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冠輝－評「文化身份之變遷，重整，錯失」

評「文化身份之變遷，重整，錯失
中國、香港﹕歷史進程中的誤引及對未來的展望」

　

黎冠輝
　

提要

　　這篇文章其實就是一幅圖畫。畫中描繪了不同的情景，人物，以及事件經過。就如中國的山水畫般，景致上有遠近，有高低，有深淺，而最重要的，是眾多的「命題」及「論據」，是散佈於各景物中，而又是「到題即止」。題目的發揮以及聯想是交由「觀者」處理。讀者被引入這幅畫中，會發覺景物轉換得極快，而每一段說話再轉下一段，就已換了另一種精神境界。就如畫師要落筆畫畫前，必要先定下一個「縮影」，然後再跟這「縮影」 (miniature)去描繪放大實畫的筆法控制—我這一為文章也只是一個 miniature model。其中包含了不只一套畫冊，而是散套「不同」的畫冊，各自縮小了被集放在一起，因此我這篇文章，是代表了「不同時空」的互相重疊，就是因為時空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影像能各自據有獨立的空間。而當這些看似「矛盾」的影像被重疊一起時，表面看來是「沒有可能」，但實際上卻是「多重意思」根源於某些簡單而又清楚的符號規條。這就像「中國」，這個遠、矛盾而又好像一個「謎」一般的文化。「它」所代表著的，不只是「文化寶庫」，更絕不是十多億的人命統計，而是挑戰，測試著「人」分辨「真實」(reality)與「虛幻」 (illusion)的界清，「真」與「假」的交錯，替代以及混淆，每當「人」再不能分辨「真」，「假」時，就正是「中國」這文化的迷離、消失，同時代表著「人」的思想失誤、消滅。

　　以上的一段文字正是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行政學系的講師——王嘉娜博士的文章——「文化身份之變遷，重整，錯失中國、香港﹕歷史進程中的誤引及對未來的展望」中的論文提要中的首段。我把這一段引為本文的首段，是因為發覺這段文字竟然也可以毫不牽強地用來描述我這文章。正面來說，該段文字綜合了各種議論文體的共通性；無論是什麼樣的內容或主題的議論文體，都可以引出該段文字，省卻不少寫提要的時間和功夫。負面來說，該段文字卻是空洞、可有可無、把簡單的意思複雜化、過份地使用引號而使意思迷離，是具有實質內容的論文的反面教材。

　　多加引號並非難事，多使用引號亦並非便是偽學術的表現；但是在學術論文中不必要的情況下大量使用引號而不加以解釋，即使為的不是偽裝學術，也會使讀者覺得迷惑和混亂。下面就會把前段重寫，並加上一些引號來說明怎樣才是過份地使用引號或怎樣使文章變得偽學術。

　　「以上」的一段文字正是「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行政學系的講師——王嘉娜博士的文章——「「文化」「身份」之「變遷」，「重整」，「錯失」中國、香港﹕「歷史」「進程」中的「誤引」及對「未來」的「展望」」中的論文提要中的首段。我把這一段引為本文的首段，是因為發覺這段文字竟然也可以毫不牽強地用來「描述」我這文章。正面來說，該段文字「綜合」了「各種」「議論文體」的「共通性」；無論是什麼樣的內容或主題的「議論文體」，都可以引出該段文字，省卻不少寫提要的時間和「功夫」。負面來說，該段文字卻是「空洞」的、「可有可無」的、把「簡單」的「意思」雜習化的、「過份地」使用引號而使「意思」「迷離」的、具有「實質」內容的論文的反面教材。

　　以下的兩段也是引自該論文提要：

　　我這篇文章是從語意哲學，哲學心理學，心理學及文化，社會觀察，多方面分析探討「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立足點是以「一個人」為單元，透過明白「個人」符號系統意思建立繼而分析「意思」出錯、失誤、以及消失、崩潰的界定條件(criteria of recognition)。文章內描繪了不同時代的人物。其中包括有:中國傳統的士大夫，讀書人；中國皇帝的樣板；中國普天下經常「心慌膽跳」的中國人性格;那些隱了形的僧人和道士，中國的農民，以及由農民演變為「領袖」的政治家；以及千千萬萬迫不及待燒毀「古廟」的學生，教師，軍隊，田親，百姓。以至於近代的：官僚，游樂場管理班長；機器控制技術人員;失魂政客;小丑;以及一大群無知，失憶的天真禽獸；和經常「示威」,「反示威」,「屠殺」,「反屠殺」的公民，政要。

　　對立於中國的另一面，文章中描繪了:歐洲傳教士，科學家，宗教派，派別改革，傳統，反傳統，現代理性主義者，反理性主義者，帝國資本家，種族份子，貿另財團，自由主義，海盜及其法紀代表，消費潮流，黑洞居民，地底份子，合約制訂人，戰爭將帥，等等人物。

　　描述更多的人物並不便代表文章更有深度或更有說服力；而所謂的透過明白個人符號系統意思建立和描繪，在許多的情況下亦只是談及某事件時沒兩句的涉及一些人物。在提要中作者也沒有指出描述眾多人物的作用；不過，這種提要對於意圖寫偽學術文章的人來說還可能是有意義的。

　　在看過一位現就讀於城市大學的朋友給我的該王博士的文章後，便產生寫此文的動力。藉此更望能作為一種警醒，提點批判及懷疑的態度的重要性。在以下部份，主要評論的是推理上、分析上的荒誕之處；而因為功課繁重又近考試，對純粹社會學上的意見的見解不同，及作者把其他著名學者的看法據為己有而不注明出處的疑點（例如包括 Rabbi Sachs 有關新舊文化割裂的概念；王博士用來說明「中國人」這身份的解釋權被奪的 Michel Foucault 有關權力與語言間的關係的概念）等問題並不被列為本文討論的重心。

對文章主體的批評

　　任何一套語言，它其內所提供的概念系統是能作出多方面，以至可能「無盡窮」的應用。只須要語言運用者能懂得掌握句法，以及句法在演變上須要用到的方法及技巧，那麼語言運用者便能透過句法的掌握創造多樣的現象以及語言游戲。因此語言是一個思想基層，而運用語言的人可透過這基層去建造多種形式的政治、經濟架構。這就是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歷史上不停的改朝換代，卻沒有影響中國文化的流傳。執政者也只是借用語言所提供的思想方式去進行統治的手段，但是擁有政權並不同時代表著對其所生活的文化有高度的了解。中國文化經過數千年的演變，王朝制的廢除帶來了中國歷史極大的轉變。

　　一套語言不但提供了思考的規則，也約束了用者的思路和活動方式。在文中的「語言」，指的是種種符號及句子的使用所提供的思想和活動方式。以依作者的觀點，國家的統治、政治及經濟的架構和發展就只是執政者的句法運用的結果。這可被批評為1) 忽視語用及語意等方面的重要性；例如符號在特定環境下的意義及符號和意義之間的關聯。若語言運用者在創作語言遊戲時只理會句法的運用而忽視語用及語意，恐怕該語言遊戲只有自娛的作用。2) 過份簡化歷史及文化的演化。歷史和文化的流傳涉及國內外、建制內外的、不同層面的社會參予者 (social actors) 的不同動機及利益間及對已有的文化或新語言遊戲的不同反應。而作者亦沒有指明「沒有影響中國文化的流傳」的意思；唐代的貨幣制度的改變對貿易方式的影響、武帝罷黜百家又獨尊儒家學說都沒有影響中國文化的流傳嗎？那麼在什麼情況下中國文化的流傳才算受到影響？看來是作者定下一個太陝窄的定義給「影響」一詞了。3) 過份強調執政者的影響力。執政者設立語言遊戲的時候難道不理會社會現況？若社會現況影響執政者的決定，什麼因素影響社會現況？4) 忽視反動力及阻力；所有國民都被假定為只是被動的遊戲參加者，而民間的反響因此全被忽視。

　　歷史留傳下來的舊文化，有部份碎片可能仍會在各社會系統上加以運用，又或間中會在教育叢書中亮相。但整體以言，舊文化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的定義，和社會建構法則，是不再與現代人的生活作多面的重疊和影向。舊文化被推入博物館，精裝書本或相簿內，是要經由「專家」處理才不會被忘記或破壞的遺跡，並不是大眾人民在生活上可倚賴和作參考的生活例子。

　　作者認為舊文化已是頻臨絕跡於現代社會，以此說明一些近代急速的轉變。文中並沒有具體說明舊文化的意思；為免討論流於空泛，在此以宗教為例。對於現代人來說，宗教的宇宙觀、世界觀、人觀可算是一種舊文化的典範。宗教力量的減退的論調被許多學者批評為過份誇大其詞。英國是被公認為世俗化的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但European Value System Survey (Abrams et al., 1985) 指出該社會的人民依然有極強信念相信神的存在，並且對道德標準有高度共識。Weber and Tonnies 亦指出宗教會為適應社會而作調整（例如因應主流文化而作制度上的修改，或給予個人更大自由度去建構自己的價值系統）卻不是被排擠或被推入博物館。而西方國家流行的政教合一更顯示出舊文化持續地對社會的深層影響；而並非如作者所說「不再與現代人的生活作多面的重疊和影向」。若作者認為現代社會中只存有舊文化的碎片的話，這些碎片的數量也許跟所有原整的事物的數量一樣多。

　　新文化的出現亦同時是舊文化的退隱。傳統文化再不是可以隨意被解讀及翻用的「思想源頭」。舊存的文化密碼成為神秘、深不可測及不可預計的古怪訊號，亦是被科學家攻擊為不準確、無憑據的迷信、落伍集俗觀念。傳統的文化就像是被收藏起來，隱蔽了的一顆明珠，明珠若被收在黑盒內，盒子若打不開，看的人也無從估計內裡乾坤。另一方面，文化的理解及其所包含的思想並不是憑著「感官經驗」便能收取及消化的「物資」。觀看者若不已是受過長期的語言訓練，並已掌握到觀看圖像時正確的「形容詞」，那他根本就無從理解那擺放在他面前的是什麼東西。

　　作者又再指出舊文化是分離或割裂於現代社會、甚至現代人已難以理解舊文化。當然總有一些傳統文化是難以理解的，但卻絕不能以偏概全地把傳統文化說成是神秘、深不可測及不可預計的古怪訊號。而作者在文章的另一處卻認同及引述 Habermas對傳統哲學及一些的看法：「這些『文化革命』到頭來只是更加肯定了舊有文化的深層價值、修養和深度。」…「換言之，新文化其實不是完全獨立於舊有文化而存在。」這正是自相矛盾。此外作者認為因為「思想並不是憑著感官經驗便能收取及消化的物資」，所以觀看者便須受過長期的語言訓練及掌握技巧才能有文化的理解，否則根本就無從理解。這正是錯誤地使用二分的思考方式所產生的謬誤。即使「思想並不是憑著感官經驗便能收取及消化的物資」卻不就表示必須經長期訓練才能理解。有不同種類和不同層次的文化思想存在著，並非全都要受過長期訓練才能理解。而理解亦有程度之分，絕非只有「理解」或「無法理解」兩種可能性。

　　現代文化身份的割裂，可見於政權的領導人怎樣處理自身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在中國，竟可以曾經出現「文化大革命」這場暴劫。就是因為政權可以割裂及獨立於舊文化去建立內部一套體系，而就是運用這體系去策動出襲擊行動，對文化思想刻意破壞和批鬥。

　　王博士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政權可以割裂及獨立於舊文化去建立內部一套體系，而就是運用這體系去策動出襲擊行動，對文化思想刻意破壞和批鬥」。這解釋可被批評為無意義或無聊；因為她把對文化大革命下的定義寫成原因，而該定義並不包含文化大革命以外的任何相關的有因果關係的歷史因素。類似的例子是，要解答為什麼水會在沸點時變成蒸汽，卻提出如此答案：因為那是水會從液態變成氣態的溫度。

　　近代中國，自引入「馬克思」主義自變為「共產國家」後，在各方面對西方勢力時，還未能清楚的顯示「現代中國」文化身份究竟是什麼含意。中國人對西方抱有敵意及懷疑態度，這是可以理解。但世界勢力二分為資本主義陣形對抗共產主義，這個對抗圖版，又是由誰設計出來的﹖中國被轉為共產國家，又按照歐美的經濟政治程式稱呼自己為落後的「第三世界」，國民都按著這「第三世界」的稱號，去演繹自己的生活以及行為表現，放棄對故有文化的依靠和信任，追逐另一種身份。這種種現像，被當代中國小說作家張賢亮嘲諷為一種希望轉換「先祖」的心態——意思是指現今中國人希望尋找歐美新文化，以新的科學，經濟文化作為「新的權威」以替代舊有的「古董祖宗」以為跟從。

　　作者在此段的第一句指出中國自變為共產國家，卻在第三句寫中國是被轉為共產國家；這般明顯的自相矛盾的例子實在罕見。此外作者在第二句提問該世界勢力二分的對抗的概念由誰設計。「設計」一詞表示一種有目的有企圖的構想或行動；而1) 已有無數學者指出使用二分的概念是人類思考或語言的普遍傾向（如 Saussure及Durkheim），所以該概念並不必須由任何人設計。2)作者並沒有提出任何理據支持這種陰謀論的猜測。

　　此外作者指出「中國國民放棄對故有文化的依靠和信任，追逐另一種身份」的原因是被標籤為「第三世界」的國民。這論點有三個荒謬之處。1) 依文中的意思，歐美國家是判斷當時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而稱她為「第三世界」國家。所以若中國國民「按著」「第三世界的國民」的稱號去演繹自己的生活以及行為表現，他們應該不會作任何改變才對。而若中國國民放棄對故有文化的依靠和信任及追逐另一種身份，即不甘心於作為「第三世界的國民」；則他們不是「按著」「第三世界的國民」的稱號去演繹自己的生活以及行為表現。正如某曾入獄者按著「罪犯」的稱號去生活，則會是繼續犯罪，不作善舉。若他做各種善事在追逐另一種身份，便不可稱為「按著」「罪犯」的稱號去生活。2) 作者對被標籤以致改變生活的推斷只是瞎猜而無實質證據。3) 即使國民被標籤以致改變生活，作者的描述亦是過份普遍化和過份強調中國人的一體化；忽視有不同層面的中國人、忽視農村人與城市人之差別、忽視他們因此會對訊息有不同理解和反應。

　　研究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的學者 (如Rom Harre)已不斷指出科學知識只是生活知識的一種伸延﹐而科學更是和歐洲文化適適相關。這些學者更且指出「科學」這名詞已成一種社會標誌，凡是濫用這標誌的人，都能為自己的理論和動議提高說服力和權威地位 (respectability)，亦即是說，任何團體只須能為自己打上這記號，又同時令對方站在「不客觀」、「非科學」的位置上，那這集團就會立時成為「真理」的發言人，同時奪去對方發言的權利以及將對方所講的一切說話表情審核為對知識錯誤的掌握。我在這裡就是想提出中國現時的局面是因為失去了對知識的掌握權利後而產生的，誤以為已有的文化並不能作為知識的代表，以為中國人的「世界觀」及「人觀」是非客觀的亦因此是「錯」的。當然，中國人千古以來是十分注重和主張要有「正確」和「對」的行為表現。正正就是因為中國人害怕犯錯，所以現在要追求新的權威，糾正自己在「文化上的錯誤」，重新學習自稱為落後民族，學習怎樣在生活上處處表現落後。就是因為新的權威替人民安排了一種新的「自我了解」、「身份」和語言遊戲。

　　此段更清晰可見作者過份強調語言或標籤的影響力而忽視被標籤者的意志和反應。如作者所言，是否只要我為自己打上「科學」的名號，又同時標籤王博士的文章為「非科學」的討論，於是王博士的文章便會被審核為錯誤的知識，而王博士亦因此便被奪去發言的權利呢？王博士真的因此不可能發出反對的聲音嗎？也許王博士真的因此便以為自己被奪去發言的權利，但假如其他人被標籤，相信卻極可能會有其判斷和反駁。

　　正常來說，人在平和的心理狀態下是沒有什麼原因推動他競逐科技發展的。但是，假若科學及科技的運用是被安排在推動經濟生產上，用在表現政治實力上，更用在軍械原子彈的殺傷力上，這種種牽連，很容易就會造成一批「資本家」，「政治家」，「軍事家」，因為想達到世界霸權的野心，透過種種大小不同的社會政策，以至國民教育和政治安排，推動及引領國民集體盲目跟從及追奉科技發展。這種集體式的心理支配，在歷史上各文化都已產生了各自的悲劇 (如Fascism， Nazism， Anti-semitism，Communism)。而在中國這個強調集體社群心理主義的文化，危機就更大。

　　作者認為人在平和的心境下並沒有競逐科技發展的動力。若平和的心理狀態是指沒有任何動機或理想的心理狀態，則該句子犯上循環論證的謬誤。正如解釋光頭是由於沒有頭髮一樣；這種解釋對了解因果關係並無任何實質意義。若平和的心理狀態並非指沒有任何動機或理想的心理狀態，則：1)「平和」的一詞的意思實在使人迷惑；存有那些的動機或理想才是「不平和」的心理狀態呢？ 2) 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所有在平和的心理狀態下的可能動機都不會成為競逐科技發展的動力。作者忽略許多引發個人在平和的心境下|去競逐科技發展的動力的內在因素。例如某人期望自己能跟家人平穩地生活，這大概算是「平和」的心理狀態吧。但是另一方面他可能認為必須有大量的金錢作儲備才能夠平穩地生活，於是很努力地賺錢並顯得很貪婪。作為工廠的老闆，他後來更不斷引進更高的科技以增強競爭力及增加利潤。這就變成競逐科技發展了。而究竟第一句中的「正常來說」是什麼意思呢？不正常來說，人就會在平和的心理狀態下競逐科技發展嗎？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上述的例子並不特殊或罕見，但若作者認為這就是「不正常來說」的特例，則作者是以一種罕見的方式使用「正常」一詞，這是很不正常的。

　　依照文意，作者認為「科學及科技的運用是被安排在推動經濟生產上，用在表現政治實力上，更用在軍械原子彈的殺傷力上」是人競逐科技發展的原因。就是這原因使資本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為著他們的目的去競逐科技發展。然而為什麼科學及科技的運用會被安排在這些經濟、政治或用軍事方面呢？作者並沒有提及。作者提及「經濟」、「政治」及「軍事」似乎對應於「資本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作者可能認為「科學及科技的運用會被安排在這些經濟、政治或用軍事方面」是因為「資本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為著他們的目的去競逐科技發展」。如果這樣的話，這是一個自足的循環的解釋；但作者卻沒有解釋這自足的循環的由來或任何成因，難道這循環自天地初開巳存在？

　　作者又以數個有強調集體社群主義的文化作類比，而歸納出中國產生「悲劇」的可能性。然而這歸納論證並不有力。可以說，這歸納論證旨在指出因為兩個類別很相似，所以其中一個類別有的特點，另一個類別也很可能有同樣的特點。但是那些文化都各自有不同的決定性的特質，而那些文化更多的特質是與中國文化有極大差異（例如政體、經濟體系及狀況和歷史背景等），而作者也在文章中另一處指出中國人不喜戰爭，這與歐美文化極不相同（這亦是自相矛盾之處），見頁449：「在這裹我絕不是說中國人不喜惡斗，但是情況若和西歐洲相比實相差太遠」。「我是想指出中國民族並不是一個戰爭文化」；因此那些文化會產生「悲劇」並不表示中國也很可能產生「悲劇」，更不表示危機會更大。

　　參加世界貿易運作的各國民，如果他們都經過「自由選擇」，自動參加這全球游戲的，那麼在游戲場上各方面的盈虧，利益債務和國民身份地位高低上的歧差，如此種種都不能偏向怪責經濟帝國，推卸責任在西方國家。畢竟，西方政權和經濟市場是下了一番工夫和思想，多年積極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語言文化作一番宣傳，多次運用廣告技巧包裝方法、詞令和外交協商，才引致今日的局面。但是否各貿易科技夥伴都明白了解本身位置和願意接受或承受游戲的後果﹖我會從五方面分析這問題。

　　王博士的討論果然是如她所說的到題即止。她從五方面分析「各貿易科技夥伴是否都明白了解本身位置和願意接受或承受遊戲的後果」這問題，卻真的只是提供分析而不提出答案。也許她認為這問題的答案也是：只能納入「天問」那一行列中，不須再去等待那不會提供「答案」的「歷史」去發生聽不到的啞音（相信大家都能從內容上分辨，前面的一句在冒號後的部份是引自黃博士的文章吧）。該分析的目的是指出「經濟帝國」的責任；假如作者認為並不可能分析出結果，則該討論對於作者的意圖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見上文，作者指出如果參加世界貿易運作的各國民都經過「自由選擇」便不能把責任歸咎於西方國家。但她並沒有說明「自由選擇」的意思；而廣義上世界各國在多方面都是互相影響又是互相約束的；況且根本不應以二分的概念去理解「自由」；而如果西方國家並沒有奪取參加世界貿易運作的各國民的所有的「自由」，在什麼程度和意義下他們能把責任歸咎於西方國家？看來王博士又把該定義和有關的問題納入「天問」那一行列中了。而她也沒有指出為什麼因為「西方政權和經濟市場是下了一番工夫和思想，多年積極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語言文化作一番宣傳，多次運用廣告技巧包裝方法、詞令和外交協商」則如果「他們都經過自由選擇」便「如此種種都不能偏向怪責經濟帝國，推卸責任在西方國家」。如果參加世界貿易運作的各國民都經過「自由選擇」，則自己有相當責任，於是可以被理解為「不能偏向怪責經濟帝國」；但西方政權的努力經營又有何相干？難道有人窮一生精力想出一個騙財大計，於是他欺騙別人的行為的責任便因此減少？只要惹人同情，責任便因此減少；看來作者對責任的理解實在異乎尋常。

　　此外，她亦沒有說明「各貿易科技夥伴是否都明白了解本身位置和願意接受或承受遊戲的後果」這事情跟各貿易科技夥伴的「自由選擇」權或西方國家的責任之間的關係；所以她的分析的目的又只能納入「天問」那一行列中了。而如果王博士認為只因為 (a)各貿易科技夥伴都不了解本身位置和願意接受或承受遊戲的後果和 (b)西方國家奪取了某些意思和名號的解釋權，所以參加世界貿易運作的各國民便不是「自由選擇」，於是他們便能把責任歸咎於西方國家；則可被批評為：1)沒有證明 (a)；2)沒有證明「了解本身位置」、「遊戲的後果」和「擁有意思和名號的解釋權」對參加世界貿易運作的貿易的各國民的重要性；3)忽視「了解本身位置」、「遊戲的後果」和「西方國家擁有意思和名號的解釋權」三者以外的因素，例如經濟利益的考慮和政治勢力等因素；而這些被忽視的因素更可說是決定性的。

　　當歐美現已進入「後工業」時期；發展中國家若因為要爭取國際地位而盲目的膨漲國內工業發展，這趨勢只會令自然生態環境加速死亡。假若全球各國皆變了工業國，那時恐怕連水源安全問題都不可以解決。

　　上段涉及運用假設的荒誕之處。在討論有關社會實質問題上，假設須合乎常理才有價值。作者假設若全球各國皆變了工業國便會如何如何；然而在前一句才提及到歐美國家現已進入「後工業」時期，難道作者認為歐美國家可能退回工業時期？若是不可能，則這假設是無意義。若作者認為是可能的話，則該假設是與文章中的另一處矛盾。作者竟在文章中的別處指出：「任何學者都會明白社會轉變是長時間蘊釀的後果。一旦轉變出現誰也不能將時間倒回。」（見頁 453）

　　此外，上述一句亦有其荒誕之處。1) 作者把「逆轉社會轉變」等同於「逆轉時間」；而在這意思下該句子對於文中的討論並無意義及等同廢話，相信不用作者指出大家在討論社會現象時都假設不會可能逆轉時間。2) 作者在文章脈絡中欲說明體系上的改變，卻把逆轉體系的可能性等同於逆轉時間的可能性，所以在文中的「逆轉社會轉變」不應等同於「逆轉時間」。「逆轉時間」雖不可能，逆轉體系上的轉變卻是可能。例如俄羅斯在二十世紀初是實行民主及市場主導的政治及經濟體系，後來的蘇聯是實行共產主義及計劃經濟的政治及經濟體系，在蘇聯解體後又轉回是實行民主及市場主導的政治及經濟體系。

　　中國每當受到西方團體指責「人權」問題時，處處顯得退縮，支吾以對。為什麼不翻查本身文化資源，以界定西方這個抽像的「人權」觀念在中國思想哲學中，是怎樣運用以及定義——舉出例證、個案及史實、故事，運用中國例子已解釋詞句的合理運用。

　　據句中意思，作者認為各國甚至各人對語言有不同理解，而在不同的理解間並不能比較其合理的程度；所以只要中國有中國式的對人權的理解，西方團體有他們自己對人權的理解，文化間的沖突便會解決。然而究竟為何單方面設立一套自己的語言系統竟便能解決雙方面的矛盾？這實在令人費解。實際上，沖突的發生也可能是出於不同意對方的定義。難道王博士認為只要有人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和一些例子去界定自己對「死亡」的定義，又對別人公佈他的理解，他便可以隨意殺人而完全不會受到非議或阻礙嗎？

　　保存中國文化不單是中國的利益及責任，更是全球各大文化都希望達到的理想。全球文化是多元化體系不是一元單位。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想生存，都要保護維持這繁雜的復式體系。因此，中國人其實須要採取主體式的「文化價值」肯定態度(affirmative action)。認定本身的思想體系;一方面懂得用自己的語言思想(Grammar)表達中國的「世界觀」及「人觀」，另一方面改善外交辭令懂得向西方國家提出要求、建議，甚至是指出對方在國際合作上的政策失誤。中國要改善這各方面的表現就必須要培養思想人才，尊重知識。設立多方面的智囊團，組織新的知識力量以制訂新方案，面對未來的挑戰及轉變。

　　這是作者在文章結論中的一段，犯上兩方面的問題。1) 如前面所指，作者依然犯上同樣謬誤；認為只要單方面設立一套自己的語言便能解決雙方面的矛盾。2) 意思空泛；作者的建議因此幾乎全無意義。作者並沒有提及怎樣才算是懂得用自己的語言思想表達中國的「世界觀」及「人觀」。而怎樣才算是「改善外交辭」呢？要培養什麼樣的「思想人才」呢？如何才算是「尊重知識」呢？「設立多方面的智囊團」是指設立那些方面的智囊團呢？知識的類別可以無限量的畫分，難道作者認為要設立無限多方面的智囊團嗎？又要如何「制訂新方案」和如何「組織新的知識力量」呢？

總　結

　　本文合共節錄王嘉娜博士的文章——「文化身份之變遷，重整，錯失中國、香港﹕歷史進程中的誤引及對未來的展望」全文中四分之一的部份。那些在本文引自王博士的文章中的文字，全部未被作任何修改。那些文字中的可能的許多錯字及文法上的錯誤亦為原文所有。對本文或王博士的文章有興趣者，可參看王嘉娜，（1998）「文化身份之變遷，重整，錯失中國、香港﹕歷史進程中的誤引及對未來的展望」，陳浩文（編）「價值與社會」第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全文完)

(編者案：本文首刊於「香港人文哲學會」會刊〈人文月刊〉一九九九年三月號。)

參考書目：

1. 王嘉娜，（1998）「文化身份之變遷，重整，錯失中國、香港﹕歷史進程中的誤引及對未來的展望」，陳浩文（編）「價值與社會」第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 Abrams, M., Gerard, D. and Timms, N. (eds) (1985) Values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In Thompson, K. (1995) ‘Religion, value and ideology’,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of Modernity, The Open University, Polity Press.
3. Thompson, K. (1995) ‘Religion, value and ideology’,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of Modernity, The Open University, Pol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