某些問題進行論證時尤其顯得重要。然而，愈益艱難的研究境況(如經費的短缺，圖書館對某些善本書籍的封鎖等)，將不可能為研究者提供廣泛搜集資料的機會和條件，而研究者的個人精力也無法做到太大範圍的資料搜集。因此，利用檢索文獻對相關資料進行檢索，將是研究者深化自己的研究所必行的道路。

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香港、台灣的一些研究機構致力於製作古籍的電子資料庫上得到一些證明。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就建立有「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其目的，就是「使漢籍以電子媒體活出現代風貌，並經由古籍資料的相互鉤稽參照，發前人所未見，促成研究工作之大進」。(該機構網頁：《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簡介•緣起》)其計劃輸入的字數為1億2千2百萬，目前已輸入6千8百萬。其中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劃收入的檢索書籍，包括《二十五史》、諸子、《十三經》、古籍52種和《大正新修大藏經》(約計7千9百餘萬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則有一個「華夏文庫」計劃，計劃將一些古籍分類載入網絡；在此同時，他們還在編輯出版《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和《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該所編：《古文獻資料庫通訊》99年2、3期)。儘管這些計劃還遠遠不能滿足研究者們的資料需求，但勿庸置疑，這些古籍電子資料庫的建立，將直接促進相關研究的深入。

基於這些理由，古籍整理方向的適當調整，是完全有必要的。儘管古籍數字化和電子文獻資料庫的建設，在目前甚至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都可能不如人意，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古籍數字化和電子文獻資料庫的建設，決非一朝一夕之事，長期而不間斷地將古籍數字化並充實進相應的資料庫中，是今而後古籍整理的基本目標，也該是我們這一代整理古籍者所需要擔負起來的任務。

（二）古籍整理方向的調整

1、數字化

數字化將會是古籍整理首要方向。數字化的基本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利用圖片掃瞄技術，將古籍以原來的樣式轉變為電子文獻。新近的《四庫全書》電子版，大概就採用了這種方式。這種方式在保持古籍原貌上具有非常主要的價值。不過，由於通常只需掌握圖片掃瞄的基本技術即可，這一工作不一定需要受過專門訓練的古籍整理者來從事。另一種方式，就是在前期將古籍輸入電腦(掃瞄是其中的輸入方式之一，是現在使用最多的方式)的基礎上，對古籍進行校點。台灣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華夏文庫」採用的就是這種方式。這種方式，在基本的工作性質上，同過去慣常所用的方式相同，也是需要具有古籍整理能力的人才能夠從事的。

圖片掃瞄方式，在將書本形式的古籍轉化為電子文獻上，具有以鍵盤、手寫輸入方式難以比擬的快捷。並且，由於它保留了原來古籍版式的原貌，在古籍的版本判斷和同一書籍不同版本的文字校勘上都具有重要價值。不過，由於圖片佔用的儲存空間大(圖片精度越高，所佔空間就愈大)，且在古籍的全文逐字檢索上也頗多不便之處，所以對於一般的研究者來說，加以校點的電子古籍更利於收藏，也更加實用。

但是，如果古籍的數字化僅僅局限於上述形式，顯然還是低估了古籍數字化的發展前途。實際上，數字化所蘊藏的潛力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當必要的區域協作關係建立起來後，全部古籍都成為共享資料乃至整理對象，完全成為可能，而這在紙質圖書時代是無法想像的。現在的圖書掃瞄技術，已經讓我們感受到了這一點，而更為先進的圖書輸入技術，也必然會在以後的年代中被開發出來。

其次，相關電腦工具軟件的開發，將提高古籍整理的精度和速度。比如版本校勘方面軟件的開發，將會替代傳統古籍整理所通用的人工逐字對校法。而文字校對系統軟件的發展，也將會在提高古籍整理和出版質量上發揮重要作用(比如人名、書名、地名等專名，部分標點符號，異體字統一等等方面，在不久的將來，肯定會有相應的軟件)。

第三，電子文獻資料庫的建立和擴大，以及相關文獻檢索技術的開發，不僅會提高古籍的利用率，而且也會給古籍整理帶來極大的便利。以校勘為例，利用這一技術，無疑會提高他校和理校的準確率。

因此，作為對未來古籍全部電子化的一種準備，現今的古籍整理研究人員有必要將舊時網羅一部書的眾多版本精加校勘的整理方式，逐漸調整到古籍的快速電子化上，以便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料庫建設後，利用更高新的技術來從事這樣的整理工作，而工作的輕鬆和快捷程度以及整理的質量，都完全可能超過先前。

2、古籍的文獻學研究

選擇某一部或某一類古籍，從文獻學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也是古籍整理機構需要予以重視的一個方面。這一種研究，在以往的古籍整理工作中並不佔有太高的地位。

所謂文獻學研究，是指根據文獻學的學科特性而對古籍所進行的研究。它與從思想史、哲學史等方面對古籍進行的研究性質不同，應著重解決古籍在文獻構成、傳播、原始價值和再利用價值等方面的問題，以及在古籍校點中發現卻不能直接通過校勘記而予以解決的問題。

從可行性方面來說，單一古籍的文獻學研究不可能遍地開花。有計劃地對經典性的、常用的古籍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並通過自然積累而擴展到其他古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一種做法。究竟如何去規劃這樣的研究，不是本文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此處僅提供本人實際工作所遇到的一個事例，以為大家參考。

《明儒學案》一書，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部著作，幾乎所有涉及明代研究的著作，都把它當作非常重要的參考書。更有論者稱其為「我國第一部……明代學術史專著」或「明代理學史專著」(《宋明理學史》)。90年代初筆者在研究江右王門弟子的學說時，將其中黃宗羲纂錄的江右王門弟子的語錄，同原書進行了核對，結果卻發現：黃宗羲不僅大量地對原書的語句進行了刪減，而且也不時有張冠李戴的錯誤。進一步研究後發現，黃宗羲不僅在人物傳記的撰述上大量採用了明人文集等書中的材料，而且在人物學術傾向的評價上，也大量採用了前人的說法。其中王時槐的《諸儒學案》，是徵引頻率極高的一部著作(筆者尚未查到《諸儒學案》是否現存，此處的判斷是依據《獻徵錄》中存留的《諸儒學案》材料作出的)。像這樣一部使用率極高的著作，由於缺乏前期的文獻學研究，使得不少研究者對它的評價都不免武斷。

類似的情形，在我們的古籍整理活動中不會少見。合理規劃這樣的研究，對提高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也是非常有幫助的。特別是，當電子化成為古籍整理的首要方向後，文獻學研究不僅會有效地解決快捷電子化不能精勘細校和古籍精品出版精雕細刻之間的矛盾，而且其研究成果，也將在使該古籍的價值更加廣泛地為人所知，從而提高其利用率上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3、文獻檢索

從史學研究的實際需求來說，古籍的文獻檢索在提供搜集資料的便捷程度和深化研究上，都具有慣常通過閱讀古籍搜集資料所難以比擬的作用。簡單的例子是，十年前葉聖陶的《十三經索引》以及燕京哈佛大學所編的一些索引，是我們使用十三經時必不可少的工具書，而逐句檢索(葉書)的限制和單字查閱的麻煩(燕京哈佛索引)，既不方便，也需要大量的時間。但是，多年前台灣學者開發出來的《十三經全文逐字索引》電腦軟件，利用電腦檢索，卻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將一經、或多經、或全部十三經中所需檢索的文字全部檢索出來，並能夠立即將該字所在的段落轉化成編輯文本。另一個是本人親身經歷的例子。明清進士總數有5萬多人，如果要弄清他們的地區分佈狀況，一個人一個人地數，不僅費時長久，而且在相關方面(如戶籍分類)的再利用上也幾無可能。本人在過去從事相關研究時，曾將這5萬餘人按一定分類全部輸入電腦，利用數據庫所提供的檢索功能，不僅可以極快地檢索單個人名，而且在進士人數的地區(大政區或次級行政區)分佈、各甲第進士人數或地區分佈、進士的戶籍類型以及姓氏分佈等等方面，都可以進行非常便捷的檢索。這類例子可以說明，當古籍真正進入電子文獻檢索後，古籍整理才有可能在實用性方面得到真正的提高。

我們仍不妨用台灣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索程式特性」對此作進一步的說明。這個檢索程式的主要內容包括(資料來源於該院網頁)：

層級式目錄

經由目錄、頁碼調閱正文

逐段、逐頁瀏覽正文

區別正文中的夾注、補文及贅文

處理表格

藉目錄限定檢索範圍

任意字詞、字串的快速檢索

檢索詞後附加排除字集

提供完整的檢索結果

僅此而言，電子文獻檢索已經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傳統意義上文獻檢索的範圍。

同過去編輯檢索書籍必定割裂原文不同，電子文獻檢索在基本數據庫的建立上，並不需要將原文一個個分割。也正因為如此，預先對進入文獻數據庫的古籍進行整理，就是完全必要的。特別是在提供單字、詞、句檢索並將檢索結果有效提供給檢索者上，對古籍的預先整理尤其需要。在這一點上，傳統的古籍整理工作依然是非常有意義的。

順應這樣的需要，現在的古籍整理者有必要重新審定自己的工作步驟和預期結果。僅僅紙質出版自己的整理成果，顯然是不夠的。今後的古籍整理至少應該包含三個方面：數字化，文本整理，成為檢索文件或進入相關檢索系統。

4、文獻類編

文獻類編是古籍整理或再整理的一種方式。優秀的類編書籍，在更大範圍內為研究者提供研究資料、從而提高研究水平上的作用，也是人所共知的。這一點，我們無需再加討論。此處所想說明的是：當電子文獻檢索已經逐漸替代傳統的文獻類編時，文獻類編的方式將會如何變化？

從前文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由於電子文獻檢索不必割裂原文，篇章、頁碼、段落、句、字的檢索方式，已經將傳統的文獻類編功能自然地包含了進去。雖然如此，文獻類編仍然具有其存在價值。一方面，電子文獻檢索有條件(如付費使用、地區和語言限制等)的使用，使得這一部分資源不可能為全社會所共享。文獻類編恰好可以在滿足那些無法使用電子文獻檢索資源的人的需求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個人精力的限制，也在部分程度上需要依賴文獻類編。

不過，更為值得注意的方面，則是作為提高電子文獻檢索使用效率和價值的一種手段，文獻鏈接提供了類編文獻的一種新的形式。鏈接是網絡實現快捷查詢的主要手段。在個人計算機上，鏈接手段的應用，也可以節省磁盤空間，提供便捷的文件間的切換。(如書名、篇名、人名、其他專名、關鍵詞等等)建立鏈接。這當中，以「類」形式建立的鏈接，其性質一同於文獻類編。

對古籍整理而言，數字化和文獻鏈接技術，可以在已經數字化了的古籍間建立起全新的類編形式。清楚地說，它將以目錄類編的形式而取代傳統的通篇(段)文字彙編。如果數字化了的古籍在文字校勘上足夠可靠的話，這樣的類編形式至少有三個方面是傳統的文獻類編所難以比擬的：其一，它可以在不變更文獻原始位置的情況下實現類編文獻的檢索；其二，它可以完全避免因古籍的二度整理而出現的文字錯誤；其三，查詢的結果可以非常方便地轉換成編輯文件的一部分。

5、古籍譯介

在未數字化的時代中，古籍譯介就是擴大古籍社會影響的重要手段。當古籍逐漸實現數字化時，這種工作將愈來愈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Internet網絡技術，將信息交流的空間障礙大大地減除，但卻將語言障礙大大地突出。對古籍而言，網絡技術和其他現代信息傳播手段，為擴大其影響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尤其是，對於希望瞭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國人來說，網絡和其他現代信息傳播手段也為之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這一方面，中國古籍實現其他各種語種的翻譯，其迫切性，較之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順應這樣的需求，古籍譯介應該在較高程度上納入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尤其是在古籍整理人才的培養上，對古籍譯介能力的培養，也需要增加督促的力度。

四、對策三：教育課程的調整

(略)

五、對策四：產業化構想

古籍整理走產業化的道路，其工作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不過，有效地利用現在和將來古籍整理的已有資源，古籍整理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近產業化。

（一）古籍整理產業化的可能性

古籍整理產業化，至少在三個方面是有其可能性的：

首先，基於數字化基礎上的古籍整理，可以同商家形成聯合，從而進入產業。幾年前的《傳世藏書》的出版(未構成產業化意義上古籍整理同商家的聯合)，以及新近的《四庫全書》電子版，都提供了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其次，建設古籍電子文獻檢索中心，利用對現代社會影響愈來愈大的網絡技術，向社會提供服務，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將產業化引入古籍整理。這一方面，台灣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香港中文大學的「華夏文庫」以及現在一些網絡遠程圖書館所採取的方法，可為借鑒。

第三，軟件開發。

由於第一種做法牽涉到古籍整理機構、投資商和出版商三方，在操作上情形比較複雜，本處予以忽略，只討論後兩方面的內容。

（二）文獻檢索中心的建設與使用

無論今後是否對全國古籍整理機構進行調整，以及按照本文的設想建立數個核心的古籍整理機構，建立作為匯總全國古籍整理成果並提供檢索服務的文獻檢索中心，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古籍整理走上產業化的道路。而網絡化，則為這一點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文獻檢索中心文獻資料庫的資料，來源於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由古委會提供經費資助的各項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必須以電子化文本的形式提供給檢索中心。這一部分資料，將構成本中心文獻資料的首要來源。

第二，雖無古委會經費資助，但自願將自己的古籍整理成果提交給檢索中心的成果。

第三，國內、外非古籍整理機構中存留、但願意提供給本中心的古籍電子文獻。

這三部分材料中，第一部分材料的提交，可以與古委會對資助項目的督促與管理合併進行。也就是：通過各項目承擔者實時提交到檢索中心之資料的數量與質量，古委會可以即時掌握各個項目的進度和質量，並以此作為評價項目負責人所在古籍所工作業績的依據。

由於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項目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規劃予以實施，因此，本中心的檢索文獻將隨著年代的延續而逐漸增多和完善。並且，由於擁有全國數十個機構(抑或歸並後的數個核心古籍整理機構)的古籍整理工作者，中心的建設規模將是任何其他地區的類似機構所無法比擬的。這一點，在吸引顧客上也會發揮重要作用。

檢索中心建立後，在使用上也需要建立一些規則。可以考慮的方面是：對於核心古籍整理機構，檢索中心的文獻資源可以免費共享；對於自願提供古籍整理成果者，可在一定的期限和範圍內予以優惠；對於此外的所有機構和個人，如果他希望利用本檢索中心的資料，則應該付費。本中心的收費所得，則可以用於支付相應檢索軟件的開發、網絡維護和再資助新的古籍整理和研究項目等。

（三）軟件開發

軟件開發也是古籍整理走上產業化道路的一個可以利用的方面。這一方面的工作，在古籍整理機構中，實際上早已經開始了。北京大學古文獻所的「古今全漢字信息處理系統」，便是這方面的代表。

軟件發展，將成為下一世紀計算機發展的主導方面，軟件產品的銷售份額，據報載，也將在下一世紀的計算機銷售份額中佔有主要地位。雖然這一點並不一定能引用到古籍整理上，但是古籍整理至少在這樣的幾個方面可以嘗試在軟件開發上做文章：

其一，以在古代文獻方面所掌握的知識優勢，同軟件開發商進行合作，共同開發軟件。

其二，文獻檢索中心的文獻，經過一定的技術處理後，成為軟件。

其三，古籍作為文化載體，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養成作用，可以成為相應的教育軟件開發的源泉。

其四，經過改編後的古籍，可以成為遊戲軟件的故事來源。

總而言之，古籍整理如果不適應信息時代的社會變化而適度調整，它無疑將面臨更加困難的境地。作為一個古籍整理研究者，調整心態，以應付不斷變化的社會變化，尋找古籍整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也許是我們在當前形勢下更應該採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