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ject:   人文教育網上討論會：討論人文精神的限制
Name:   朗天
Date Posted:   Jun 7, 03 - 10:23 PM
Message:   討論人文精神的限制

　　受命要討論人文精神，然後，我便發現，我們常常把中國人文精神掛在口邊，孜孜不倦闡揚中國固有的人文思想（這又以儒家為主），很容易忘記了中國的「人文」和西方（姑且以這麼一個籠統的詞語涵蓋以方便論述）的人文主義（humanism）之間的差異（difference，也是differance）。當世。我們似乎已無法不以深受「西方」人文語匯和語法影響的所謂「中文」去闡述中國人文精神。

　　因而，在可以展開任何論述之前，我無法不把目光投向１６４２這個年份。這一年經典力學祖師爺牛頓（１６４２－１７２７）出世；標誌著西方科學知識和理性之光「勝利」的意大利天文物理學和數學家伽利略（１５６４－１６４２），則在宗教裁判所的折磨下鬱鬱而終；而理性主義之父笛卡兒（１５９６－１６５０）的《第一哲學沉思錄》，也在這一年以拉丁文的面貌於阿姆斯特丹出版。

　　我在這些事件中找到兩個字：理性。而且是科學理性；彰顯出一種主客對立認識關係的理性；在呈現自身時，找到其對象的理性。

　　「哲學就寫在宇宙這本大書內，這本大書一直在我們的凝視下打開著，但除非我們掌握了組成它的特定語言，這本書終會是難以理解的。這本書是以數學語言寫成的，三角形、圓形和其他幾何圖形則是它的角色，沒有了數學的幫助，人類根本沒有可能明白書中任何一個字！沒有了這些特定語言的知識，我們只能在黑暗的迷宮中徘徊終日。」（Dava Sobel：＜Galileo's Dauhter＞（London：2000）頁１６；此書有范昱峰的中譯本（台灣時報，２０００），譯文是作者自譯。）

　　伽利略年輕時（大抵本是要對抗父親無視他對數學的強烈興趣，硬是要他做醫生的關係吧）寫下了關於真理的預言。這個預言並不止是他個人的，而是關乎後來好幾代人的信念。－－不只是上帝，人也可以掌握真理－－憑藉理性，憑藉理性語語，而數學只是理性語言的代表，因為它「嚴謹、客觀，所得的判斷確實無疑」。

　　比伽利略剛好小一代的笛卡兒同樣相信數學，而且直接把數學的方法挪用到哲學系統的建立上：－

　　「算術和幾何之所以遠比其他學科確實可靠，是因為，只有算術和幾何的研究對象既純粹又單純，絕對不會誤信經驗已經證明不確實的東西，只有算術和幾何完完全全是理性演繹而得的結論。」（笛卡兒：《探求真理的指導原則》（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１９９１，管震湖譯）頁６）

　　以數學為極致表現和代表的理性語言，打後主宰了哲學的論述空間，也埋下了當世汲汲於把其霸權徹底打倒的伏線。笛卡兒的扛鼎之作《第一哲學沉思錄》一定要用拉丁文出版－－當時，拉丁文已非活的語文，但它標誌著正統與權威；阿姆斯特丹是當時的自由之港，遠離那些曾經加諸伽利略身上的宗教困擾（如果還未算是宗教逼害的話），有利培育和建立新的威權。

　　１６４２年，近代的太陽在歐洲邁向中午。文藝復興以來所謂「人的覺醒」，逐步跟科學和理性的覺醒畫上等號。邏各斯和人的主體意識結下了牢不可拔的盟約。

也是１６４２，明朝鎮邊大將洪承疇據說因為貪戀女真前皇后（後來成了孝莊太皇太后）的美色，投降滿清，種下了兩年後清兵入關代明而有天下的重要因子。吳三桂和洪承疇哪一個是更大的漢奸，毋庸深究。這裡要提出的只是：有清一代，中國學術被認為發生很大的變化。宋明七百年來的義理傳統出現了大轉折。之前，宋明新儒家（所謂理學）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影響，開拓了新的視野，新的學術格局。可是，理學中講究心性的王（陽明）學末流，之後卻被視為導致社會混亂以至亡國的因由之一。

　　顧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的《日知錄》便有這種說話：

　　「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忙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義理之學被視為空談。原本是王學被針對，但後來連程朱的理學系統也被拖入反對的範圍。實學和樸學的出現（實學的出現，甚至是反儒學的。著重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學風，跟數百年後出現的洋務運動相看眼熟。樸學作為重視考據校訂，鋪排資料的學問，語言樸實不華，則是清代儒者對反於空談而創造出來的學術形式，盛行至民國初年）的出現，被視為近三百年中國學風之反彈〔民初以來，不少學者認為清代考據之風是對反於理學而來，也是被異族統治下的士人避免議政惹禍的結果。但史實上滿清統治者也曾鼓勵義理之學的教布，故學者如余英時等，乃主張考據之興起實是學術內部的轉進，由思辨轉為實證，尋求一種補充和發展。這觀點見於余著《歷史與思想》（台灣聯經，１９７６）中＜清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新解釋＞一文，但更簡要和系統的討論見於張麗珠的＜清代義理學新貌＞（台灣里仁書局，１９９９）頁４９－９８〕，甚至被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這是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來的說法。不過近人多以這種說法為不恰當。如高峰在《大道希夷－－近現代的先秦道家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頁３７認為，西方的文藝復興自創格局，不拘泥於所宗的古典希羅文化，不求原本的古典之真，但清代的經學則重在求真，以史學方法治經學，於精神方面少有創發。〕

　　也許，文藝復興這四個字的使用並不是偶然的。人們回望那段時期的學術發展，希望找一個西方的詞語來比附。設想一下：義理傳統中斷數百年，加上政治的敗壞和國運的衰頹（梁啟超年代的中國人，應該會想到是否會亡國的問題吧），中國人把眼睛放在西方的學術嫁接上，有何奇怪？而這時的西方學術，正有著船堅炮利的科技作其妥效證明。

　　清學和西方近代以至現代的科學理性有多相似相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晚清至民初對清學的理解和評定，跟當時思想方向的選擇大抵息息相關。科學理性，嚴格來說，是當時中國人所理解的科學理性、以科技為其充分表現的這種理性，成為了跟「中學」相對的「西學」根本。學習對上三百年來發展迅速的科學方法和工具理性，作為思想的指導、治學的方法，順理成章，也成為中國思想邁向「現代化」，「復興」以往璀燦光輝的步階。

　　顯然，要復興的並非傳統的學術本身，而只是曾經光輝過的那種興盛。我們不必討論有沒有傳統「本身」，有沒有１６４２年（起碼）以前可以理解和詮釋的中國思想傳統；要關注的剛好是：今天人們所謂中國傳統學術，很多都要放在這種西學標準下，重新加以衡定重整，才能獲得肯定。所謂中國固有的人文精神或人文思想，也不例外。

　　也許可以這樣說，今天很多關於人文及其思想的觀點，都是上述理性治學方法的成果，甚至乎，讀者看著的這數十行字，雖然是不折不扣的漢字，但其行文結構，用字組句和構作問題的方式，都無法擺脫這些影響。一句話：我們已沒有不受到某種「西化」、某種「理性化」的「中國」學術。雖然我們大可力圖解拆那些明顯「理性化」和「西化」的人文思想討論，但我們無法，也無須建立／重建一套關於人文的「中國」式理解／說明，我希望大家能做到的，起碼要盡量指出那些「理性化」和「西化」了的人文論述，其適用的範圍及其限制，而任何相應解拆而「建立」起來的觀點，或許提供了設置某些參考座標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