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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的轉進──論撤與不撤的第三條路
劉桂標（香港人文學會會長、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目前雨傘運動發生已經近一個月，但運動現在仍沒有達到爭取真普選的目的，陷於膠著狀態，出現了撤與不撤的激烈爭論，但無論主張撤或不撤，都面對強烈的批評。筆者以為，除了撤與不撤的做法外，我們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就是運動的轉進，後者並非佔領行動的撤或不撤，而是可以超越二者的限制。簡言之，我們須建立更有代表性的雨傘運動大聯盟，並以大聯盟執委共同商議或佔領者公投認可方式，縮減佔領地區或轉移至影響民生較少的佔領地區的同時，推出更多的、更大規模的別的公民抗命及不合作運動，而後者可以是以不違法方式進行，這樣既可減少運動的阻力，又可提升運動的效用。
其他公民抗命及不合作運動的抗爭包括：屬違法的市民拒交或少交稅款，公屋居民拒交或少交租款，私屋業主拒交或少交差餉，市民拒絕還款中資銀行等等（注意：筆者這一點只是轉述學者的說法，筆者自己主張的是將上述行動改為合法的緩交款項）；以及不違法的五區立法會議員總辭公投，立法會內的全面不合作運動，全港罷工或按章工作及罷市，全港汽車慢駛，擠提中資銀行存款，杯葛其他中資大機構、甚至建制派或親中的大機構，在公眾場合非暴力狙擊高官或建制派高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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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雨傘運動發生已經近一個月，雖有其一定的成果，如提高了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對專制政權的反抗精神，以及使許多香港人由政治冷感而變成熱心參與公眾事務等等。然而，無可否認，她也到達了一個膠著停濟的狀態，因為其要達致的目的──真普選，仍然是遙不可及；特區政府仗著中共的撐腰，仍然對2017年要實現的假普選寸步不讓。
職是之故，社會上對違法佔領公共空間的公民抗命的撤與不撤的討論，與日俱增。明顯不過的是：無論主張撤還是不撤，都面對著很強烈的異議。簡單來說，主張撤的一方，常被人批評撤是失敗主義、投降主義，因為在目前毫無實質成果（政府對政改無實質讓步）下撤退，對運動是一大挫敗，不少人相信民主派人士會元氣大傷，難以再號召市民繼續抗爭，甚至會很快出現運動發起人及支持者被秋後算賬的局面。相反，主張不撤的一方，則常被人批評是不知進退，一方面會被當局用升級的暴力清場而出現像八九民運般流血的結局；另一方面，亦可能會因長期佔領而導致不少市民的生計受影響，出現民意的逆轉的情況。事實上，有不少人以為佔領時間越長，民意逆轉的可能性越高，故長期佔領而無成果，則很可能對運動造成挫敗的後果。
筆者以為，上述的看法，其實落於非彼即此的二分格局，但後者並非必然，因為我們其實可以有第三條路可走，就是運動的轉進。所謂「轉進」的意思，並非佔領行動的撤或不撤，而是可以超越二者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說：在有更大代表性的組織的領導下，運動可由單一的、阻力較大的公民抗命方式，轉進為多元的、阻力較小的公民抗命方式，以及更大規模的、可以不違法的全面不合作運動。
我所謂「有更大代表性的組織的領導」是指：運動必須由更有代表性的團體主導，但同時尊重不想受制於大會的市民。目前，兩學、三子可說是較重要的運動主導者及發起人，然而，其代表性受到一些佔領人士質疑，特別是一些本土派的朋友。我以為，雨傘運動已由罷課、佔領公民廣場、佔領中環行動，演變成全民自發的運動，故此，兩學、三子的確難說能完全代表所有佔領者。故此，運動初期的主導者及發起人，須有有容乃大的胸襟，容納泛民、其他民運、社運，以及本土派人士，組成更有廣泛代表性的大聯盟──雨傘運動大聯盟，用民主的方式選出有利實際決策的領導班子。至於不同意這種領導方式的人士，如果只是少數的話，則我們應尊重其選擇，大聯盟的決定對他們無約束性，但大聯盟亦沒有配合及照顧他們的必然義務。當然，如果多數人不同意成立大聯盟的話，則佔領行動只能以無領導的方式繼續進行，但筆者以為這是弊多於利，因為沒有領導者，往往沒有行動的大原則、大方向或執行大原則、大方向的能力，佔領行動可能因有違初衷而變質，甚至失控；或者因為長期佔領而無成果而對其他市民有越來越多的損害，最終導致民意逆轉而失敗告終。
至於運動的抗爭方式由單一的、阻力較大的方式轉變為多元的、阻力較小的方式，筆者的意思是說：佔領交通主要幹線的公民抗命，只是眾多公民抗命方式的一種。當這種方式的進展停滯時，特別是遭到不少的市民的反對時，我們必須以更多不同的、阻力較小的方式轉進。
以別的方式取代現在的方式，並非失敗主義或投降主義，因為我們仍沒有放棄公民抗命，只是在現有方式行之無效的情況下轉為其他方式。打個譬喻，如在足球賽中，若我們發覺穩守突擊方式不湊效時，我們可以改為轉守為攻方式；而後者也可改變，例如我們若發現中路入涉不是最佳的進攻方法時，我們可以嘗試用兩翼側擊方式進攻，諸如此類。當然，轉進可以不是突變方式，而是邊試邊做及逐步轉移的方式。
再具體地說，我們可考慮不少民主派主張的縮減影響民生的佔領地區（如讓出更多的行車幹線），或轉移佔領到較少影響民生的地區，例如有民主派建議的金鐘及銅鑼灣的佔領可移師至添馬公園，旺角的可考慮改為尖沙咀九龍公園，這些地方對民生影響極少，受到其他市民反對的聲音不大。在改佔的地區上，我們可舉行更多、更大型的民主抗爭活動，如每天都舉行宣揚民主抗爭意識的義教課程、公民論壇，甚至露天音樂會或演唱會、藝術展、電影播放、戶外展覽等等，當然可同時容許個別不影響大會的少眾自由活動，如旺角目前一些較小型的活動，盡量保持甚至提升運動的抗爭性與道德感召性。
這是初步的策略，但在有需要時（如發覺效果不彰時），我們可重新佔領金鐘目前的佔領區（佔領金鐘對民生的影響始終少於旺角，反對聲音較少）及同時改佔已曾發生過佔領的尖沙咀廣東道（這樣對小商戶的影響較旺角少）；或者有民主派建議的轉移圍堵個別的中共、土共或重要的中資機構，甚至親中大機構等，這些佔領應更符合公平性及對民生影響更少。以上說的只是提議，可由大聯盟執委商議，甚至佔領者公投決議。這樣的話，可以減低對其他市民的影響而又不致於很大削弱行動的抗爭性。
至於其他抗爭，是指佔領以外同時進行大規模的、別的非暴力的政治抗爭，特別是不違法的抗爭，因為可以減少對其他市民的影響。例如屬違法的市民拒交或少交稅款，公屋居民拒交或少交租款，私屋業主拒交或少交差餉，拒絕還款中資銀行等等（請注意：筆者這裏只是轉述學者的一些說法，我並無意鼓勵市民以身試法，因為作出行動者要負上法律責任，我自己其實是不主張的；我主張的是將上述行動改為合法的緩交款項）；以及不違法的五區立法會議員總辭公投，立法會內的全面不合作運動，全港罷工或按章工作及罷市，全港汽車慢駛，擠提中資銀行存款，杯葛其他中資大機構、甚至建制派或親中的大機構，在公眾場合非暴力狙擊高官或建制派高層等等。這些其他抗爭方式，外國學者言之甚詳，有學者甚至出版了一些羅列各式各樣方法的抗爭手冊（特別推蔫：英國牛津大學學者金夏普的名著《非暴力行動政治學》，Gene 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3 Vols.，Boston：Porter Sargent，1973，在本書第二卷中，詳細總結了以非暴力形式進行抗爭的人士手中掌握的「非暴力武器」共一百九十八種），並且在本港其實一直有人建議使用，但以往的問題是沒有中央統籌及人手不足，故此效果不彰。如果如上面所言，能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大聯盟的話，則可以由大聯盟統籌，設立佔領地區辦事處及網頁、臉書等網上中心，以及招聘義工和分配人手等等，相信行動會事半功倍。
最後，要說的是運動結束的重要條件。任何運動，若能達到目的，便可以光榮結束；否則，若沒有達到目的，則只可說運動沒有成果，甚至可說是失敗。舉例來說，八九運動沒有達到目的而被清場，明顯是一失敗；而太陽花運動得到政府首肯「先立法、後審查」，已算達到其反服貿的主要目的，可說是成功的運動。我們的目的是真普選，或即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故此，在目前政府寸步不讓的情況下，運動或佔領行動若結束，則肯定是失敗，後者會引致筆者上文所說的種種問題。因此，要達致真普選或即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是運動結束的唯一的或首要的條件。但真普選或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並非只有單一的標準，故此，學聯一直提出而政府一直拒絕的公民提名，只是標準之一，與公民提名相若的標準，如公民推蔫、市民提名，或者包含公民提名元素的提名機制如提委會的充分民主化（絕不能是目前的所謂四大界別組成提委而須半數同意，而應以沒有不合理篩選的方式組成）等等，都可以是運動結束的條件，但這必須是經大聯盟商議好，甚至是全民公投所同意的。
上述所說，是筆者對雨傘運動的一己之見，這種看法是否可以成立，必須有充分的論辯，因為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因此，很歡迎讀者對上述看法提出意見，甚至是批評。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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