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德至傅柯

綜　述

　　今日之智性產業 (intellectual property) 概念模塑於十八世紀。現代主體哲學（康德 (Kant) 菲希特 (Fichte) 尤然）視主體具作者 (author) (author) (author) (author) 身份，視作品為貨品，而安插其於商業交易網絡，遂為此概念之奠基原理。現代以降，法理個體主義 (juridical individualism) 藉著投設書本與作者本人之聯合實質結連 (consubstantial link)，在知識傳播上建起作者權利之法理規範系統 (legal and normative system)。然而今日智性產業觀念之原理已從根上動搖，甚至現代性本身之指導準則亦然；主體作品一刀兩斷，後結構主義尤持此論。有鑒於此，本文嘗試解答此問題：作品根源無法指認，表象與指涉、印本 (copy) 與原本不能分辨，剽竊仍能存在否？康德菲希特曾論書本本性，傅柯 (Foucault) 則非難作者份位 (authorship)，並由此而非難主體之威權 (authority)。本文首先比較康菲二氏之論旨與傅氏之辯難，進圖標舉一文本責任之概念，離棄康德式存有論視角，重置主體進其作品之環境，導向剽竊之實用主義認識。

　　今日傳播資訊新科技異常複雜，實有必要全盤檢討知識生產與傳遞之通行規則。圍繞智性作品之規約機制大部份創設於十八世紀末，在其施行之脈絡中，智性遺產之經營僅限於書籍銷售之機制。雖然微型電子革命顯著改變了知識流佈之架構，然而現在使用之主要範疇卻形成於法國大革命前數十年。從狄德羅 (Diderot) 到伏爾泰 (Voltaire) ，從康德到菲希特，「啟蒙」世紀之創造機巧奠定了觀念散播上法理個體主義之基礎，由此而對形塑一組對中世紀為奇特之語彙作出貢獻。茲舉其縈縈大者，即可見一斑：書寫者 (writer) 成為創作者 (author) ，文本成為文書產業 (literary property) ，合約有一代辦名為出版社，出現一抽象公共空間謂曰讀者群 (readership) ，市場轉化書本為可供大量生產之印本，出現書店及其商業規則，建立稱作版權註冊 (registration of copyright) 之程序以為精神作品之註冊。

　　衡之法律，思想流佈包含交易標準化及經濟普遍性之網絡。法理架構所設之規限解明作者、讀者、出版者各自之擁有。（根據康德，出版者之職責在於確保「以某人名義經營生意」¹。）如此規劃若要行之盡效，必須客體化抽象智性質體 (entities) 。換言之，必須在法權上承認生產此等質體之位格 (person) 非僅為公民，而亦為特殊威權身份 (authority status, auctor) 之載體。此身份支配一筆符號資本，此資本獨屬此載體。觀念之法理保護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ideas)侵略 (invaded) 其市場法權之邏輯。智性作品控制代理之正規化含有界定贗品（盜版）之原則。十八世紀末葉，此減損法律效力之實踐增多，它增強對合約哲學之需求，以界定合法出版（作者授權）、贗品（盜版）、剽竊（他人產業之掠奪）之界限。

　　如無現代性哲學，剽竊概念即不可解。分析此概念之當代意義涉及三條進路，它們卻反而強化此概念負面之基礎 (the base of its negativity)。首先，法律自誇規約所有交易活動，並限定合法邊界²；而法律倫理則體現於此自誇中。其次，因法律無法訂定一切，故提倡公共正直道德，以保護智性所有 (ownership) ³。最後，尊崇署名預設作者與作品之聯結、法律與存有論之聯姻；易言之，即預設生產者（一切合法者之源頭）與產品（生產者身份之矢量 (vector)）為一。對現代性基礎之詰問喚起對剽竊之反思，後結構主義陳明主體與作品之徹底分離，反思即始於主體與作品之概念。

　　後現代論述重整作者概念，把所有寫作類型（尤其文本）隸歸某人遂顯含糊。主體死亡之論旨直接標誌署名形上學之終結。如何規定論述起源及論述所有，仍然未獲解答，亦從未如此隱晦。此組反思之核心課題包括：表象與指涉、印本與原本、複印者與創作者不能分辨，剽竊仍能存在否？全部現代性基礎皆遭厭棄，剽竊又能意謂什麼？欲解答此等問題，必須瞭解傅柯如何分析批判康德菲希特之論說。

（一）康德與菲希特：版權概念之現代基礎

　　哲學曾把規範性之概念架構交付予法律與經濟，此架構規約作者應該為何及書寫實踐具何屬性。作者與公眾之關係建制化於兩世紀前，而哲學交付之遺產仍然賴此建制。很明顯，生產書籍、傳播書籍、購用書籍三者各自之許可 (authority) 須予承認，以使其各自之權利起源能予認定，其存在模態能予界定。作者概念並非康德發明，但他強調作者依靠作品，遂現代化此概念。作品概念歧義，作者與所有 (ownership)、買者與擁有 (possession) 由之區分。康德認為書籍具兩重實在，各有份位。一方面，書籍為具有物質特徵之「物體」，可為持有人任意擺弄，它隨之參進不同市場運作與資本主義之合作經營。另一方面，書籍更涵蘊精神面相，呈顯作者之主體性（個體主義）與乎精神之交互主體分享⁴（普遍主義），不能化約為商業邏輯之強行 (imposition)。

　　一個並對論說 (paralogical) 結構構成了康德式圖式 (schema) 之基礎。此結構之發展把智性與功能二場域兩極化，此結構使得兩者不可共量。此程序等於在書籍之一致性中分離本體（智思物 (noumenon) ）與現象（感觸物 (phenomenon)）。就觀念言，作者與作品之聯合實質結連完滿團結兩者，縱非造就了責任，至少亦造就了相互性 (reciprocity)，使得兩者互相反映。對於康德，作者縱然與人分享文本，但無人能拆解作者作品之結連。就此課題，康德斬釘截鐵道：「作者對其觀念之擁有......，縱經重覆生產，他仍保留之。」⁵在此視角，出版者僅代表作品中此等成份之權利，卻不能襲取之，蓋其對觀念之起源永為異者，無從承擔觀念之優劣也。此見解把論述之終極原因性置放於主體對其論述之依持中，並於其中建立判準，以判別書籍本質內之位格權利 (personal right) 。康德式原則「以某人名義經營生意」，編輯委託之最佳範例也；對指涉人們之內在性與性質而言，此原則於茲發見其存在理由。

　　就觀念之物質主義而言，於並對論說之另一面，實在權利 (real right) 提供印本持有人合法性。結連於此現象，實在權利僅僅覆蓋可從書籍拆離者，易言之，可買賣者。可見康德義之作品可分解為主體性及「寫下之思想」。前者不能客體化，後者則由具體之支援而得以開放，其交易亦由此得以促進。康德寫出一條澄清公式：「作者與印本之所有者均可以同一權利就同一書籍說：此乃吾書！但意義不一。前者視該書為書寫或論述；後者則僅視之為轉播此論述之靜默工具。」⁶從此一康德論斷可提取兩點觀察。首先，作者權利不受限制。其次，祇於具象體現下，作品自身始創生實在權利。此即意謂縱無經驗客體證示之，作品自身亦能抽象存在，架設作者權利之應用場域。書籍停止流通時之情況即若此。

　　康德所論作者權利之法理規定顯得模棱兩可。它處於邏輯矛盾之空間，至少表面如此：始為並對論說，終於綜合。康德藉法律所融合者，他又憑哲學析分之。一方面，作者作品之定義旨在置放上述之存有論差異於產業概念使用之核心。何謂也？無他，人們不能參進他們所擁有者。易言之，人們只能擁有外於他們者⁷。此宣述「此乃吾物」連結兩非同一項，先驗地互不等同。另一方面，按其法理規定，智性產業涵蘊：作者作品之平行或其不可化約性可克服。據康德，當在作品中見到位格時(作為在現象中之本體），當作品成為作者內在性之示現時，此一潛能收斂 (potential convergence) 即會生起。其實，如此之綜合表象 (synthetic representation) 構成唯一一個法律認可之實踐規定個例。結果，其運作方式在於理解作品為位格如此 (person as such) 之映像。

　　菲希特之論述（「比康德本人更康德式」⁸）對此信托作者作品不可分性原則之觀念主義給予回響。道德位格主義非但變強，它更與美感現象學結合。此美感現象學強調書籍之述說者特徵。菲希特之論述強化物質精神之階層隸屬，故亦激化它們之區分。此論述之論題首發為一問題，繼之以一論證。該問題為：為何買書？甚少因「炫耀璧畫及牆紙」。菲希特寫道：「人們買書時須知他們由此對其精神成份獲得權利。」⁹對於菲希特，書籍自始即為在其中開顯之「精神」。故當此精神從其源頭給切除，其溝通即成不可思議。藉著語詞之同一，智性產業保存其意義。再者，對於菲希特，出版權利與其指涉「他人名義之生意經營（康德）」，不如指涉受益權 (usufruct) 之賦予。此概念旨在將出版者權力限於書籍經濟面相之嚴格使用。因書籍之商業化給化約至所謂「借出語詞」之實踐，作者主權非但保持完整，且更絕對甚於從前。

　　菲希特之論證在康德版本中之精神面相裡加插另一分部，從而推進了康德版本。其效果在於表述：書籍非僅為包含其內之思想，亦為張開其中之風格。菲希特始於此前題：「此精神面相仍須為分享之對象。」¹⁰精神面相原創性之矢量 (vector) 給減弱，然此等矢量卻豐富了語句，蓋其從中既抽取出思想，又抽取出思考方法也。與古典對修辭學之輕蔑相反，菲希特強調遣詞造句與語言之諸多機巧施設亦為主體性之一部份，由此兩者皆置於版權之應用場域。此論理之美感性格支持一不可異離之原則。菲希特寫道：「然而，因物理上不可能，故絕對無人能佔者，為思想之形格，為觀念與展露觀念之記號之結連。」¹¹據此觀點，剽竊概念有雙重錨處，智性產業有兩個合法來源。以內容與形式固置作品，個體性之記號倍增，長遠而言突顯了作品署名 (signature) 之重要。

　　康德與菲希特前仆後繼，將書籍精神化，安放其根源於作者之成就。作為反彈，他們參與剽竊概念之認可。他們之問題乃一羅蒂 (Rorty) 意義之鏡子效應，旨在把實在等同於創造者。他們之解答受此團結 (solidarity) 之權利規約，而此團結無法拆解。他們建立之基礎與狄德羅、伏爾泰跟隨支持之古老特權系統矛盾。在此前康德圖式中，若作者主體性能在作品中完全給辨認，則其含有給取締之可能性：手稿移交出版者，作者權利盡遭剝奪。作品變得與其他貨品無異，其根源無從證明其無法異離之性格。與此相反，作者自由包括如此權利：作為位格 (person) 透過作品之物質性去給予。

　　二十世紀末葉，版權之哲學結構兩線受攻，康德菲希特式論述為人深疑。我們不廢除法理機制，不使鋪展二百年之規約無效，卻應該指出：圍繞主體概念之懷疑主義及新科技之突飛猛進顯示法律全面沉沒。一方面，經驗場域在在證明：溝通模式無遠弗屆，大大背離法理世界規約之容受度。另一方面，如謂結構主義偏愛限制主體以形構觀念，則後結構主義速化與激化此傾向，進而建議摧毀任何指涉功能。此顯然意謂：無人替作品回答（作者），亦無物讓作品回答（實在）。文本對作者之自主與語詞從事物之解放攜手並進。版權之解體意涵：當論述僅為無法指歸根源之多重干預空間時 (a multiple interference space of an inassignable origin) ，剽竊不能再存在。到底罷黜作者優越性之領袖傅柯有否表示智性產品之生父宣稱 (claim to paternity) 已然過去？

（二）傅柯與作者批評：後現代主義之後果

　　康德菲希特之合約式論述預設：諸簽署法人 (signatories) 經驗其作為自然佔有空間之同一性 (their identity as a natural appropriation space) ，從而能直截互相隸屬。與一己之結連給視為從始即然，無物能置疑之。此義理乃現代法理自然主義 (modern jusnaturalism) 之基礎，它偏好作為第一自然之轉移之權利概念。作品給視為作於自我之作功之表達 (the expression of a work on self)，作品位格化了作者，給予作者一等價自身之質料形格。傅柯嘗試質疑此人道主義之經典原型，甚至試圖動搖其原理，徹底摧毀其架構。傅柯之質疑主要見於一篇在一九六九年呈交法國哲學協會之論文，此質疑導向深化此迷惑：「甚麼是作者？」該文護衛一無疑反對康德式基礎主義及精神位格主義之論證次序：能夠明見誰在文本中說話──此一假設不再為真。與之相反，書寫過程逃避負責個體之稱謂任命。無人能完全成為一思想之決定者或終極指稱者 (designator) ¹²。易言之，書寫建樹複雜非常，繁多而不可化約，由是歸究責任之裝腔作勢乃一形上學或意識形態作為，而非一經驗報告。簡言之，作品給離棄於其根源之不確定性。¹³

　　「不在場乃論述之第一場景。」¹⁴此句貫串傅柯之靈感，標誌其進程，指導他對權威及由此對智性產業之批判。而十八世紀文化運動之文本亙宣述智性產業。據傅柯，署名特權 (signature privilege) 本性精確。如他於一歸屬練習 (attribution exercise) 指出，應用署名特權導至一種外於論述之保證，主要作用在於引起先驗 (a priori) 閱讀、生出選擇、固定界限、排除或化約、引發規律性、（如有需要）重造社會之所有歷史儀軋。

　　欲明傅柯之意，試觀以下虛構例子。流通一個匿名文本，約略一個普及故事，具「很久以前，如此事件，如此人物，等等」此模式。順此假設，設想經研究後，作者給指認出來，真正署名之發現消除作品迄今為止之匿名性格。最後，構想莎士比亞為此文之真實作者，出人意表；或據另一劇本，某傢伙乃此文歸屬之主體，無人關注。在此情形，一組準則與正規化之整全機制開始運作。可以打賭，視乎作者為莎士比亞抑為神秘不知名者，縱無對另一融貫 (another coherence) 之探索，亦有對文本之另一閱讀。不管作者為誰，透過判定作者而賦予單一融貫，不同讀解得以奠基於作者位格上。傅柯宣述得精簡：「基督教文本細解曾欲以作者之神聖證明文本之價值。現代批評使用極近此義之圖式，在作品中『尋找』作者。」¹⁵

　　此一想像處境喚起什麼？對重讀作品與其創生者之結連有何教益？在傅柯式批評中展示何結論？理解文本，主體並不重要。反之，主體摧毀文本潛藏之多值性：主體在存有論玄思域裡驅逐多值性，阻止論述自為事件。羅倫斯‧奧歷維爾 (Lawrence Olivier) 綜述所有傅柯所辨識之毛病：「創作者為限制、為論述稀薄化之另一形式。」¹⁶觀察病情後，隨來滿列結構主義藥品之藥單：「文本並非其製造者之聲音，而是主體闕如之無名路徑、語言加於自身之作為。」¹⁷傅柯傾向強行致力解放，此致力乃認識的而非政治的，能回溯至批評（作者之賞識作品乃人工的）及認知層次（不可能發現根源）。不論作者身份為人所知與否，傅柯認為不能從此一知識抽引任何闡釋因素。顯而易見，此論理廢黜一種文學體裁：自傳（生命之敘述），又傷毀一門學科：心理學。此敗壞信譽之理由？對主體、對其易倒塌性、對其不一致性存在兩個闡釋觀點。

　　堅持論述實踐，不推延至「作者權威 (author's authority) 」，所關涉者非說話者物理上之消失，而為他於論述中之效率之解構。¹⁸對於亞歷山大‧尼哈馬斯 (Alexander Nehamas) ，此一立場意謂書寫者 (writer) 與創作者 (author) 截然析離。前者挑戰所有對文本之詮釋教誨，蓋在他眼中詮釋教誨外於文本；與之相反，後者誇大書寫行為，使他所造之產品成為他自己深沉意向或說話意願之始點¹⁹。據傅柯，作者問題在於：他自視為形式原因，然他僅為收件人，與讀者並無二致。文本工藝者與讀者界線模糊，兩者皆不能藉假裝窮盡意義而俘虜對方。遠異於對單獨性、對書寫者讀者群差異之浪漫理想，規定場域依待於無人能據為己有之複雜而整體之關係。既然如此，下理甚明：在後現代論述脈絡裡不再存在智性產業。傅柯若非此脈絡之護衛者，也許為其創作者。此固非他所願聽者也。

　　剽竊與原創均為形上範疇，均不堪仔細檢查。原創信靠皇者加冕，皇者之宣述不能化約為他人之宣述，由此印證其所有人之宣稱。雖然以往作者致力於在悲劇及史詩寫作（書寫）中實現忠誠，但卻不獲任何優勢²⁰。十九世紀之浪漫主義孤離作者，使他成為一「例外位格」，其活動具完美單獨性。與之對揚，難道剽竊作品非一缺乏單獨性之印本？難道剽竊者能非僅為他人聲音再傳達之權威 (authority)？能於公證印本 (certified copy) 中不再生產此聲音之構形 (configuration)，不轉移此聲音之意義？後現代「作者」卻相信：脈絡不會相同；而僅當脈絡相同，文本摹印（譬如在實用敘述視角）方可完整。故此，因脈絡不斷改變，再產品永非公證印本；而剽竊祇能是與他人思想結連之理念類型。

　　後現代主義縱然樣式繁多²¹，然而皆規限書寫於不休止重作之命運。意義不能給停止，亦不能給固置於定限表象。因任何重覆皆同時為語意內容之動作與再賦予，後現代主義隱含對剽竊之挑戰。此觀點哲學上相干，但法理上荒謬。它裝載了作為書寫基礎之「重覆思想 (repetition thought) 」。²²此論證跟從此邏輯：因藉聲音之眾多性，而聲音在語言經驗中增多，任一能辨認或能溝通之作品皆穿越一記號網絡，以至無物不為交互主體性實踐之客體。²³

　　智性產業之觀念不僅行使關於自我及他人所屬之知識，甚至要求之。尚－法蘭蘇亞‧李歐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認為建立此區分無甚意思，分析版權出現程度亦然。文字產業「實非大問題」²⁴，僅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應用價值法律之個案」²⁵，而此體系重獲所有能商品化者。因藉拒絕認可署名為「書寫場域之關閉」²⁶，此型批評必須照明所有屬於共同擁有 (common possession) 者。據李氏與許多人，言語之實際實踐行於從根源恒常擴散之誤佔運作之中。范登多柏 (Vandendorpe) 引羅曼‧雅各遜 (Roman Jacobson) 之結論以提及此義：「語言場域裡不存在私有產業：一切皆社會化。」²⁷後現代思想家不僅支持此傾向，而且更超越之。他們認為，書寫者之活動祇奠基於交互文本性；異質原素之間，確切言之，作品作者之間，存在主導之平排並列；作品作者藉一種「對話主義」 (巴克丁(Bakhtine) 用語) 借予對方物事。論述之展示祇能用巴洛克之特徵圖式解釋：無可歸屬根源之貢獻之混合 (a mixture of contributions having no attributable origin)，由此原創性之終止。

　　從傅柯至李歐塔，從德里達 (Derrida) 至布狄里亞爾 (Baudrillard)，縱非書寫者形格給擦除，至少署名給擦除；而此擦除不僅回應一徹底解構自我指涉 (autoreference) (幻覺自己為自己作品之主體) 之規劃，它縱非形成一新政治，至少亦形成一綱領。後現代烏托邦乃一匿名性之烏托邦。在書寫實踐裡，此烏托邦棄作品於分享。反人道主義，它喚起一種達至最終消散之自我湧現。反康德，它證明除商業交易規則要求外，署名之加插背後並無物事。李歐塔曾欲在文本中體現此烏托邦：「我們曾夢想書名或作者名字闕如之書籍。」²⁸他坦認此願望天真幼稚。然而，它本質上顯露雄心，培育一貫之昇華，此雄心此昇華賦予一種密契主義 (mysticism) 給不可規定不可知者。此不可表達性名曰他者，德里達恒常詰問之。於此方面，其一他晚近出版書籍之名稱確實顯露機要：Sauf le nom （除了名字）²⁹。在寬泛及略為抽象意義下，他者乃無名者，由此逃避命名，或曰逃避監禁與排斥。異他指涉 (heteroreference) 策略對德里達而言乃康德式書籍概念之替代品：「如果他能夠，我就讓他署名。他者永遠必須署名，而他永為最後署名者。易言之，首先者。」³⁰於茲勾勒因非位格化文本而生之新迷醉。

　　罷黜作者給書寫份位帶來一整串影響；而就本文案例言，則給從後現代脈絡之剽竊所抽拉出之理解亦帶來一整串影響。康德式位格主義之論理含有無法克服之矛盾，傅柯之取消署名資格亦不惶多讓。﹝此論題對吾人之﹞挑戰在於試圖在此等矛盾邊緣上指認道路，尋找通道。﹝吾人之﹞論證秩序似跟隨一絕對邏輯，並回落於一不可推翻之觀點。吾人首先列舉後現代對康德之回答之主要涵蘊，然後提供一對作者與剽竊之可能讀解以為結論。

　　(一) 存有論與法律之分離　此兩種論述並非互為後果。後現代主義使得兩者互相遠離。它預防以下各種假裝：從合理者提煉可證立者（李歐塔），在對接受之知識機制裡記錄權力（傅柯），始於存有論願望征服之此特權知識而賦予法律 (德里達）。因藉打破作者作品之統一，後現代主義讓交互主體性之浮動奪去作品，把真理從其根源清理出來。簡言之，它拆解結連哲學（能知什麼？）與政治（能做什麼？）之道德主義。

　　(二) 歷史性與文本性之分離　作品只對自身存在提供明證，它只指涉自身。歷史原可為作品之可能性原則，但作品不再為歷史握持。作品發展既把作品從歷史過程中，亦把它從歷史條件中分離出來。據馬克斯黑格爾模式，歷史過程為解釋泉源。﹝一般而論，﹞歷史條件泛行於作品環境。簡言之，後現代主義者嘗試將作品非歷史化，他們認為歷史提供意義此斷述實無意義。當德里達在La grammatologie 裡按言文本以外無物事時，所表者即為此義。

　　(三) 因作者之非責任而對剽竊之蔑視　因無合法性，剽竊乃負面模態之翻譯。反之，翻譯實強調某人之責任，而責任一詞之根清楚指示其意義：respondere意謂主體能對物事作答。對後現代思想家而言，翻譯之為不可能，確切言之，在位格中反映作品之為不可能，導致原創性之消失。易言之，若剽竊意謂某人為其文本之不合法再生產所經受之損害，則彼二原素﹝作者作品﹞之析離使得任何剽竊形式之具體認可為虛幻。此情況有如宣佈終止剝奪作者權利與終止﹝其﹞在智性宇宙之孤離。布狄里亞爾覺察，在此躍進中，他者之透明以如此方式成為普遍規範³¹，以致不可能再去除掉某人之權利與產業。

　　在後現代性裡，作者餘下甚麼？無有──據前述觀察至少如此。然而，吾人需以批評作結語。此批評並不終止此討論，但也許證明當代越出康德式定言律令之嘗試並不充分。首先，在存有論與法律之結連方面，傅柯、德里達、李歐塔等人迄今無法發明認可書寫者而非創作者（據前述尼哈馬斯之區分）之新形式。再者，從後現代哲學之原則無法看出法律如何能具體運作。

　　其次，歷史與文本之析離非無問題。蓋歷史縱無內自 (intrinsic) 意義，但脈絡於理解文本意義為本質者，仍為不爭之事實。歷史之過程與條件不能混淆：前者自身不規定任何物事，但後者為作品放射之闡釋之部份。一例：知道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而非德蘭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寫了Mein Kampf [《我之奮鬥》]，則縱不致較仔細考察﹝作品與﹞若干尚待澄清之歷史事實之結連，也會根本改變作品之閱讀，更動吾人賦予它之意義。此非意謂命運註定該書之產生。但此作者而非彼者為直接環境，基本翻轉訊息之知覺。（實證主義模式避開周遭一切，不持此義。）作者為脈絡性之複合體，對文本理解不可或缺。格拉西亞 (Gracia) 清楚表陳：「文本實需要歷史作者，蓋文本無作者即文本無歷史，而文本無歷史即文本無意義，亦即非文本也。」³²最後，因文本、歷史、意義互為關聯，責任概念須要重新確立，不能在作者非其論述構成成素之產生者、之唯一來源此一浮誇下否定之。參詳一種涵蘊虛無主義及觀念主義，然卻懂得逃過其陷阱之對人道主義之批評，嶄新而功能性之剽竊概念尚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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