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文化"根源於中國以"禮"為統治核心的文化形成之時。即儒學成為中國統治文化之時。其根本特點是,由聖人、精英概括、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社會(統治)規範和社會人格模式。然後由統治階層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將這些規範、模式宏揚、推行給社會及國人。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堅持"三綱五常"基本原則兩千年不動搖、提出大量的《烈女傳》、《孝經》、忠臣榜、仁君錄等社會"模範人物",搞疲勞轟炸、輪番熏陶,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終於形成了,中國人自一懂事起,家裡家外就必須要按大大小小的規矩、模式行為、處世的強大文化氛圍處世迎逢。如弟恭、兄謙、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友悌、臣忠、君仁等等。這便是"形式文化"、"形式民性"後來演變至深刻異化的淵源。
應強調的是,這種"形式文化"、"儒家文化"對使中國從以春秋戰國時代為極端的禮蹦樂壞、倫常混亂、社會大動盪的時代中走出來,並保持了數千年基本統一、穩定,使中華文化成為唯一延續下來的古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在蒙昧時代,沒有這些社會及人格模式框框套住、強力約束住社會人群的行為、人性,當時社會是絕無可能穩定、持續、繁榮發展的。這是一條歷史規律。西方也有"文化框框",只是相比儒術來說太拙劣、鬆散了。用什麼原罪說、綿羊說,進天堂說嚇唬民眾,使其安分。效果自然是有限的,且導致了羔羊們中世紀的極度蒙昧,在社會和家庭的長期不穩定運行中,不但經濟(與中國比)極弱,而且連民族的種純都一塌糊塗。從今天歐洲人混雜的頭髮顏色中,便可讀到西方中古世紀社會持續動盪、戰亂、民族兼併頻頻的形象歷史。民族反覆雜交雖然培育出了西方人目前的"優勢人種",但他們的中古文化是極為黑暗、失敗的。這也是西方社會近代特別推崇人道、獸道,對人、畜特別崇尚"純種"的歷史心理原因之一。(以納粹德國尤甚)。當然,歷史是辨證的。歷史的甘蔗沒有兩頭都苦的。西方基督文化百害而有一利,即奠定了西方文化是"反形式"的,反映初級階段相對較真實人性的"原惡"或"原罪"文化。即無形中充分正視了"人"的"惡本性"。從而充分強調了,教化的"內心救贖"、"自我靈魂救贖"的文化特質。在上帝和自己心靈之間排除任何虛設的"模式"、"形式"。這便形成了西方人近現代崇尚本真人性,尊重、容忍甚至是怪誕、變異的人性表現的文化特徵。而這種救贖式的求真人性文化,經"新教改革"這一重大歷史改造後,形成了近現代西方文化主流。由於它極大地適應了以資本主義為開端的工業化的"現代化社會",西方社會一下子爆發起來,遠遠將過去遠遠超過他們的古中國的輝煌拋在他們身後。
從古中國與近代西方的文化輝煌及社會強盛關係中,我們可概括出這樣一條歷史定律——「社會(大)文化模式適應社會現實的真實度決定了該社會經濟、政治(小)文化等等的繁盛度」。當然,此規律還可從另一條"人性定律(性格定律)"中推出。即:一個人的秉性、基本自我體驗與他的真實自我(或他的社會現實)的真實(程)度,決定了他社會發展的成功度。(關於此定律的推導從略。)儒家形式文化,仁義忠孝等在適應現實方面比舊基督教、天主教的"原罪羔羊"文化相對要現實得多,所以產生了中國社會中世紀的輝煌。而西方經文藝復興、新教改革等,將救贖文化從蒙昧狀態解脫出來,其求實、求真的"新救贖文化",又遠比儒家文化極大地適應了商業化、工業化社會。從而產生了近現代西方文明的輝煌。(至於目前中西方文化又都處在歷史危機之中,以前有論。此略。)此歷史定律的作用十分清晰。
也就是說,儒家形式文化把我們推向了中世紀輝煌。同樣它又把我們死死地拖在了現代社會歷史發展的末後。因為,形式文化,模式人性與現代社會高度複雜、辨證、變化的商業化、工業化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其實,形式文化的消極性,荒謬性即使在中國古代輝煌時期也是明顯存在的。只是無礙大局罷了。其最殘酷的大概就是,烈女殉夫,亂女沉塘之類的了。不過最生動、深刻的恐怕莫過於一個"古段子"。說是有三個秀才相約次日郊遊時各帶一壺酒,到時合在一起喝。而當轉天三位喝酒時都發覺喝的全是水。但三人卻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皆曰:"好酒!好酒!"此段子可謂我們形式文化、形式人性的"極致"。原因很清楚,不要說中古蒙昧時期,就是目前發展多了的中國,要想使社會大多數成員真正做到儒家推出的那些規範、君子風範也是不可能的。這樣,在長期的,上千年的這種文化氛圍、社會壓力下,虛飾人性、面具人性、多重人性就必然是大多數國人的必然、無奈的選擇了。只是時至當今之中國,如前所述,這種"形式文化、民性"因種種原因演變成一種"最後的瘋狂"或"□化"。剛剛還在搜狐網上看到一位叫何路先的12歲小學生說,"我討厭大人的書,大人的書有三個特點:誇張、假和套話"。我以為這個對成年世人的評價是很典型的。內蒙古有句不錯的諺語,"只有孩子和狗最能識別好人壞人。"雖說從哲學講任何諺語、格言都是片面的,但此諺語用在此處可謂恰倒好處。另一方面,社會統治者久之也不得不以這種模式化的方式引導國人,引導社會。引導國人當然要推出"社會模範",如「中世紀的雷峰」關公等。引導社會自然便隆重推出八股文,科舉、各式各樣的封彰匾牌、封號。現代中國有一個深刻的實例說明這種「形式化」的社會引導方式。即當年,當有人對浮誇風提出異議時,毛澤東說了這樣一句話:" "大放假衛星 ,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裡來真?"(此語引自當年毛的秘書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41頁)
提出一個模式,然後用各種方式迫使社會、民眾往這個模式裡套。(《烈女傳》、《百孝圖》、孔繁森等的作用亦然。)這種"形式文化"、"形式人性"、"形式社會"的最大消極作用就是,無論是微觀社會成員還是宏觀社會本身,不能真實、冷靜、深刻地正確認識自己,發覺自身真正的弱點和不足。進而將不真實的自己的「社會形象」看得比真實的自己更為重要。這正是世界著名的「中國人死愛面子」民族特徵的深刻原由。正是由於這個「愛面子」民性,久而久之國人習慣成自然地,演變為對自己的真正弱點、不足採取「形式化」處理,處理成了反而是形式上的「優點」。正所謂「諱疾忌醫」、「文過飾非」。再進而對自己的"優點"視而為真,渾渾然安於其中。以此方式達到(個人和社會的)心理平衡。(這種狀態的極端表現或警示性概括,就是魯迅概括出的"阿Q"形象)。於是,自己的弱點、不足經過此番怪異的變幻,久之竟連自己也相信它們統統"不存在"了。而這些弱點、不足不但實際上存在,而且正是由於它們的存在被自己「遺忘」,不僅決不會自行消失,而且必定會日積月累,越演越甚,最終往往導致不可收拾的毀滅性結局。社會、人生無不如是。如,「幻覺」終破而投湖的王國維,57年後始終昏昏然至死終不悔的毛澤東,及目前仍孜孜不倦地給百姓灌輸「共產主義理想」的政工幹部,以及曾經大力號召要把西方、港台人民救出"水深火熱"的媒體,至今仍執行的建國100週年以人均4000美圓「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國家宏偉規劃(即使現在人均GDP4000美圓都不能說是「中等發達國家」)等等。這種濃厚的「形式文化」氛圍,至今嚴重脫離了國家及社會的實際生活。其中尤以性禁、法治、三講等為最著。此外值得特別順便一提的就是,社會反應強烈的,在教育貧困、科技貧困、西部貧困、上千萬下崗工人貧困的現實背景下,社會竟出現令人瞠目的千萬元一場的頌揚歌舞升平的文藝晚會、耗資巨大的「國家大劇院」、「世紀壇」等面子工程。由上述種種可知,所有這一切文化上都根源於"形式民性(包括官性)文化模式"。或簡明地說,就是"民(官)性不誠"。
故而,同樣依據上述"文化發展一般規律"和"人的性格發展一般規律",盡快根本調整嚴重脫離真實生活現實的社會文化氛圍和民性,就是中國最須深刻改革的當務之急了。最具可比性的歷史實例就是深刻改造了西方民性的歐洲"新教改革"。沒有"新教改革",就決不會有後來的歐洲工業化(資本主義)現代社會。新教改革,正是歐洲繼文藝復興後西方文化及民性的歷史升級。它具有深刻於政治、經濟層面的社會根本意義。對此,恩格斯有非常精闢的論述:"加爾文(即新教)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學說,就是下面這一事實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業競爭的世界中,成功或失敗不取決於個人的活動或才能,而取決於不受他支配的的情況。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一個人的意志或行動,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經濟力量可擺佈。(馬恩選集3-391)"這裡,恩格斯突出指出了這種"(大)文化改革",即上述「社會大文化發展一般規律」及其現實作用的重大歷史意義。
至於具體如何在目前中國進行改造我們的"形式文化"、"形式人性"的大文化改革或"中國的新教改革",此文就不多述了。這要靠眾多有識國人、網友的共同努力。不過有一點應是最根本的,這就是最大限度地、逐步地讓國人一步步地"反璞歸真",使民以誠。用各種方式力造一種徹底、酷斃的"求實、求真"的社會文化氛圍,甚至不惜"矯枉過正",殘酷地追求、正視殘酷的真實、現實。其中最根本的又應是最大限度地讓國人(包括官員)講真話,率真性、表真情、干實事;我就不信,讓國人講了真話,率了真性天能塌下來。相反,不讓國人講真話,率真性,天可真是會塌下來的。其實,中共在小平元年時就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只是,這個路線不過僅有政治鬥爭工具而已,致使這個"實事求是"路線本身後來也基本變成"形式"。目前中國急需的是,真正大文化意義上的,全方位的,深刻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民性)大革命"。至於這個"民性革命"宏觀上具體怎麼搞法是次要的。關鍵是社會主流及國柄掌持者們是否對此有清醒、危機意識,對國魂、民魂衰蛻至此是否有切膚之憾。坦率方後有勇,求真自可興邦。知道自己病了,病在何處,病就好了一半。不過,筆者深知,面對吾國如此厚重、悠久的「形式文化」傳統及積弊至深的社會氛圍,欲變民性,何其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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