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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很高興能引發出如此有意義的討論，我相信這留言板很可以成為深刻的思想空間！更高興是發現了，其實，我與himura kenshin先生的觀點大致是接近的。尤其你第二點說的，是點出了現代學術之畢竟不同於傳統學術的一個重要地方，即以現代概念分解的方式「重構」傳統重實踐之思想的這種進路，有人稱這是中國學術經歷了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箇中問題是頗有趣的，希望有機會我們再討論討論。 以下我再稍稍多談一點我對一本性問題的釐清，好作拋磚引玉之功。在之前的＜談談中國學術思想的一本性＞一文中我曾初步介紹了所謂「一本性」的意義，指出了中國傳統學問總是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互相關連，以個人的自我完成與由之引出的推己及人的社會政治關懷為最高目的，而著重通經致用、明體達用的人文實踐精神。現在我想再釐清當中的意思，並從一本性的討論引出中國傳統之重歷史的精神。 在前文中我曾提出過「系統」與「堆疊」的區分，並說明所謂「堆疊」是指一些在沒有秩序沒有規則的情況下積累起來的事物的一個集合，而「系統」則是有一最高原則支配的，統一而整全的一個集合。為了說明當中的意思，現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有適當管理的圖書館是一個書的「系統」，因為在圖書館中，無論多麼不同的書籍，只要我們掌握了基本的圖書分類原則，便都能為其安排一個位置，都能有規則地穩妥地找到我們要的圖書，這是基於已有一個決定不同內容書籍的位置的分類原則；或甚至該圖書館自身已有一清楚的目的，例如是一間醫學圖書館、歷史圖書館等，使人知道圖書館的性質與大約的內容範圍、甚至學派傳統。相反，一個沒有特定主題的舊書攤則只是一個書的「堆疊」，因為當中的書本是混亂無章的、沒有秩序的，我們把握不到任何原則以決定想要的書會在甚麼位置，書與書之間亦說不上有任何的關聯。若果我們明白了「系統」與「堆疊」的分野，相信對於我描述中國傳統學問之一本性或系統性的內容便更能掌握了。 既然我們已大概交代了傳統中國學術的一本性及其以人文實踐為主要關懷目的的意思，我們現在就以一些更具體的內容做例子說明。讓我們把眼光集中放在歷史考據與哲學義理的關係上。古人不單以為歷史是過去事件的客觀而嚴格的敘述，而更是探索政治、文化、道德問題的重要資源。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話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歷史精神的。既是看重一切人文社會的實踐措施，自然必會看重歷史經驗。因社會人文是在歷史演變中完成，又須歷史經驗來作指導。」錢穆先生這段說話已清楚地點出了傳統的義理之學（以儒家為主流）與歷史考據之間密切的關係了。而過去中國人習慣上是「經史之學」並舉的，士人非熟習經史無以由之通經致用、明體達用，此則不單義理與考據兩者不可偏廢，還須互相印證，相輔相成。這種精神在經學傳統之中已打下了穩固的根基。所謂「經」是傳統中國人眼中的幾部極重要的經典；譬如六經，相傳始於周公而成於孔子（這是傳統中國學人普遍的看法；但也不乏反對意見，例如徐復觀先生即認為六經是後起的東西。），這幾部經典奠定了政、教之本，是學術的中心，中國人心目中的常理常道。以《尚書》為例，它固然是一收集了上古官方文件的歷史資料書，然而書中有不少對政治道德的反省，尤以周人（以周公為最重要）對政權保有之人文精神的反省為最突出，例如「不可不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豈可不大監撫於時」，而知「天命靡常」「自求多福」之理。可見上古之中國人已懂得對過去事件進行檢討，而歷史實起著「鑑古知今」的實踐作用，以明善惡治亂之道。孔子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實踐傳統而逆所求能、從用以立體地建立起儒家的義理綱維，刪《詩》《書》，作《春秋》；而《春秋》被認為是他褒貶抑揚正名定份的春秋筆法，以一方面基於其道德政治理想批判春秋亂世之政治人物，一方面也要以其斟酌損益的精神以暗示出政治文化道德所應由的出路。（關於孔子是否《春秋》之真正作者，與乎所謂春秋筆法之孰有孰無，歷來都有很多討論。這裡不贅述。其實，孔子並未真正作《春秋》，他是根據魯史加上“義”的討論。而他記史之春秋筆法卻是孟子以後儒者的一般看法。）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見儒家的義理之學認為對歷史的研究有利於人事規範的探索、實行與改造。這種經史合一的態度實或多或少貫通了整個中國學問的發展，以至於清末。 中國過去由於這種歷史精神的提撕而發展出舉世無匹的歷史傳統。《春秋》之後有《史記》，而自《漢書》以後更每朝均有斷代史；西周時，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分別；而自從西周中葉起，共和行政下及宣王中興，那時已開始有史官逐年逐月逐日的記載。此一制度，直到清末，將近三千年。此項記載，大體說來，從無間斷過。中國有其深厚的歷史遺產，是沒有其他民族或國家可與匹敵的。在此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人對歷史的重視。不單有國家正史，還有大量方志、家譜、年譜，甚至野史傳略等，都可見中國人本其承先啟後的人文精神，特別重視歷史經驗的價值；而對保存先人事蹟的高度責任感，亦是慎終追遠的一種表現。而事實上絕大部份中國過去的史官、史家都是信奉（廣義的）儒家的士人，不單他們心裡都有一套儒學義理給他們作為撰史的意義與目的，甚至他們有的就是以繼承發展儒學為己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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