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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導讀
趙善軒（明愛專上學院通識及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管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於管仲之手，而是後人集體編輯而成。部分內容是後人託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節與管仲其人也沒有直接關係。《管子》一書的部分篇章，是戰國晚期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與管仲其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致，書中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道家取向，並且主張道法結合，由老莊的理想主義走入現實社會，對後來的黃老思想有深遠影響。
《管子》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集成，是眾多學者共同書寫的百科全書，涉及治國、經濟、軍事、社會、哲學、人口、農業等領域，觸及法、儒、道、農、兵、陰陽諸子學說。
在倫理學方面，許多人以為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只講利益，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
在經濟思想方面，《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干涉，此方面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面的首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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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對道德價值的追求日趨淡漠，一些家長生兒育女時就已考慮子女他日的回報，某些父母從小就栽培女兒嫁入豪門，許多學生選科以前途作考慮而忽略個人志趣。套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術語，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慮，即以事件能帶來利益多寡為衡量標準。反之，傳統文化被視為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原因是我們從小所接觸的傳統文化乃以正統儒家為主，孔子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靈公》）；孟子堅持生與義有矛盾時，「捨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這種傾向的傳統價值理性思維，在當下社會重視追求利益的風氣下顯得格格不入。
傳統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視為根本的考慮，這近於工具理性主義，惟法家進一步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為了國家穩定，可以打壓少數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書》說：「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威權管治乃基於人民愚昧之設，古今如一，幾乎沒有一個高教育水平的國家，專政機器能夠長期運作。專政者假設百姓無知，故須由「賢人」領導，稱呼上級為領導人，就是設定了人民需要被領導，而無權參與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當低落。《管子》一書載有「賢人」一詞共廿十三次，並屢次提到賢人管治的好處，「賢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蘊，其另一稱呼是「臣屬文化」，即人民樂於臣服於威權者之下，中國千年來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對這一理論的建構有.不可或缺的貢獻。
近年來，知識界、文藝界仍然不乏人為這種思想重新造勢，試圖製造威權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過強大的宣傳機器，漸漸成了一種主流聲音。文學、影視作品為這樣的歷史人物塑造偉大的歷史形象，秦始皇、漢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車行》裏的負面人物，而成了一代偉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兇殘成性的歷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國家領導人，為了社會利益而不計較個人名聲。至於擇善固執又講價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視為不識大體、阻礙社會發展，例如竟有電視劇把岳飛、文天祥說成妨礙民族融合的障礙。這些人往往重視效果，卻輕視手段，譬如不問子女考試的方法，只關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績；認為工作性質不重要，能養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員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顯。這就是大講「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後遺症，一味發展經濟，而忽略了人文關懷才是人類的核心價值，慢慢地由「向前看」變成「向錢看」，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一、主要思想內容
（一）義利之辨
歷史學家趙靖指出，先秦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認可求利是人類之本性。1
《管子．侈靡篇》更明確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張，即富人大量消費以造就貧民、工匠、女工的就業機會，有衣食可得。2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討論的重點是討論「義利」之關係，屬於倫理學層面的闡述。《史記．管晏列傳》亦有相類的記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其實，《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義利觀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彈性，它不像儒家般視道德價值凌駕於生命之上，動輒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餓死於首陽山」，而是試圖把傾向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類近於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邏輯謬誤，有意建構成兩者並重的思考系統。
許多人以為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只講利益，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當代哲學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義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活文化層和價值層。人類需要拾級而上，充實基本需要後升華至道德理想的層次，人生才活得有意義。《管子．牧民篇》也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為「義利觀」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實質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張先現實後理想，如此不但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滿足生活文化層後，必須發展道德倫理一層，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觀，有別於儒家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實，這種思想正是現代人的明燈，人們既渴望生活安穩，又想為社會出一份力，他們既不喜空談理想，認為過高的目標猶如空中樓閣，但又希望在道德實踐上有一番作為，衣食足而知榮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標。順帶一提，法國大革命時西方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說法，世稱「孟德斯鳩命題」，認為當經濟發展起來，擺脫野蠻階段，人們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3
一言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在道德淪喪，幾乎無所不假的社會裏，在路見不平拔足而走的當代社會，較容易引起向來不關注道德的人們的反思，提升現代人的德性。
（二）經濟思想
《管子》一書所提出的治國思想最為可觀，歷代學人多有引用，尤其體現在經濟方面。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兩大路徑，一是自由放任主義，以黃老思想為代表，司馬遷的「善者因之」4為佼佼者；二是干預主義，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濫觴。趙靖指出，《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干涉，此方面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面的首倡者。對此，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士何事」條對此亦有所分析，其謂：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之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
《國語．齊語》亦記載了管仲與桓公的對話：「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言哤，其事易。」
《管子》一書與此條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書都反對四民雜處，此乃出於政府管治的考慮，其認為易於控制各階層，以及堵塞社會流動，實大大有利於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而國家穩定是其學說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徑是以司馬遷為首的自由主義，其主張「善者因之」，認為市場放任是最好的辦法，反對政府直接干預，此與《管子》提出的輕重理論大相徑庭，輕重論提倡由政府設置機構，監管市場經濟。數十年來，中國奉行干預主義，造成了極嚴重的社會問題；西方諸國大講「新自由主義」，最後令各國債臺高築，引發經濟危機。可見物極必反、過猶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漢初年行黃老之術，然漢興七十餘年後因放任不管，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富懸殊，民不聊生。漢武帝時積極改革，卻因與民爭利而令人民生活無依，此即歷史發展的規律。觀乎歷史，當人心思變以後，又會人心思安，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轉向社會主義；反之，社會主義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來，就是不斷遊走在左派與右派之間，政權不斷更替，政局長期不穩，就是不明白中國哲學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書
眾所周知，《管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於管仲之手，而是後人集體編輯而成。部分內容是後人託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節與管仲其人也沒有直接關係。據陳鼓應的研究，《管子》一書的部分篇章，是戰國晚期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與管仲其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致，書中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道家取向，並且主張道法結合，由老莊的理想主義走入現實社會，對後來的黃老思想有深遠影響。6
由此觀之，《管子》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集成，是眾多學者共同書寫的百科全書，涉及治國、經濟、軍事、社會、哲學、人口、農業等領域，觸及法、儒、道、農、兵、陰陽諸子學說。
據現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書最早被《韓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記》也有詳細記載，此書可能是司馬遷的手邊讀物。到了晉代，學者傅玄對《管子》的作者提出異議，他說：「管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為，輕重諸篇尤鄙俗。」傅玄對託名篇章的評價不高，認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曰此傳大略》云：「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葉適《水心集》說：「《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四庫全書總目》說：「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當代學者一般認為，書中出現戰國或後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內容非春秋時代的作品，此已成學界共識。7
其實，不獨此書，近年出土大量戰國至漢代的竹書、帛書，內容文字與今本流行的大有不同，因我們所讀之版本，多為漢代的改版，多非春秋戰國的原著，故一些學人認為出土文獻使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有改寫的必要。
今本《管子》與大部分先秦諸子一樣，乃經漢代學者劉向編輯而成。《管子》共八十六篇，今本十篇已佚。全書十六萬餘字：《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漢書．藝文志》將其作為道家一類，而《隋書．經籍志》則將其改列法家一類。其實，這部書包羅萬有，從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看法，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裏不禁要問，何以後世學者要冒管仲之名而作書呢？主要是因管仲平生乃是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功業對春秋時代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世人對他高山仰止，故不少學者都藉管仲之名來發揮，希望建立一套實用主義與道德價值俱備的學說。孔子曾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可見就連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對抗夷狄、使華夏免受夷狄侵害的偉大功績。《論語》中記載了孔子對管仲的人格批評，但孔子也客觀地指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認同管仲尊王有功，對於維護周室統治權威有.不可磨滅的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認為世人只讚美鮑叔能識別人才，卻少有人認識到管仲的才能。他還說：「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司馬遷反駁了孔子對管仲的批評，認為他即使有過，也是功大於過。由此可見，對管仲持肯定態度者，乃基於其功業成就，欲以實際作用掩蓋其行事動機，這與西方哲學中的「義務論」凡事以動機作判斷很不同，儒家思想往往以動機作判斷，故近於「義務論」一類。近百年來，「義務論」被人們視為難以實行的一套，反之「功利論」大行其道，人人計算如何將利益最大化，討論社會政策時，目的正義性不再是立論之首要考慮，而成效反是必要條件，這種思維在《管子》一書大量存在。然此書卻非近於個人功利主義，而是以社會利益為終極追求，這比起現代人講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狀況，又是高一層次。
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諸葛亮也是另一現實主義的代表者，史家多將其置於法家人物之中。他為求達到目的，不計較手段，對付李嚴等蜀國本土派毫不手軟，諸葛亮對管仲的推崇，足見其歷史影響。管仲不像大多數諸子般屬文弱書生，而是戰功顯赫的齊國相國，桓公以仲父尊稱他，他也是經世治國的典範，故後世學者藉他的大名來著書立說，實能大大提升作品的說服力。這是古人與今人之別，古人喜託他人之名著書，今人卻有人把別人的作品強冠自己的名字，可見古代著者志在闡述己見，非為沽名釣譽而寫作。
三、管仲其人
管仲（前七二五 —前六四五），名夷吾，字仲，謚號「敬」，史稱管子，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其祖先是姬姓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其父為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至管仲時已很貧困。管仲年輕時曾經商，又曾輔佐齊國公子糾（齊桓公之兄），幾經周折，由鮑叔牙舉薦，得以輔佐齊桓公，封為上卿，最終幫齊桓公建立霸業，被尊為「仲父」，有「春秋第一相」之譽。管仲處身列國並峙、征戰不休的春秋時代，憑.濟世匡時的理想和經天緯地的才能，他從實際出發，重視發展經濟，反對空談，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使齊國慢慢強大起來。對於管仲的功業，《史記．貨殖列傳》有詳細的記述：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齊國自太公望（姜子牙）立國以來，一直興盛不絕，直至平王東遷後中衰，而令齊國重振雄風的人，不是家學淵源、累世公卿的士大夫，而正是管仲。《史記．管晏列傳》對管仲的成就也作了詳細的說明：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
職是此故，管仲為相期間致力振興齊國經濟，利用商業的路徑，使得商貨流通不絕。他又對齊國的財政制度進行改革，設立監管機構，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對社會作嚴密監督。如此一來，在勵精圖治下，使國家興旺起來，為齊桓公奠定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轉引了管仲的自白：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這段話反映了三點：首先，管仲不屬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類人物，而是現實主義者，因家中有老母照顧而在戰場上退卻，他顯然不是情操高尚的典型人物。其次，管仲也非不事二主的忠臣，他不計較個人名聲，只在乎是否能實現他的治國宏圖，心中只有天下，國家倒是其次。再次，管仲年輕時曾經與好友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可見其與太公望一樣，又是一個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且在他為相期間，致力發展齊國的經濟，最終使齊國稱霸於春秋。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大多出身士人世家，或是身家清白的書生，鮮有像管仲有商賈的背景，再憑藉自身的努力而達致社會上流，與他背景相似的有呂不韋（約前二九. —前二三五）。如此看來，管仲被列為法家人物，實在是基於他的實質功績，因其名聲之大，影響之巨，而奠定了《管子》一書的學術地位。然而，與管仲背景相似，地位相近，影響力相當的呂不韋，不入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管仲與太公望等人卻一同入選，這是因為他們功業顯著而尚有益於人民，非只為個人私利而治國。司馬遷乃繼承了「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的傳統，藉史書來品評人物，對管仲其人作了崇高的致敬，同傳的其他人物，也多才德兼備，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故古時富貴是兩回事，富者未必貴，貴者須得社會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發戶、官二代、富二代橫行霸道，目中無人，富而不貴，究其原因，就是不懂義利俱重的道理，這大概是沒受過傳統中國文化洗禮所致。
管仲治齊國的經歷，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又說：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史記》多次引用「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一語，反映了歷史學家司馬遷與《管子》的作者一樣，認為政府應當先讓老百姓享受物質文明的成果，進而追求精神文明的發展，最後得以「利民」。8這可說是現實主義與道德價值結合的一大嘗試，當為過分追求利益而忽略道德的今人所注意。
《史記》中尚有不少對管仲的溢美之詞，《史記．管晏列傳》中說：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司馬遷認為管仲是「世所謂賢臣」，這一點是對他的功業作出肯定，尤其是管仲對齊國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他又在《史記．平準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其實，歷史上真正的盛世，經濟發達，物阜民豐是必要的條件。然而，管仲治下的齊國不但國力強大，更重要是以國力優勢來維護國際秩序與社會正義，帶領盟國維護周室的統治地位，又不與喪德敗行之國為伍，也絕不欺壓無辜者而換來國家穩定，這樣的盛世才能令人心悅誠服。反之，一味以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自詡的君主，如漢武帝、唐玄宗、清高宗等，免不了會遭史家批判。借古鑒今，本是賢明者應當效法。反之，一再重複歷史的教訓，受苦的永遠是平民百姓。
四、歷代研究
《管子》研究方面，自唐代尹知章注《管子》至今，至少有四十多種注本，其中尤以石一參的《管子今詮》（上、下），許維遹、聞一多、郭沫若的《管子集校》，馬非白的《管子輕重篇新詮》影響最深。「安徽省管子研究會」集合了數十位專家，多年來累計發表論文數百篇，數量甚豐。《管子》的哲學研究，臺灣學者陳鼓應及其學生有專書及博士論文討論。至於經濟思想研究，香港學者宋.五有開拓性的貢獻，大陸學者趙靖、石世琦等人的研究成果備受學界肯定。
總之，《管子》一書內容博雜，以治國及經濟思想尤為重要，故本書選材以此類為主，選取可讀性高且具現代意義的篇章，加以注釋、翻譯和評點，供讀者參考。譯注以李山所注版本為底本，並作了過百筆修改。書中若仍有疏漏及錯謬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註釋：
1. 趙靖等：《中國經濟思想通史．卷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二年），第六ＯＯ頁。
2. 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五.頁。張固也：《管子研究》（山東：齊魯書社，二..六年），第二五一頁。
3. 白鷺：《貨殖列傳經濟學》（臺灣：海鴿出版，二..九年），第三十至三十一頁。
4. 《史記．貨殖列傳》：「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5. 《漢書．貨殖傳》：「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
6. 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商務印書館，二ＯＯ九年），第三至二十七頁；參見陳佩君：《先秦道家的心術與主術──以〈老子〉、〈莊子〉、〈管子〉四篇為核心》，第二四五頁。
7. 張固也：《管子研究》（山東：齊魯書社，二ＯＯ六年），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
8. 周俊敏：《管子經濟思想倫理研究》，（湖南：嶽麓書社，二..三年），第八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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