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制立新戒律
──制立新戒律可行性之研討

　　一九九○年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有一項主題為「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央圖書館舉行，與會學者中有許多討論到戒律與僧制的問題，引起相當廣泛的迴響。因為不論從學理上的探討，還是從歷史現象的觀察，都說明戒律的僵化不變，已經成為現實佛教生活中一項不得不正視的問題了。

　　現在台灣佛教徒所受持的戒律，與實際上僧尼的生活有相當大的差異，這已是人人皆知的常識，也是很多人容忍默許的事。但是這樣所造成的問題與流弊是稍加思考就可以知道的。譬如：有人覺得所有的出家人都難免自欺欺人之嫌，因為在受戒時，照例要問：「能持否？」而受戒者一定回答：「能持！」否則儀式就無法進行。但是問者、答者、旁觀者三方面都知道這樣的回答，並沒有實質意義，只是儀式的表演而已。其次，也有人提出「人人受戒，人人破戒」的講法，在這樣的情況下，似乎就很難有效維持僧團的風紀；用戒律去要求別的出家人，似乎就難脫五十步笑百步之譏，對有些作奸犯戒之輩，因此也就無人能依戒律來要求處理了，僧團風紀所以會放任自流顯然與此難脫關係。

　　此外，現行僧制也有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如男尊女卑、僧尊俗卑的制度與意識型態，早就引起許多不平之鳴。事實上，這既不符合現代人民主平等的要求，也不符合佛法平等的精神，更不符合現實上一些傑出的比丘尼、在家人對佛法的貢獻，應有其相應地位與作用的要求。

　　因此，制立新戒律已經成為許多有識之士共同的呼聲，因為它這樣不但可以避免受戒時的自欺欺人，僧團風紀的整飭也才有確實的依據；此外，也可以據此改變不合時宜的落後意識，促進僧團的健康發展。但由於幾千年來的積弊已深，想要打破傳統的錯誤並不容易，因此雖然許多人都覺得此事有其必要，但是談到其可行性時，大多數人都抱持很保留的態度。

　　阻礙制立新戒律的困難，有些屬於思想的層次，有些則屬於實際運作時可能遭遇的問題。屬於思想層次的，主要是有些人認為只有佛陀才可以制戒，因此制立新戒律就變成僭妄的行為。事實上，從歷史的考察來看，佛陀將滅度時，告訴阿難：「小小戒可捨」。佛陀的意思就是希望一些不合適的雜碎戒，可以透過僧團的合議加以改變。但是在佛滅後三個月所舉行的第一結集中，主持僧團上座會議的大迦葉卻透過僧團的合議，否定了佛陀的遺命，制立了「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的新規定。也就是說，佛陀的意思是，僧團可以透過合議來制立或修改戒律，而第一結集僧團合議的結果卻是不許更動佛陀所制的戒律。因此，所謂「只有佛陀才有資格制戒」，不是佛陀的意思，而是第一結集所制立的新戒律，佛陀自己的意見與此恰恰是相反的。由此可見，「只有佛陀才可以制戒」這條新戒，事實上犯了自語相違的矛盾，不應該被今天的佛教徒們拿來當作拒絕制立新戒的理由。

　　我們也可以拋開語言問題，直接探究雙方言語背後的意趣。佛陀允許後世僧團合議制立新戒，其目的就是要僧團以自為光，與時偕進，以此維繫僧團的和樂、清淨、久住；除此之外，也體現了佛陀對世間無常的深切了解，表現了不以自我為中心的襟懷。至於迦葉等人的決議，不論其目的為何，都難免透露出權威主義的傾向。因此我們認為，「只有佛陀才可以制戒」這一命題，在語意上似乎是遵從佛陀，但在精神上卻是反對佛陀的。更何況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戒律的幾度增刪改編已經是佛教史的常識了，由此更可以證明迦葉的意見不但無法真正做到，反而成為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個不必要的困擾，增添了許多無謂的限制和諍論。

　　屬於實際運作的困難，主要是由於長久以來戒律的滯礙難行，使得僧團一直處在一盤散沙的情況，團結和樂且有組織功能的僧團並不存在，存在的是林立的山頭，及遊走於山頭之外的一些無勢出家人。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召集長久以來互別苗頭的各方勢力，共議新戒律的制立，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勉強召集起來，想要議定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規範或許還要更難。更何況在目前的狀況下，一盤散沙式的自由對一些既得利益者而言，實有難以言喻的方便，誰願意無端生事來整飭自己呢？因此召集全體出家人以制立新戒律，在實際的推動中肯定是寸步難行的。

　　那麼，一些關心僧制的人，應該怎樣來推動新戒律的合理改革呢？我們認為徵諸歷史的實例，有心人或許不必尋求改變全體的途徑，尤其不必妄想結合既成勢力，而應該團結「見和同解」的同志，走依據戒律精神創立新教團的路。亦即在不求改變現存教團的情況下，從自身做起，依戒律的精神與作法，走出一條新路來，讓廣大的社會人士和佛教徒抉擇，到底要「人人受戒，人人破戒」的舊傳統，還是要「新時代，新戒律」的清淨僧團。

　　印度大乘佛教的興起、西藏宗喀巴的戒律運動促成格魯派的誕生、中國禪宗叢林制度的創立、乃至日本僧人肉食妻帶的變革，都說明無論是戒律的恢復或新僧制的創造，皆與新教團的運動有密切的關連。由此可見，新戒律的誕生在佛教史上，不但早有其例，而且他們所採取的方式，往往就是不願因襲既有教團的作法，因此他相應的也就產生了異於舊有教團的新團體。當然，從中國禪宗的例子來看，叢林制度雖是一個較新的制度，但它後來終於取代了舊有的僧制，成為中國僧侶生活的主要型態。亦即他雖然無意改變全體，卻終於促成了全體的變革。當然這種變革是和平的、漸進的和自願的。

　　【本文原發表於《創見雜誌》第3期（一九九Ｏ年二、三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