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顏淵篇第十二》有這樣的記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在這段記載裡,我們知道孔子對於弟子顏淵有關「仁」的發問,第一句回答就是「克己復禮為仁」。何謂「克己」呢?何謂「克己復禮」呢?幾千年來,研究《論語》的學者不可勝數,如果要列舉出這麼多學者對「克己復禮」的解說,恐怕並不可能,而且浪費精力。也許,比較不浪費精力的做法,是參巧歷史上被公認的重要學者對「克己復禮」的解說(例如參考朱子的解釋),並在《論語》本文尋找相關的補充說明資料,與及對相關的概念如「克」、「禮」溯源考查,以輔助理解。
在九一年十二月的《二十一世紀》,何炳棣教授登了一篇文章,題名為〈「克己復禮」真詮
- - 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以下簡稱為「資料一」)。這篇文章主要是藉著檢討杜維明教授有關「克己復禮」的解說,嘗試對「克己復禮」提出真正的解釋,並同時指責當代新儒家治學缺乏嚴謹和「離譜」。1同期的《二十一世紀》亦登了杜教授的〈從既驚訝又榮幸到迷惑而費解
- - 寫在敬答何炳棣教授之前〉(以下簡稱為「資料二」,算是杜維明教授對何教授的初步回應。
九二年二月的《二十一世紀》,劉述先教授寫了一篇〈從方法論的角度論何炳棣教授對「克己復禮」的解釋〉(以下簡稱為「資料三」)。四月,何教授寫了一篇〈答劉述先教授
- - 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簡稱為「資料四」)。到了六月,劉教授回應了何教授的批評,而寫出〈再談「克己復禮真詮」
- - 答何炳棣教授〉(簡稱「資料六」)。
九二年八月的《二十一世紀》,孫國棟教授寫了〈「克己復禮為仁」爭論平議〉(簡稱「資料七」),這篇文章是嘗試檢討爭論,而十月的《二十一世紀》何教授則寫了一篇〈答孫國棟教授「克己復禮為仁」爭論平議〉)(簡稱「資料八」)。到了九三年六月的《二十一世紀》,孫教授回應何教授而發表〈再答何炳棣教授〉(簡稱「資料九」)。至此,有關的討論才告一段落,為清楚起見,我們將資料詳列如下:
資料一:何炳棣〈「克己復禮」真詮 - -
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
資料二:杜維明〈從既驚訝又榮幸到迷惑而費解 - -
寫在敬答何炳棣教授之前〉
資料三:劉述先〈從方法論的角度論何炳棣教授對「克己復禮」的解釋〉
資料四:何炳棣〈答劉教授 - - 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
資料五:劉述先〈再談「克己復禮真詮」 - -
答何炳棣教授〉
資料六:何炳棣〈原禮〉
資料七:孫國棟〈「克己復禮為仁」爭論平議〉
資料八:何炳棣〈答孫國棟教授〈「克己復禮為仁」爭論平議〉〉
資料九:孫國棟〈敬答何炳棣教授〉
這篇論文寫作,是簡述及批判這次論爭中有關「克己復禮」這概念所引起的各執己見的問題。至於牽涉及派系攻擊以至人身攻擊的論斷,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
一、「克己」的解釋
何教授在資料一對杜教授之「克己復禮」的說明,進行猛烈的批評。簡單來說,何教授認為「克己復禮」中的「克」字,意思是指克制,整句的意思是克制自己種種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並使自己恪守「禮」以達到「仁」。他不滿杜教授把「修身」等同於「克己」。
何教授認為,修身和修養雖有消極壓抑和積極發展兩方面,然而此「修身」或「修養」在中英文裡的主要意涵是傾向積極方面的,意思即是表示出如何把自己的文化知識、良知、品德、操守、行為、求真、求美、風度、情操等等,通過不斷的學習、實踐、反思,逐步提升到「君子」、「聖人」、或「自我完成」的境界。何教授之所以不認為「克己」可等同「修身」,是基於兩個理由:
(一)何教授認為,最原始最狹義的禮是宗教祭祀的儀節,比孔子至少要早三、四千年,即使包羅萬象最廣義的禮制,從西周開國至孔子也差不多五百年,惟其由於孔子以維護西周禮制為一生重要使命,更由於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趨勢日益顯著,孔子才大聲疾呼要恢復西周的禮制。孔子成年以後,以禮制專家的身份入仕教學,逐步完成他的「仁」的學說,目的正是以仁說把禮制全部合理化、意識型態化。從歷史發展程序看,如果把禮的主要約制面完全不顧,從「修身」方面推到「自我完成」之後,才使仁和禮取得統一,這個申論肯定是錯的。2
(二)何教授徵引《左傳》昭公十二年有關楚靈王與及孔子的評論,作了一個說明:楚靈王因耽於享樂,終於使國事敗壞,更有叛亂事件發生,最後靈王自縊身亡。事件報導後有一段孔子的說話: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根據以上的說話,何教授認為,孔子對「克己」的看法只可能是字面的、常識的「克制自己」的種種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決無解釋為「修身」及其延伸之理。3
以上為何教授不認為「克己」等同「修身」的兩個理由。以下試評論之。
首先應該弄清楚的是,為了釐清討論的焦點,我們應該設定即使「克己」等同「修身」,也不是說「克己」就能推到「自我完成」,為了方便,我們宜把它分為兩個層面。(即是說,我們暫時不承認「修身」連帶了所謂「自我完成」。)事實上,「克己」除了一般人常解的約束、抑制義,亦有學者從近於「修養」這偏向內在積極的層面來解說「克己」。錢穆先生曾解:「或又說:克己猶言任己,謂由己身肩任。」4因此,把「克己」解為近於「修養」的意思,恐怕杜教授並非第一人。現在回到對那兩個理由的批評上。何教授提出的第一個理由,似乎並不對題。因為無論禮在孔子幾千年前已經出現,孔子是懷著什麼使命感而作過何種貢獻,這些史實的尋溯和分析,並沒有支持或反對「克己」等同「修身」。而第二個理由則尚有說服力,因為楚靈王是耽於逸樂而導致悲劇,孔子引古志說「克己復禮,仁也。」這處把「克己」解為約束自己以對應楚靈王縱慾貪樂,是顯得比較合理。如果此處解為「修養」,此句話的意思就變得非常生硬和不合理。
然而,由這個理由而認為「克己」純粹是抑制性的,則並不得到充份支持。如果這個分析是正確,則杜維明教授(根據何教授所述的)只把「克己」等同於「修身」而缺克制性,固然不足;然而說「克己」就必定是「克制自己」,也難以說服別人。何教授如參考錢先生的見解5也許會有助說服「克己」為約束、抑制義。回看孔子和顏淵的對話,顏淵問其目,孔子說出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這明顯地表達了約束之意,如解作修養之意,則不大妥當。
對於何教授的指責,杜教授在資料二作了初步的回應。杜教授聲稱並不反對「克己」的真詮應是「克制自己」種種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但他擔心「克己」會被理解成宗教意義上的「禁慾主義」,故他特別指出:
「克己」這個概念在英文中可被譯為〝to conquer oneself〞,但這個英文片語的特殊含意容易引起誤解。因為孔子這一觀念不是指人應竭力消滅自己的物慾,反之,它意味著人應在倫理道德的脈絡內使慾望獲得滿足。事實上「克己」這個概念與修身的概念密切相接,它們在實踐上是等同的。(〈「仁」與「禮」之間的創造緊張性〉)6
其實若把「克己」的概念和「禁慾主義」的概念清楚交待,那麼,「克己」是抑或不是「禁慾主義」便一目了然,杜教授為此也不用擔心的。然而,杜教授一方面不反對「克己」的解釋是克制自己的種種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一方面又引自己的著作,指出「克己」不是意指人應竭力消滅自己的物慾,而是意味著人應在倫理道德的脈絡內使慾望獲得滿足;究竟杜教授所不反對的和他自己指出的有什麼分別呢?為方便說明,現將它寫成兩項:
1.克制自己種種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
2.應在倫理道德的脈絡內使慾望獲得滿足,而不是竭力消滅自己的物慾。
這兩項的說明有以下的分別:首先,1項所指涉的慾望是種種僭越無禮的慾望,而2項所指的慾望則沒有劃定範圍,而物慾所指亦並非清楚。其次,1項是說克制慾望,而2項是說在某脈絡內使慾望滿足,由於2項的慾望沒有清楚的劃定範圍,因此2項說得似乎很圓滿,可是實際上它的表達意思很隱晦。我們或者可以代入例子說明:
(1)克制自己僭越規矩、僭越秩序的盜竊慾望。
(2)在倫理道德的脈絡內使盜竊慾望獲得滿足。
又或者代入其他的例子:
(1) 克制自己僭越規矩,僭越秩序的濫用暴力的慾望。
(2)在倫理道德的脈絡內使濫用暴力的慾望獲得滿足。
從例子的代入,可見1項的說明是意思清楚的,但是2項的說明則曲折隱晦,什麼是在倫理道德的脈絡內使盜竊慾望、使濫用暴力的慾望獲得滿足呢?這表達的方式很不清楚。如果以一堆不清楚的話作為基礎,然後說「事實上『克己』這個概念與修身的概念密切相接,它們在實踐上是等同的。」這樣,修身這概念到底和克己這概念有那一種密切相接呢?恐怕這並沒有清楚地被說明;而對於杜教授認為把「克己」和「修身」聯繫起來甚至等同起來這普通常識,於別人並無說服能力。
對於「克己」的問題,劉教授在資料四亦發表了他自己的意見。他認為「克己」的「克」字解作克制或克服,是無爭議的。7但他認同杜教授的見解,認為把「克己」譯作〝to
conquer oneself〞是會過份突顯了負面禁慾的一面,而不免引起誤解,故必須與修身連繫,講出積極的涵義,才符合孔子的原義。所謂積極的涵義,是指「仁心」,這仁心可以自發積極的修身,因此,他認為禮的修養工夫是要由克制做起,但此消彼長,故此作消極的克己工夫在同時也是在作積極的修身工夫。
而且的確孔子學說其中一個最偉大之處,是指點出人有道德自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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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如果忽略了仁心,我們難以說明為己之學的可能,為何孔子會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所以,說孔子學說是不否認積極的修身工夫,這是可以接受的。不過,我們的討論應把問題的焦點搬回「克己復禮」這句的「克己」上。劉教授對仁心的說明,並沒有支持到「修身」可以等同「克己復禮」中的「克己」,亦即沒有補充克制義的「克己」有何不足。換句話說,仁心的說明對「克己」應釋為「克制自己」抑或是「修身」,並沒有直接相干。「克己復禮」中的「克己」,劉教授自己也得承認是解作克制或克服義。
總括來說,「克己復禮」的「克己」如解作「克制自己」,是較解作「修身」為恰當。不過,認為「克己」純是抑制性,何教授所提出的理由也不能支持之。
二、禮的解釋
何教授認為,由於孔子以維護西周禮制為一生重要使命,更由於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趨勢日行顯著,孔子才大聲疾呼要恢復西周之禮制8;而在「克己復禮為仁」一句中,「禮」就是西周之禮9。他從《左傳》的明載指出,孔子曾在少年時就楚靈王的悲劇而說「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何教授這樣說:
這句話是孔子自己佚的「古志」中徵引的,這部佚書比孔子古,佚書句中所希望能「復」的「禮」當然是比這部佚書更古。就年代言,西周之亡,下距春秋紀事開端僅四十九年,距孔子誕生僅二百二十年,難道那古佚書作者所希望能恢復的禮還不會早到西周時期嗎?10
在資料六 (即<原禮>一文),何教授闡釋「禮」在原始時期至春秋時期的發展變化和特徵,指出孔子身處之春秋中晚期,一方面西周所立封建宗法社會如不盡力設法挽救,勢必崩潰;另一方面卻又反映在晉楚均勢末期「尊王攘夷」口號尚未完全喪失現實意義,廣泛的「復禮」運動可能還有挽救或延長「舊制度」生命的希望;孔子由於強烈的使命感,把禮的發展提升到理論化、意識型態化的層面。11基於這個信念,何教授認為孔子所企圖恢復的是西周禮制,而「克己復禮」之「禮」便是西周之禮。
劉教授在資料三的第四部份表示對何教授之意見的強烈不滿。他認為何教授對禮的起源和演變的解釋,並沒有對「克己復禮」這一章的涵義有幫助﹐沒法把「復禮」解作恢復西周的禮制。12然而劉教授沒有對這個主張繼續申論下去,而用更多的篇幅講述禮的內在根源。事實上,「內在根源」只是個補充說明,並非對應問題焦點的批評。筆者同意劉教授認為何教授沒法把「復禮」解作恢復西周的禮制,但認為,我們可以對應何教授所提出的理由作更深入的批評。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何教授所指的「西周禮制」所指的是甚麼。在資料六中,他心目中的西周禮制,是指制度層面的禮制。13這個與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緊密聯繫的禮制,便是何教授認為「克己復禮」所要復的禮。但是「禮」其實亦可以簡單地指涉日常生活禮儀與及其他禮節程序。即使古志有一句「克己復禮」,而我們有理由認為古志著者不會早過西周時期,我們都沒有明顯證據,認為這句話所指的禮一定是和宗法及封建制度緊密聯繫的禮制,而不是生活禮節。
其次,何教授雖然合理地說明孔子把禮發展提升到理論化、意識型態化的層面,但孔子所欲恢復的禮是否原封不動是周公的禮制?筆者傾向認為,孔子對西周禮制的認同極有可能是經過斟酌的。在將禮制理論化的時候,孔子亦將禮的某一層次的內容作出補充或修改。這導致西周周公的禮制和孔子的理論化後的禮制有些微不相同。這個觀點可以藉孫教授在資料七,以「有教無類」作批評來嘗試闡釋。孫教授認為西周社會在宗法、封建、禮制的支配下,社會階級被嚴格劃分,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然而到了孔子時,他的三千弟子既非統治階級,弟子之間更無貴族平民之分。其「有教無類」的精神,突破社會的階級,在他的觀念中,禮是人人行為的重要規範之一,決不為貴族階級、統治階級所專利。孫教授說:「何教授既肯定孔子『有教無類』,卻引匡先生這番話來詮釋孔子論禮思想,豈非自相抵觸?」14
何教授在資料八並沒有回應這項批評。事實上,何教授若一定要堅持「克己復禮」裡的禮是西周禮制,一則並沒有很強的理由支持,二則對孔子學說的說明並不免有抵觸之處。筆者認為,無可否認孔子是針對其身處時代社會秩序面臨崩潰的危機,而提倡恢復周禮,但他在這套秩序倫理化、意識型態化時,他同時給周禮注入了一些新的內容——孔子反省秩序之背後有一理據或成立之根據,此便是人的道德自覺,即「仁」。
孔子尋繹周禮這種人文精神,並自成一家之言。有時孔子對「仁」的一家之言反過來會影響他想要恢復的周禮的內容,例如<八佾>中,「林放問禮之本。子日:『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人而不仁,如禮何?」孔子重視人的自覺和德行,因此就教育而言,是沒有差別如貴賤貧富之分類,亦因而他主張「有教無類」﹐其弟子富如冉有、子貢,貧如顏淵,孟懿子為魯之貴族,子路為卞之野人。就這一點而論,孔子想要恢復的周禮,確是有不像的地方。
如前所說,孔子在將禮制理論化時,亦將其內容補充或修改,如果要堅持說孔子要復的禮一定是西周禮制,那麼連帶一定要說明清楚那「西周禮制」是從哪一個觀點、角度被恢復(例如,指明「西周禮制」是從重視人文精神表現這一個角度而被恢復)﹔僅僅堅持孔子恢復的是周禮是不夠清晰的,而主張「克己復禮」裡的「禮」一定是指與周公宗法、封建制堅密聯繫的制度,則亦是缺乏說服力的。
三、結語
以上就「克己」和「復禮」的解釋作一番釐清工作,指出了何教授將「克己」解作「克制自己」,是比杜教授解作「修身」來得合理,然而何教授如欲將「克己」釋為純抑制義,如前所論,他是沒有足夠的說服力;至於「復禮」若必定要指恢復西周禮制,何教授亦沒有能夠道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不過切磋論難是治學的樂事,最重要的是能對問題反省得周全和深入,就純粹學術層面來說,得失實在不必在意。
是次爭論所涉及的學術討論當然不只「克己」和「復禮」這兩個概念,不過就筆者所讀到的,這次爭論過程中,有些紛爭因為對方給出合理的說明而消解,例如孫教授指出「禮後乎」不是何教授所指禮出現時代的先後,而是指表現於行為上層次的先後,何教授終於也同意此說法,並說:「從非歷史、純抽象的哲學理論來看,我現在承認禮的從屬地位,並坦白承認當初對杜說的評論有欠公允。」15對那已消解的紛爭,恕不錄在本文範圍之內。就取材來說,本文討論的對象是那些各執己見而一時不分高下的論題。
最後想略談何教授批評新儒家的策略。雖然本文並不包括討論派系攻擊以至人身攻擊,但鑑於何教授在幾篇文章裡都對新儒家不無微言,這些文章的寫作動機極有可能是基於對新儒家的不滿而作的反動,因此這裡宜略為交代和檢討何教授的批評策略。
現今學術界都肯定杜維明教授為當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如果只是就「克己復禮為仁」這一句說話的解釋來批評杜教授之見解,那麼這個批評還算合理。但何教授的文章似乎是想以這為一個代表性的例子,來對整個新儒家陣營、又或是「那位與杜類似、置歷史真實不顧的新儒家」16作出發難,並曾引出陳寅恪和梁啟超的話來映射新儒家治學的離譜。由於這個鮮明的派系攻擊,何教授遂引來不必關於學問切磋的糾纏。筆者個人認為,何教授如果真的想剔除新儒家(如果是真正存在的)治學流弊,單指出「克己復禮為仁」這一句的解釋有問題實在是非常不足夠。
新儒家作為一個哲學的運動,發展近一個世紀,涉及的人已薪火相傳了幾代;它的確是針對到某一危機而興起來嘗試解決,其涉臘的學問範圍古今中外都有,非常廣大,若要指出它有流弊而不流於謾罵,必須就著某一個項目而提出針對該項目的合理指證。何教授引陳氏和梁氏的話並不是論駁的理據,而只是想加強自己攻擊的氣勢。他幾篇文章都沒有為新儒家治學「離譜」的責難提出合理的、涉及面更相應更多的理據,故而引起杜維明教授和劉述先教授的極度不滿。筆者認為,何教授要麼就不要由「克己復禮」的批評對象由杜教授的一篇文章擴闊到整個新儒家陣營﹐要麼就提出更合理的理據,否則,何教授的論難可能會成為新儒家的反面教材和嘲笑對象而已。
《註 釋》
1 資料一,頁144。
2 資料一,頁141-142。
3 資料一,頁142-143。
4 錢穆《論語新解》(台北東大,1988),頁414。
5 同上。
6 資料二,頁150。
7 資料四,頁141。
8 資料一,頁142。
9 資料八,頁131。
10 資料四,頁152-153。
11 資料六,頁109。
12 資料三,頁145。
13 資料六,頁105-107。
14 資料七,頁140。
15 資料八,頁133。
16 資料 ,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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