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小傳
元明時代，松江書畫之風極盛。如曹貞素、張遠、沈月溪、任仁發、金鉉、王一鵬諸人以擅畫知名，沈度、沈粲則以書法著稱。有此傳統，故明代松江以書畫名家者代不乏人。明中葉以後，在元末形成的山水畫派──吳派──漸趨興盛，最終雄踞了明末畫壇。這其中，出自松江的人物就有顧正誼、趙左、陳繼儒、沈士充等人，而董其昌更是個中翹楚。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別署香光居士，原籍上海董家匯，出仕後占籍華亭。生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卒於明崇禎九年（1636年），享年82歲。屬於高壽的董其昌，其學習書畫，卻不是自小就開始的。更為有趣的是，在後代以書畫見稱的董其昌，其走上書畫之路，卻完全出自一個偶然的原因。據記載，董其昌
17歲（隆慶五年，1571年）時參加松江府學的考試，當時的松江知府衷貞吉因為董其昌的書法不佳，將他取為第二名。受此刺激，董其昌乃發憤學習書法。但是，頗為自負的個性，也往往使董其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據稱他的書法方才學習了三年，就自以為深得魏晉旨趣，而根本不將本朝的書法大家祝允明、文徵明放在眼裡。實際上，當時董其昌的書法，亦不過得古人之皮毛，而於書法之神理實未得其一二。其後從學於陸樹聲（萬歷五年，1577年，23歲，始學畫），觀丁雲鵬用白描法繪《羅漢像》，向莫如忠學習書法，以及觀莫如忠之子莫是龍繪畫的運筆技法，得益不少。萬歷七年（1579年，25歲）參加南京鄉試，見王羲之《觀奴帖》唐摹本，驚歎不已，因而「擱筆不書者三年」。見識的增加，不僅開闊了董其昌的眼界，也使得他對自己的自負深自貶抑，最終成為明末兼擅書畫的大家之一。然而，出名前的董其昌似乎並沒有過過太多的好日子。當他的家尚在上海、本人也還是儒學學生的時候，家中僅有瘠田二十畝，地方上負責攤派徭役的小吏試圖用重役坑害他一下，嚇得董其昌不得不棄家外逃。
30歲出頭的時候，董其昌還在平湖一帶教私塾為生。儘管其時他已經學了多年的書畫，但由於聲名太小，所書所畫也沒有什麼人購買。雖然如此，困頓貧寒的董其昌似乎還算得上個君子，不僅愛好參禪曹洞宗，借佛家的教義修身養性，而且也偶有「周貧」的豪舉。據記載，當他在平湖教授私塾時，曾有大姓人家的子弟以六十金出賣古人的墨跡以求度日，董其昌乃將自己教書所得如數給之，以致自己「垂囊而歸」，被家人責罵。而董其昌卻不以為意，「臨摹數日，自謂至樂」。辛苦力學的董其昌，在
34歲（萬歷十七年，1589年）的時候終於時來運轉。這年秋天，已經多次參加科舉的董其昌，終於考中鄉試。次年會試，董其昌得中第二甲第一名進士，並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在此期間，教習庶吉士的禮部左侍郎田一俊病故，董其昌自告奮勇地護喪到田氏的家鄉福建，並在回程中將沿途的山水遊玩了一遍。萬歷二十年（1592年）春，董其昌還京。其時亦值庶吉士三年的學習時間結束（散館），董其昌獲授翰林院編修。這一年，他已經38歲。也就從這時起，董其昌才正式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但是，入仕的董其昌，其仕途的進展卻不比其書畫一樣神速。萬歷二十二年（
1594年），皇長子朱常洛出閣講學，董其昌受命充任講官。難得的機遇，似乎將給董其昌的仕途帶來曙光。但不幸的是，當時也正值明中央政府內部的黨爭趨於激烈的時期。就在董其昌充任皇長子講官的那一年，顧憲成被削籍還家，由此揭開了東林黨同諸黨之間的鬥爭。董其昌似乎並沒有站在代表清議的東林黨人一邊。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末，作為皇子講官的董其昌因為沒有處理好同當時執政者的關係，被逐出京城，授任湖廣按察司副使。由於身體狀況不佳，董其昌未去上任，而獲准回家養病。養了六年病的董其昌，在萬歷三十二年（
1604年）冬天受命出任湖廣提學副使。提學的主要職責，是監督、檢查一個地區的學校及其他教育事務，本是一個需要高度責任心的職位。但到任後的董其昌似乎並沒有認真履行他的職責，不僅在監督各學校學生考試時遊山玩水，而且也常常愚弄學生。有一回考試，前一天，董其昌在自己的官署門前貼了個大告示，道是「明日不考文」。第二天考試時，學生坐著等待出題，長久沒有聲響。一問，董其昌說：「題目我昨天已經出在外面了。」卻原來將「明日不考文」當作了考試題。輕狂的做法，加上在任時又得罪了當地的一些頭面人物，於是這些人聯合幾百名學生，將董其昌的公署也打壞了。而到任僅僅一年的董其昌，也不得不灰溜溜地辭職還鄉。家居的董其昌也不甘寂寞，不僅交結各級官員，意圖再起，而且縱容其子弟奴僕霸佔他人房產，營建豪華住宅，甚至強搶民女，欺壓鄉民。於是在萬歷四十四年（
1616年）三月，由於其子逼死華亭縣學學生范昶，並對范氏家屬也加以凌逼，終於激起民憤。當地鄉民以至上海、青浦、金山等處的報怨者和一些客商共同糾集起來，將董氏的豪華家宅，連同其中的書畫藏品燒了個精光。據說當時有個過路的士子，自稱自己的扇面乃董其昌的手筆，本想炫耀一下自己與這位董大人的交情，結果適得其反，扇子被扯碎，人也差點被痛打一頓。可見當時的董其昌，在當地已是一個民憤極大的大惡霸。當然，董大人的無惡不作，也非「沒來由」。其子董祖源之妻，正是華亭另一名人、另一惡霸、嘉靖時內閣大學士徐階的玄孫女，又是萬歷時期內閣大學士申時行的外甥女。而董其昌本人，則是內閣大學士許國所取中的進士，並同內閣大學士王錫爵之子王衡有著親密的交往。盤根錯節的關係，確也有理由讓董其昌藐視眾生，以致雖然已過「耳順」之年，其修養卻愈來愈遠離「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劣跡昭彰的董其昌，卻沒有因為他的劣跡而影響他後來的發展。泰昌元年（
1620年），明光宗即位。這位曾聽過董其昌講書的皇帝，即位伊始，就想起了那位昔日的講官，馬上任董其昌為太常寺少卿、掌國子司業事。雖然泰昌朝的短命，沒有讓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國子司業職位，但他還是在天啟二年（1622年）被招入京，參修《泰昌實錄》，並在宦官魏忠賢大殘東林黨的天啟五年（1625年），出任南京禮部尚書。由於當時黨禍酷烈，董其昌在任一年後即奏請還鄉。家居期間，董其昌悠遊於山水與書畫之間，倒也自得其樂。崇禎四年（
1631年）再度被招入京，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三年後致仕（1634年）。崇禎九年（1636年）八月，82歲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這一年，距其好友王衡之父王錫爵為王衡鄉試舞弊（萬歷十六年，1588年）48年，距東林黨人的傑出代表顧憲成卒年（萬歷四十年，1612年）24年，距明朝滅亡（崇禎十七年，1644年）8年，距其好友阮大鋮投降清軍（清順治三年，1646年）10年。宦海四十餘年，董其昌究竟對「生我養我」的大明王朝作過些什麼貢獻，也只有他自己的心裡最明白了。董其昌一生為後代留下的書畫甚多，其《關山雪霽圖》、《秋興八景冊》、《江干三樹圖》、《山川出雲圖》、《山居圖》等等，均屬明末山水畫的巔峰之作，素來為鑒藏家所寶貴。唯聲名久著之後，索畫者多，董其昌往往請人代筆。故傳世號稱董其昌的畫中，亦多有非董氏之自作者。
書養志，畫怡情。從
17歲以後就學書作畫的董其昌，似乎並沒有從這二者當中養得大志，怡得性情。且不說董其昌在萬歷間家居時的所作所為令人不齒，就在崇禎二年閹逆定案後，他依然同閹黨阮大鋮過從甚密，也難以讓人對他心生敬意。此外，萬歷十六年大學士王錫爵利用職權進行的順天鄉試舞弊案，便直接牽涉到董其昌的好友王衡，而難脫嫌疑的前五名中，第三名竟赫赫然為「董其昌」，也真讓人懷疑此一董其昌非彼一「董其昌」也。文藝之陶冶情操，一至於此，又何怪乎世之沽名釣譽者之每況而愈下也哉！
參考書目：
《明史》本傳、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民抄董宦事實》、《明通鑒》（
6、7、8）、王伯敏《中國繪畫史》、鄭午昌《中國畫學全史》、《南吳舊話錄》、《五茸志逸》、《雲間雜識》、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科試考四》。歪脖樹上掛著的那位皇帝，既不會「莊」，更無從「烈」，正是他的祖先和他自己的統治，將他送上了投環的道路。不過，同在十幾年前被他親自下令磔死的袁崇煥相比，崇禎皇帝的死也許還算得上是「得其所哉」了。但袁崇煥的死，卻是大明江山從搖搖欲墜快速走向滅亡的轉折點。在這個過程中，因袁崇煥的屈死而飽受株連，卻又目睹明代滅亡的一個人，就叫做錢龍錫。
錢龍錫，字稚文，別字機山，生於萬歷六年（1578年），卒於清順治二年（1645年），享年68歲。同明代不少業舉入仕的人均有一定的家庭背景一樣，錢龍錫也並非出身於一個貧賤的家庭。父親錢大復，萬歷七年（1579年）中舉，被授為蓬萊令。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錢龍錫中進士後，其父即請致仕還家。可以想見，錢大復的這段仕途生涯，無疑為錢龍錫的成長提供了不少便利。除此之外，錢大復也還頗有古賢齊家治國的風骨，致仕之後，在家鄉創辦日新書院，教育鄉黨宗族的子弟。故在他71歲謝世之後，就被崇祀於鄉賢祠，與那些官愈高而愈魚肉鄉黨的「賢」士大夫們頗異其趣。
命運對於被乃父寄以厚望的錢龍錫，似乎並沒有張開美麗的翅膀。萬歷三十五年，年屆而立的錢龍錫僅僅考中了第二甲第十八名進士。而當時明中央、地方的官缺僅有數十個，根本無法滿足這一屆298名進士的任職需求。亦算萬幸，這年七月，錢龍錫同其他17位進士一同被選為庶吉士，暫時避免了「待崗」的危險。但那位「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的神宗皇帝，似乎並沒有對這些未來的文學之臣（庶吉士俗稱「點翰林」）表示信賴，拖拖拉拉地到四個月之後，方才批准了庶吉士的人選。又拖拖拉拉的過了幾個月，才批准了教習庶吉士的人選。仕途的光芒，似乎在錢龍錫剛剛起步時就黯淡了起來。這種情形，到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庶吉士散館時也沒有好轉。這年九月，內閣考送錢龍錫任翰林院編修官，直到次年的三月，這份任職命令方才獲得批准。在這之後，錢龍錫在翰林院編修、詹事府中允、諭德、少詹事的職位上折騰了十幾年，直到天啟四年（1624年），方才獲授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
但錢龍錫踏上仕途的年頭，也正是明政府的多事之秋。萬歷後期言官之間的黨爭未息，宦官魏忠賢又開始擾亂朝綱。天啟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由此引發了魏忠賢殘害東林黨人的大案。伴隨著閹黨勢力的擴張，群小又開始為「梃擊、紅丸、移宮」三事翻案，以藉機打擊東林黨人並排除異己。作為這一做法的直接體現，天啟五年四月，給事中霍維華迎合魏忠賢的旨意，請求重修《光宗實錄》，得到批准。在此過程中，錢龍錫似乎並沒有選正他的政治立場，不僅在天啟四年繼楊漣痛劾魏閹的70餘人中不見蹤影，相反，就在意在為魏忠賢翻案的重修《光宗實錄》令下之後不久（五月），錢龍錫「光榮」地出任了纂修實錄的副總裁，還在這年八月，以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的身份充任皇帝的日講官。
然而，自古小人之結黨營私，也總是道貌岸然地打著大公無私的旗幟，一方面是招引同類，另一方面則以門戶結黨的罪名排斥異己，凡對自己略有不敬的人，也將之逐出黨外。錢龍錫不即不離的態度，最終惹惱了閹黨。天啟五年十二月，錢龍錫由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改為南京吏部右侍郎，標誌著他同閹黨關係的變化。作為這種關係進一步惡化的結果，天啟六年九月，錢龍錫被削去官籍，追奪誥命。
古語云：「禍兮福所倚。」錢龍錫被閹黨逐出門牆，反而使他得以避免同顧秉謙、崔呈秀諸人一樣的下場，並給他本來黯淡的仕途帶來了一線曙光。天啟七年十一月，即位不久的崇禎皇帝在處置了魏忠賢後，開始考慮輔佐自己平治天下的人選。在將如此大事交給一項如同抓鬮一樣的做法時，崇禎皇帝的金莇首先夾到了寫著錢龍錫名字的紙團。幸運的錢龍錫由此被任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並在不久之後，晉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大學士。
雖然那位末代皇帝也頗想振興自己的王朝，但佈滿朝廷的閹黨，卻不得不使欽定的內閣成員存有私心。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二十四日，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和吏部尚書王永光被招進皇宮，受命定附逆諸臣的罪案。而韓爌、錢龍錫不願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上報。崇禎皇帝對閣臣的如此做法頗為不悅，下令將附逆諸臣盡列以聞。「心存寬厚」的閣臣再次想矇混過關，又僅僅上報了數十人。崇禎皇帝龍顏大怒，嚴令閣臣按「贊導」、「擁戴」、「頌美」、「諂附」幾類定案，並命令將宦官同惡者一同列入。此時的閣臣，依然以「外廷不知內事」的借口拖延。一天之後，惱怒的崇禎皇帝將群臣所上稱頌閹黨的奏疏搜羅到一個黃囊中，令閣臣按章疏列名。即便如此，閣臣們猶且借口不懂「三尺法」，而試圖另找任怨之人。無奈的崇禎皇帝，最後不得不任命刑部尚書喬允升參與定案。
儘管有皇帝拋下的黃囊，心地並不那麼光明正大的「專案組」還是時時對附逆諸臣網開一面。二月二十六日，在崇禎皇帝的親自過問下，另外的69名附逆者被列入了逆黨名單中。三月，總共258名的逆黨名單正式被刊布。這當中，尚且漏掉了吏部尚書王永光等人。
作為定案主要成員的錢龍錫，雖然並沒有對閹黨趕盡殺絕，但閹黨卻並不理會他在先前處置逆案時的寬懷大量。相反，由於拒絕王永光薦引閹黨高捷和史，錢龍錫就成了閹黨伺機報復的主要目標。而這樣的一個報復機會，終於在崇禎二年（1630年）末降到了高捷和史(范/土） 面前。
事情起因於遼東經略袁崇煥擅殺皮島總帥毛文龍。崇禎元年，袁崇煥被任命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在進京朝見時，袁崇煥向崇禎皇帝許下了「五年復遼」的諾言，由此請得了尚方寶劍，獲得了先斬後奏之權。當是時，毛文龍鎮守東江，不僅濫用軍餉，縱下搶掠，而且虛報戰況，冒功請賞。袁崇煥在京時，就曾向錢龍錫透漏了除掉毛文龍的想法。到遼東後，袁崇煥又請求文臣督辦軍餉，而毛文龍拒不從命。於是在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以十二大罪名殺掉了毛文龍。在隨後的奏疏中，袁崇煥聲稱曾得到錢龍錫的默許。然而清兵強烈的攻勢，不僅使袁崇煥「五年復遼」的希望落空，而且在崇禎二年十一月直逼北京。這年十二月，誤中清人反間計的崇禎皇帝，將袁崇煥逮捕下獄。御史高捷和史（范/土）趁機羅織罪名，將錢龍錫拴上了罪案。倒運的錢龍錫在做了兩年內閣大學士之後，被迫告病還鄉。
禍事並沒有因為錢龍錫的還鄉而結束。崇禎三年八月，史再疏袁崇煥、錢龍錫相互交結。聽信讒言的崇禎皇帝處死了袁崇煥，並將錢龍錫議以「大辟」。由於黃道周等人的疏救，錢龍錫得免一死，而被送戍定海衛，直到12年後，方才獲赦歸家。
實際上，高捷和史（范/土）的如此舉措，其意乃在於為逆黨翻案。其幕後的主持者，就是當時的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溫體仁和吏部尚書王永光。按照他們的計劃，要以錢龍錫為逆首而另造一逆案，藉以與錢龍錫他們先前所定的閹黨逆案相抵銷。雖然此計劃後來未最終實行，但小人之謀害善類，又豈止是「不遺餘力」四字所足以道之！
嗚呼！一錢龍錫，既不能於魏忠賢在世時如楊漣般痛劾其罪，亦不能於魏忠賢死後如倪元璐般疏通清流，獨機緣湊巧，參定逆案，乃至為群小銜之如斯，幾至客死。自古小人當道，謀私之外，又何時顧及國之安危哉！而世之不能坦蕩從政，乃至交結小人而謀一官半職者，錢龍錫獨非其鑒歟！
參考資料：
《明史》本傳、《曝書亭集》傳，明神宗、光宗、熹宗、崇禎實錄，《明通鑒》（7、8），縣志。
終明一代，完整舉行的科舉共89屆。89名狀元中，由本籍得中者，華亭一縣就佔了2名。一名是弘治三年（1490年）的錢福，另一名就是萬歷十四年（1586年）考中的唐文獻。
唐文獻，字元徵，號抑所。生年未詳，卒於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三月十五日。同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士子一樣，唐文獻也是以業舉入仕作為人生的追求目標。未入仕時，唐文獻就同一班志同道合者結為文社，以研習文章，並早在隆慶四年（1570年）就參加了鄉試考試。但各方競爭都甚為激烈的科舉考試，也沒有馬上對唐文獻張開雙臂。唐文獻不僅在隆慶四年的鄉試中落馬，而且在此後的幾屆考試中也未能如願。由於當時太學學生中舉的機會非常多，所以唐文獻最終聽從了朋友的勸告，選擇了入北京國子監而後再圖進取的道路。這一選擇，無疑是萬分正確的。萬歷十三年（1585年），唐文獻在順天鄉試考試中獲中。次年會試中式，且在廷試中被拔為第一名。
在明代，狀元通常直接授為翰林院修撰，一個官品為從六品的職位；並通常在九年任職期滿後，升為詹事府中允官（正六品）。對唐文獻而言，仕途的陽光，在開始的時候似乎只照在了他的腳背上。在做了十年的修撰後（萬歷二十四年閏八月），他才被升為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不過，在此期間，唐文獻不僅在萬歷二十二年充任皇太子的講讀官，而且在萬歷十七年和萬歷二十三年兩次充任會試的同考官。這兩份工作，一個是教給未來的皇帝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一個則是為國家選拔英才，都算得上是責任重大了。
仕途的陽光在唐文獻升上右中允後很快地移到了他的頭頂上。萬歷二十五年七月，唐文獻被升為右春坊右諭德（從五品）兼翰林院侍講。但不爭氣的身體，卻在這個時候給唐文獻造了點麻煩。萬歷二十五年十月，唐文獻不得不請求回家調養。
很顯然，這位昔日的狀元，在當時應該是頗有名氣的。所以當萬歷二十七年皇帝打算纂修自家的族譜（玉牒）時，唐文獻就被想了起來。還未動身（萬歷二十七年八月），他就被升為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並掌管右春坊的大印。半年以後，他被轉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本坊事。萬歷二十九年二月，唐文獻第三次充任會試同考官，並在事後被內閣推舉為經筵講官。這年九月，又被推舉為皇長子的講讀官。三個月後，他被升為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並很快被增補為東宮侍班官。
從右中允到少詹事，一般人通常需要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唐文獻卻只化了五年。灑滿陽光的仕途，甚至在他為解救郭正域而得罪大學士沈一貫後，也未受到太大的影響。
萬歷十一年（1583年），湖廣江夏人郭正域考中進士，並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萬歷十二年，沈一貫被升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所以論起資歷，沈一貫乃是郭正域的老師。但是，散館以後的郭正域，對沈一貫卻不執弟子禮，惹得沈一貫滿肚子的不高興。萬歷二十三年，沈一貫入內閣，並在萬歷二十九年十一月成為首輔。這年九月，河南人沈鯉入閣為次輔。郭正域也在萬歷三十年被升為禮部右侍郎，又在次年代理部事。由於鄙薄沈一貫的為人，郭正域不親館師，卻與沈鯉交往甚善。萬歷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乃是皇帝祭祀太廟的日子，但這一天卻發生了日食。欽天監官卜之，道是「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受到了沈一貫的責罵。素來不喜沈一貫的郭正域又譏刺沈「宰相不如瞽史」，為本來就已經鬧僵的關係雪上加霜。而其時又發生了「假楚王」案，郭正域又將沈一貫接受楚王賄賂的事情抖出，使得沈一貫顏面大損。
大匠誨人，不以規矩；大姦殺人，也不用刀槍。郭正域得罪了沈一貫，於是拍馬者就動足腦筋要除掉他。首先是御史錢夢皋疏劾郭正域陷害親藩，明神宗在萬歷三十一年八月罷免了郭正域。而後在這年十一月，大學士朱賡在自己的私寓門外獲得一本書，叫做《續憂危竑議》，內中牽涉到太子廢立的事。沈一貫正自對郭正域痛恨不已，而沈鯉又大有取而代之的樣子，所以沈一貫就想利用此事將沈、郭一併除掉。御史錢夢皋、康丕揚等人趁機羅織，企圖將事件強加到郭正域身上，並進一步牽連沈鯉。由於沒有確鑿的證據，案子遲遲不能定下。
在這個時候，唐文獻和同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一道去見沈一貫，隱隱指斥他有意想殺郭正域，並勸沈一貫早點了結此案。最後，在皇太子的直接干預和唐文獻等人的努力下，萬歷三十二年四月，郭正域得解獄回家。而唐文獻也終究因為此事同首輔沈一貫結下了「梁子」。
在此期間，唐文獻不僅在萬歷三十一年四月被升為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在十一月受命充任東宮講官，而且在萬歷三十一年十二月被升為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並照舊兼職，還在萬歷三十二年二月出任會試主考官、在萬歷三十二年八月以原官協理詹事府事並教習庶吉士。未來的禮部尚書、內閣學士的位置，似乎已經在向唐文獻點頭微笑。但不幸的是，生命卻沒有賦予唐文獻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在授任教習庶吉士幾個月後，唐文獻就告別了人世。死後不久，他被贈為禮部尚書，又在天啟元年獲贈太子少保，也算是對他靈魂的一種安慰了。
僅在仕途經歷了二十年的唐文獻，看樣子該是個書卷氣頗濃、且心地忠厚的學者型官員。雖然沒有看見他有什麼大鳴大放的政治主張，也沒有看見他有什麼千古流傳的短句鴻文，但他終究也沒有刻意去巴解權豪，乃至為虎作倀。倒是一生教育子弟要儒雅儉樸，總讓人對他平添幾分敬意：
凡往昆山、南京，須事事簡素，稍存儒雅之意，亦要見故家子弟風度。舟不必大，僕不必多，服飾飲食，不可過求。有一於此，皆為有識所笑。親友中不雅馴者，且宜遠之！
參考資料：
《明史》本傳，郭正域、沈一貫傳，神宗實錄，《明通鑒》（6），《南吳舊話錄》，縣志。
說到「四鐵御史」馮恩，現代人大概沒有幾個人會知道；但說到董其昌，知道的人恐怕就屈指難數了。馮恩因為痛斥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和都御史汪鋐奸宄不法而險些被摘掉腦袋，亦因此被當時人稱為口、膝、膽、骨皆鐵的「四鐵御史」。但即便有史家的索隱鉤玄，馮恩的名字在後代依然傳之不遠。董其昌因為在萬歷四十四年縱容其子逼死庠生范昶並凌辱范母馮氏，而被人稱為「獸宦」，但卻因他的書畫之才，不僅在當時，而且在後代都卓著聲名。馮時可就是這個四鐵御史的第八個兒子，也就是那個范昶之母馮氏的同族人。
馮時可，字元成，號文所。約生於嘉靖二十年左右，約卒於天啟初年。隆慶五年進士。萬歷中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正五品），萬歷三十七年升為雲南布政司右參議（從四品）。其後再升為湖廣佈政司參政（從三品）。萬歷四十五年被降為貴州布政司參議，後因事罷歸。
同乃父相比，馮時可的一生似乎太過於平淡。傳記家屢屢稱道其為張居正門生卻不阿附張氏，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太值得驕傲的。倒是有一二小事，卻頗能說明馮時可一生的趣味所在。
據小說家言，馮時可往貴州上任時，曾經養了一隻鸚鵡。鸚鵡學舌，本亦平常。馮氏家的婢子卻利用這一點，讓鸚鵡稱馮妾為「夫人」。夫人與妾，名分懸隔。所以當馮時可聽說了這件事後，乃告誡鸚鵡說：「今後切莫再如此稱呼了！」而鸚鵡居然聽從了馮時可的話，無論婢子如何誘惑，卻始終不再呼之。婦人心胸，終究狹窄。當馮時可抵達益陽時，適逢大雪。其妾乃置鸚鵡而不顧，可憐的鸚鵡最後竟被活活凍死。馮時可得知此事，不無感歎地說：「『直如弦，死道邊。』於人如是，於鳥亦然。」蓋東漢童謠，道是「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馮時可乃借此以自況。其一生總是任職於邊徼蠻荒之地，大概也正是源於他的「直」吧。
雖然前後做官，馮時可卻不像董其昌般經營財產，相反，他不僅將田宅讓給兄弟，而且連潤筆所得，也往往周濟寒流。亦因如此，其家徒存四壁，乃至客來設席，桌椅尚需向鄰居相借。獨一生愛好詩文，苦中作樂。有一回，其妾嘲笑他說：「相公日日沉溺故紙，但不知何日赴舉應試？」馮時可笑著答道：「噫嘻！想我一生貧困，正是因為曾經去參加了科舉！」
此外，作為范昶之母馮氏的同族人，萬歷四十四年，當董其昌在家鄉倒行逆施時，馮時可亦曾同兄弟和族人一起上書為馮氏鳴怨。雖然同乃父相比，這個舉動在「壯懷激烈」的成分上不免有些遜色，但多少也體現了正義的呼聲，讓後人重新感受了一下「天道人心，公理自在」這句話的份量。
參考資料：
《明史•馮恩傳》附傳，神宗實錄，《五茸志逸》，《雲間雜識》。
隆慶五年（1571年），張居正主考會試。在取中的396名進士中，許樂善僅僅位居第三甲第102名。相當落後的名次，使得許樂善沒有能從進士中式之初就進入中央政府，而只是被委派為河南布政司郟縣的縣令。
同在中央需要把眼光放到治國大計上略有不同，那個時候的縣令，也不過做做舖橋修路、緝奸治盜抑或欺上瞞下、搜刮民財一類的小事情。許樂善似乎確實沒有玷污自己「樂善」的名字，在郟縣的時候，沒有去老百姓那兒搜羅點什麼，倒是將不合理的酒稅減免掉了，並將破舊的縣城城牆修整了一番。
大概正是因為有如此政績，萬歷五年七月，在外做了六年知縣的許樂善通過了吏部的考核，進入了都察院，並被試用為湖廣道監察御史。由此機緣，許樂善有幸在「座主」張居正的身邊工作。但傻乎乎的許樂善卻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去拍一下座主的馬「尻」，以使自己的官運變得亨通些。這年九月，張居正的老爺子有幸升仙，按當時的規定，張居正應該回家服喪。但這位張先生大公「為私」，生怕丟掉了已經握了多年的大權，心裡著實不願意回家。蠢動含靈，何況人乎？於是就有人聯名上書，請求皇上留下張居正。御史們趨之若鶩，獨樂善兄不願署名，反而說了一通大道理：
我乃張先生的門生。自古說：師即是父。張先生等於是我的父親。現在張先生要去奔父喪，我身為弟子，哪裡有進行阻攔的道理！
據說後來張居正
得知此事，倒也沒有大光其火。但這個事情，似乎還是影響了兩人的感情，所以當張居正在台上大力接引門生故吏、乃至為其子科舉考試進行舞弊時，也沒有想起這位門弟子。可憐的許樂善，在張居正死後的萬歷十一年十月，還只是從原來的湖廣道御史而轉為江西道。又過了些日月，許樂善才被升為巡按直隸御史。御史的職責，是負責檢查官員的風紀。然而那時的為官者，有幾人僅僅憑藉著自己的才智遨遊宦海？不明「人性之弱點」的許樂善，大概還是想憑自己的一腔熱血去治理國家，自然是碰得頭破血流。根據記載，那個時候，直隸棗強縣的縣令仗著自己頗有後台，幹盡了不法的勾當。許樂善不知那來的勇氣，居然將這個縣令繩之以法。如此做法，自然難得人緣，所以在萬歷十三年的十一月，許樂善以身體狀況不佳的名義請求回家，得到了批准。
這一次，許樂善在家結結實實地養了近二十年的身體。萬歷二十九年七月，吏部向皇帝提出重新任命許樂善職務的建議，卻沒有得到批准。直到萬歷三十一年六月，許樂善才被重招為御史，並執掌河南道。一年以後，再升為太僕寺少卿。這之後，許樂善又被轉為南京光祿寺少卿，並在萬歷三十七年十一月升為南京通政司的通政使。
命運似乎也不斷同許樂善開著玩笑。上任沒有幾個月的許樂善似乎又沒有處理好同上級的關係，萬歷三十八年三月，他又提出了回家養病的請求。雖然這次的請求沒有被批准，卻使他成了另一場政治鬥爭的受害者。
按照明代的官制，中央政府每六年要對在京任職的官員通行一次考核，叫做「京察」。萬歷三十九年，正值京察之年。但其時，明中央政府內部的鬥爭極其激烈。除代表清議的東林黨外，還有以昆山人顧天峻、宣城人湯賓尹為代表的宣昆黨，以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為代表的齊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為代表的楚黨，以姚宗文、劉廷元為代表的的浙黨。諸黨相互附和，日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萬歷三十九年京察中，湯賓尹等人被黜，引起諸黨不滿。於是彈章四起，以攻東林。這年五月，南京吏科給事中高節疏劾南京不職京官，許樂善勒名其中，被評為「物望不孚，操履多咎」。隨後河南道御史張邦俊等人又彈劾之。三個月後，南京通政使易人，做了不足兩年通政使的許樂善再度返回家園。
這之後的許樂善還做了什麼，已經難以查核了。方志上說他在重任御史時曾得罪了御史曹學程，但那時的曹先生因為先前在援助朝鮮的事情上亂髮議論，得罪了皇帝，正在刑部的大牢裡期盼救星，以讓他免除砍頭的命運。所以許樂善的得罪曹兄，大約是在入夢之後的事情了。不過，可以確切知道的是，當「獸宦」董其昌縱子行兇，事後不思悔過，卻利用他同各級官僚的關係而試圖將參加抄家的民眾和學生予以嚴懲時，許樂善同當地的士大夫一同上書地方官予以制止。此外還可以知道的是，他死的時候，年齡已經有80歲了。並且，與「樂善」的名相匹配，他的字是修之，而號則為惺初；住在縣城的集仙街，而這個住所在崇禎時成了許譽卿的財產。
參考資料：
《明史》本傳、曹學程傳，神宗實錄，《明通鑒》（6，7），縣志，《南吳舊話錄》，《民抄董宦事實》。
當萬歷三十九年京察時，御史徐兆魁因為不滿於諸黨的被黜退，將一腔怒火噴到了東林黨人的頭上。當是時，有一人針鋒相對，上疏對徐兆魁的說法一一進行駁斥。史書上所寫的這個人的名字是：吳炯。
吳炯，字晉明，號懷野，萬歷十七年中進士。與年友董其昌的際遇不同，第三甲第126名的命運，讓吳炯得了個杭州府推官的職位。推官的主要責任，乃是負責處理刑事案件、民事糾紛，以及輔助知府對官員進行考核。論官不大，倒也有些實權。也因為如此，吳炯得以平反一些冤假錯案。這當中，盛瀚更是對他感激不盡。這位倒霉的「草民」，不知因何得罪了御史大人，被誣陷有罪，在獄中關了三十年。吳炯到任後，重審舊案，將盛瀚無罪釋放。事情雖小，倒也見得吳炯確非那種欺壓百姓的官員，多少也為後代的為官者樹了個榜樣。
幹了多年的推官以後，吳炯被任命為兵部主事。那時的吳炯，似乎對仕途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所以不久就請假回家。這一回家，就呆了十二年。而後再出任為兵部主事，並在萬歷三十七年六月被升為光祿寺丞。
萬歷三十九年的京察，將東林黨人與其他諸黨的矛盾推上了極點。在這次考察中，南北兩京不少官員被黜退、降級，其中就包括了宣昆黨的湯賓尹、顧天峻以及其他黨人。於是御史徐兆魁上疏聲稱京察不公，並將原因歸之於東林。在那份著名的奏章中，這位徐先生將矛頭直指顧憲成，道是：
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為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饋；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谷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
似此所云，則東林確乎擾亂社會秩序的奸黨一個。只是由於這些說法沒有具體的證據，所以也就被人輕易地駁倒。而擔當這一「道義」之責的人，便是吳炯。也正是因為這一次的舉動，多少年後，吳炯又受到了魏忠賢走狗的打擊。
萬歷四十年，吳炯終於再次獲得了陞遷的機會。這年四月，他被任命為南京光祿寺少卿。但這位吳先生卻沒把這個官位當回事，沒有到離家鄉極近的南京去做官，卻自己跑回了家鄉。
細細推來，吳炯並未把這一官半職作為謀生的手段，大約還是同他的家世素豐有關係。區區正五品的光祿寺少卿，年薪不過192石米(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615.04市升)，由於還有折鹽、折絹、折布等名堂，實際拿到手的遠不到這個數字。所以如果單憑這點薪水，也只能勉強維持一個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開支，自然無法去奢侈豪華了。家境豐饒的吳炯大概既不願意再去做個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貪官，也確實對那點工錢沒大興趣，故而還是選擇了在家修身養性的道路。
但吳炯終究不是一個遺世入山的隱者，疏斥徐兆魁的舉動就已經表明他有著相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家世的豐裕，又最終為他提供了再次報效國家的途徑。
吳炯家居華亭時，也正是明朝遼東戰事吃緊的時候。皇帝的奢侈、臣僚的貪污，早已將一個本來就不富裕的明朝弄得腹中空空。萬歷四十六年五月，為籌措軍餉，戶部不得不建議向南京戶部、兵部借三、五十萬兩軍餉，並催取各地應該上繳國庫的錢糧。就在那些個貪得無厭的官僚們巴不得還從這救命的軍餉中撈一把的時候，吳炯卻向國家捐贈了一萬兩銀子，並說：
漢時有以助邊得官，士林為恥。今臣以休官助邊，非有他望。
雖然這一萬兩銀子離三、五十萬兩還相當遙遠，但如果有錢的都拿出一些、貪官們少貪一些，也許大明王朝還有振興的機會。所以吳炯捐贈的意義，並不在於他所捐錢款的多少本身。而那時的皇帝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就在吳炯捐款後一個多月，下令旌表吳炯。
然而遼事的緊急，並沒有因為吳炯的捐款而得到緩和，而軍餉的緊缺，也沒有因為吳炯的捐款而得到解決。一年半以後，明中央政府又開始為軍餉發愁，這一次，吳炯的捐款增加到了兩萬兩。
這之後的吳炯，大概在天啟年間出任了南京太僕寺卿。但那時候，「九千歲」魏忠賢正左右著朝政，有石三畏者，不去拍一個健康人的馬屁，卻在這個閹人的後邊嗅得不亦樂乎。天啟五年，石三畏稟承千歲「懿」旨，為包括萬歷三十九年在內的幾次京察翻案。矛頭所向，顧憲成自然難以逃脫。而由於吳炯在當年京察中上疏為顧氏辯誣，所以閹黨石就告他「黨庇憲成」，吳炯也就只好落職還家。直到崇禎皇帝繼位後，吳炯才得以官復原職。
資料來源：
《明史》本傳，神宗實錄，縣志。
林景暘字紹熙，號宏齋。生於明嘉靖九年(1530年)，卒於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隆慶二年中進士，並被選為庶吉士。萬歷元年(1573年)三月，林景暘庶吉士學習結束，被授為禮科給事中，正式踏上了仕途。
大概對自己的能力不乏信心，上任方才兩個月的林景暘，就對當時牽涉各方利益的科舉考試進行攻擊。在那份上疏中，林景暘共提出了「防透露、核互看、重後場、緝奸徒、剔蠹役、糾怠職、議省試、廣制額」八條措施。除「廣制額」外，其餘七條都被獲准實施。
但措施歸措施，實行的時候卻總是不盡如人意。林景暘的意見，在三年後的科舉考試中最終得到了「檢驗」。就在那一年的考試中，當時的內閣三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的兒子都中了鄉試，而張居正、呂調陽之子也在會試中榜上有名。這次考試，後來成為一些人攻擊張居正徇私舞弊的有力證據。
不過，早已在萬歷三年轉職的林景暘，也早已把精力轉到了兵部左侍郎的職責上，所以也沒見到他對這一屆的科舉發什麼議論。萬歷四年八月，似乎沒有吸取他在禮科大提改革措施卻最終在實施時變種的教訓，林景暘又對兵部的改革發開了議論。八條直接針對當時軍隊建設和兩條針對戶部糧餉發放問題的建議，都得到了神宗皇帝的首肯。雖然後來修的方志上稱當時的「軍政為之一新」，但這一點，卻實在難以在其他的史籍中得到確切的證明。
雖然如此，那時的皇帝對林景暘似乎還是頗為欣賞的。在這之後不久，林景暘被委派巡視京營。盡心盡責的林景暘，在此期間，不僅請求降罷了一些不職的軍官，而且在萬歷五年正月又針對京營事務上了幾條建議，並且也依然獲准實行。
在兵科兜了一圈之後，林景暘又在萬歷五年三月重新回到了禮科，不過，這次他是作為都給事中而返回的。上任不久，稟性難移的林景暘又對修於嘉靖時期的《宗藩條例》提出了修改意見。再過了一年，這位林先生因為不滿於大臣上朝時儀容不整，又對之提出了批評。有趣的是，在他的奏章中，他是這樣描繪當時朝臣的模樣的：
近日以來，朝儀不肅，人心滋玩。入掖則互款寒暄，聲聞上徹；及至丹墀，則轉向回顧，嘻笑自如。侍班而唾涕不已，序立而傾跌失容。甚至稱疾偷安，任情高臥。
這次的建議，究竟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實施，也已經難以知曉。只是林先生所描繪的這幅圖像，在我們現代也不感到陌生，倒真不由得讓人對那個悠久的文化傳統敬畏不已。
迂腐的士人對著沒落的王朝也總是充滿信心，這種敬業的精神，在林景暘的身上似乎表現得更為突出。萬歷七年年初，曾經對科舉大發鴻論的林景暘，又對即將舉行的科舉發了一通議論。但這年的鄉試和次年的會試，卻再次讓林景暘的希望落空。就在那一屆考試中，張四維的那個先前落選的兒子也榮登會榜，再一次向世人顯示了做官的好處。所幸的是，林景暘又早在萬歷七年五月就被升為太常寺少卿，也多少減少了他對自己希望落空後的失望。
這之後，林景暘在萬歷九年得升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在萬歷十年升為南京太僕寺卿。並由於他對皇朝的赤膽忠心，萬歷十年十二月，他的一個兒子獲蔭入國子監讀書。大概也就在此後不久，林景暘即掛職還家。
在家的林景暘似乎也沒有改掉他愛提意見的「毛病」。據說那時候的應天巡撫胡執禮命令所屬各縣出助役錢，每70畝征一金。林景暘與之力爭，乃得使這筆頗重的負擔減輕了十分之七。
除此之外，林景暘似乎還是一個熱愛公益事業的人士。家居的時候，出田百畝幫助當地改善教育，又用田三百畝贍養族人。所以當他75歲壽終正寢時，他被當地的人奉入鄉賢祠，在死後還在為大明王朝的濡養民風作貢獻。可惜的是，那個時候的董其昌大概正想著快點到湖廣去做官，不然的話，他也許可以從林先生的事跡中獲點教益，收斂點自己的行為，而免了將來被民眾抄家的厄運。
資料來源：
神宗實錄，縣志。
王明時，字治甫，號後陽。萬歷五年中進士，被任命為冀州知州，後改任莒州知州。據說他在任的那一階段，莒州「境內大治」。只是看一看那時候地方官們的傳記材料，幾乎沒有一個人的政績中沒有「境內大治」這一條，而大明江山卻終究沒有因此而存在得更久些，不免讓人懷疑這些個表達的確切性。而王明時是否真的得逢「明時」而沒有辜負「治甫」的雅稱，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在地方上幹了多年以後，王明時才被升為刑部郎中。據說那時候，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草民，居然將皇陵上的大樹給砍了。事情被發覺以後，轉相牽連的人竟然有120多個。這些人全部被逮捕，送到了刑部。由於皇帝親自過問此事，所以刑部將這些人統統判處死刑。那時候，身為刑部郎中的王明時細細地推敲了告發伐樹一事的奏章，發覺盜樹共分為三次，於是就請將每一次為首的傢伙問斬，而其餘的人則一律發配充軍。
這之後，王明時又被放外任，出知岳州府，還在贛州府做過官。萬歷二十六年，他才從贛州知府升為河南按察司副使。由於母親年高，王明時乃請求歸養。大概從此之後，王明時就未再出仕。
資料來源：
縣志，神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